前言：任何理论都是有局限的。只有门外汉才执着于理论的对错。理论的意义在于它的解释范围以及逻辑的合理性，甚至提供一种思考问题的新角度。我提出5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对象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与近现代欧洲。问题核心是：国家战略与国家地理位置是否存在关联以及何种关联。我采取的研究手段是求异法。人们会质疑：中欧之间差异过大，没有强大的“共同基础”。现实主义者设定国家具有一致性，追求自身的安全与生存。沃尔兹在无政府状态的排列原则下，强调单元“功能的同一性” 和能力分配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我只需关注体系中国家和极的数量与国家行为的关系，而不必关心中欧比较的地域、时间等差别。

一、同样是国家林立的、存在多元的权力中心的国际体系，为什么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有大国卷入的战争数量远远多于近现代欧洲？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与近现代欧洲的相同点：国家林立，同时形成了多个权力中心。

中国在春秋时期具有5极，在战国时期存在7个权力中心。春秋是“五霸”。战国是”七雄”。五霸有所争议，一说是:齐桓、晋文、秦穆、楚庄、宋文；另一说是：齐桓、晋文、楚庄、夫差、勾践。我以为春秋时期的五极是：晋、楚、齐、秦、吴/越。因为宋国无论从国家能力还是国际声望上均无建树。战国则无异议，七极为：秦、楚、韩、魏、燕、赵、齐。

欧洲在近现代一直活跃着5大或6大权力中心。欧洲在近代以来逐步形成，直至维也纳会议最终事实上确立了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俄国以及战败的法国为主导的欧洲格局。之后奥地利变成奥匈，普鲁士成为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统一的意大利加入大国行列。

在一个权力中心数量的稳定国际体系之中和一定时间内，国家数量越多，国家交往行为越频繁，国家间发生战争的次数越高。假设A、B国际体系中的权力中心数量相等，A国际体系的国家数量是n个，B国际体系的国家数量是（n+1）个，且战争占国家交往行为的比率是常数r。则：

A体系中，一国需要处理的国家双边关系数量是（n-1），体系中双边关系总量是n•（n-1）/2。A体系，国家战争数是n•（n-1）•r/2。

B体系中，一国需要处理的国家双边关系数量是n，体系中双边关系总量是n•（n+1）/2。国家战争数是n•（n+1）•r/2。

B体系比A体系多1个国家，双边关系数量增加n，国家战争数量增加n•r。那么，我们可以很自然的认为：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与近现代欧洲权力中心数量相似，国家数量相差不大，时段相差不大，所导致的战争数量相差不大。

但是，令人诧异的是：欧洲在1495年到1815年发生了89次有大国卷入其中的战争，而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却发生了256次有大国卷入的战争。 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较之于近代欧洲战争更为频繁？

二、同样是国家林立，存在多元的权力中心的国际体系，为什么中国在春秋战国之后成为大一统国家，而欧洲近现代以来却从未实现统一？为什么是秦国统一了中国？

为解释这一问题，我提出3条假说：

1.地缘影响国家能力，国家能力导致国家战略，国家战略的不同导致中国的统一以及欧洲的分裂。这需要处理地缘与国家能力、国家能力与国家战略、国家战略与体系格局之间的关系。

2.不能机械照搬国家能力导致国家战略。我们必须注意：国家战略是基于对国家能力的认识之上而制定的。认识与实际总是有偏差的，而这种偏差需要国家的成熟来弥补。

3.马丁•怀特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成熟可以形容为自愿限定目标”。 我将国家的成熟度定义为国家战略所表现出的主动克制的程度。基于此，我划分国家为：成熟国家、幼稚国家、衰老国家。成熟国家惯于培养一群激情而不冲动、克制而不保守、使用武力而不滥用武力的政治家。成熟国家总是能够正确把握国家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小心翼翼地制定国家战略。因此，我说成熟国家的基本意图是相对稳定的。而幼稚国家往往倾向于冒进，衰老国家往往倾向于保守。

成熟国家如何形成？大国最初追求的是全球霸权，因为全球霸权会使国家最安全。但是由于地理位置所导致能力有限，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最终追求并且满足于地区性霸权。一个国家由最初追求全球霸权到最终追求地区霸权，这体现大国主动克制自我。

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米尔斯海默对地缘与国家能力的关联性有精辟的论述。米氏认为：“巨大的水体极大地影响地面力量的投送能力” 。由于水体阻隔，陆地国家与岛屿国家意图相互攻击时很难发挥各自的优势，进攻能力被严重削弱。因此，国家凭借天然的水体屏障，具有超强的防御能力。但同时，岛屿国家的进攻能力也被巨大的水体所削弱。一言以蔽之，岛屿国家防御有余，而攻取不足。陆地国家由于没有巨大的水体阻隔，显得进攻有余而防御不足。

我尝试扩展米氏的理论。我以为由于地理的阻隔，诸如水体、山地等，国家能力就会变得防御有余，进攻不足。我们不妨将这类国家统称为“岛屿国家”。比如中国三国时期的蜀国，四面环山，形如孤岛。就是诸葛亮这样智识水平的战术家也无能为力。地理上没有诸如水体以及山地的阻隔，一马平川，国家能力就进攻有余而防御不足。我们不妨将这类国家统称为“陆地国家”。欧洲除了英国之外的权力中心基本是“陆地国家” （见图1）。春秋战国除了秦国，其他东方国家基本算“陆地国家” （见图2）。

图1 1815年欧洲地图 图2 春秋时期中国

对于国家能力与国家意图的关联，新现实主义者强调两者区别。他们认为能力相对稳定，而意图瞬息万变。在此基础上，武断地假设所有的意图均非善意，“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现实主义者总是对自身的能力表示质疑，对他国的意图表示怀疑。于是乎，为保证国家的安全与生存，极端的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应然也必然追求权力最大化，谋求世界霸权。

事实上，意图并非瞬息万变，而是有章可循。意图可以具有相对稳定性，并在某些程度上决定于对相对稳定的能力的判断。这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意图不妨称之为观念、原则甚至传统。比如近代欧洲国家一以贯之的“均势”战略。马丁•怀特认为“均势”有“五种或许七种含义”。他认为均势是状态、规律、原则等。但是马丁•怀特并没有说明这些含义出现的先后。均势是一种状态，这是一种描述性说法。均势是一种规律，这是一种归纳性说法。均势是一种原则，这是一种规范性说法。我以为，首先，均势作为一种状态，为人所认识。其次，“政治规律是对政治事件如何一再发生的概括” 。换言之，规律是对反复出现的状态的总结。均势作为一种规律，为人所总结。最后，均势作为一种原则，为人所遵循。英国的“光荣孤立”说明均势既是一种意图的表现，更是一种能力的体现。

二战的爆发告诉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国家是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运用“均势”策略。二战之后，英国再也不能操纵欧洲大陆的战争与和平，风头强劲的美国逐渐接替日薄西山的英国,并且“青出于蓝”成为世界的“离岸平衡手”。二战还告诉我们机械地照搬均势战略也是不足法的。一战之后，英国习惯性的选择了战胜国法国作为均势的对象，处处抑制法国，而扶持德国。实际上，名义上的战败国德国才是英国的心腹之患。

我们可以从地缘与国家能力、国家能力与国家战略的关系中可知:地缘导致“岛屿国家”进攻不足而防御有余，更具安全感；“陆地国家”进攻有余而防御不足，更易受威胁。成熟“岛屿国家”的国家战略倾向于维持现状，均势至上；成熟“陆地国家”的国家战略倾向于改变现状，优势至上。

图1与图2的区别在于欧洲具有英国这样的“岛屿国家”，而中国没有。在一个均势至上的国际体系比一个优势至上的国际体系更加分裂。这也解释了第一个问题。因为英国的均势战略使得欧洲倾向于维持现状，故而欧洲体系的战争数量远少于追求优势的春秋战国体系。

为什么是秦国而非某个东方国家统一了中国？谁是春秋战国体系中的“毛孩”？秦国是相对于东方的独立区域，“据崤函之地，拥雍州之固” 。因此，秦国具有“岛屿国家”——防御有余的特点。同时秦国与东方国家土地接壤，潼关之外，一马平川，具有“陆地国家”——进攻有余的特点。秦国兼具“岛屿国家”和“陆地国家”的优点，又摒除各自缺陷。当秦国实力弱小时，可以实施均势战略；当实力强大时，可以实施优势战略。那么，为什么陆地国家的潜在霸权企图联合其他陆地国家压制岛屿国家总是失败？就如拿破仑的法国企图联合欧洲大陆国家对英国实施封锁，但最终挫败，战国时期东方六国形成的多次对抗秦国的联盟，屡屡被分化瓦解。因为对于东方国家来说，来自秦国的威胁显然不如各自的邻国。

三、日本与英国同为岛国，为何日本国家战略并没有形成均势的思维，而是优势思维？

如果照搬假说1中地缘—能力—战略的逻辑链条，那么就无法解释日本、英国同为岛国，事实上却不能形成相同的战略。这就需要借助于假说2、假说3。

首先，日本是一个幼稚国家，没有均势传统。原因有二：其一，日本没有“均势”的前提，即权力中心的多元化。英国所面对的欧洲大陆是分裂的；而日本自统一以来面对的是一个始终至少在名义上是统一的中华帝国及其附属国。其二均势从一种状态，逐渐被总结为一种规律，最后被政治家奉为原则需要过程。

均势战略是成熟国家的战略。正如前述，均势作为一种状态从没在东亚存在过，更不论均势作为一种原则被日本政治家遵循。当均势的前提真正到来时，日本就体现出它战略意图上的幼稚性——并没有选择海洋国家的均势策略来应对，而是选择陆地国家的优势战略。

其次，国家对自身能力认识的误差。幼稚的日本无法理智地估计自身的能力。在赢得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一战之后，日本军部显然高估了作为一个海洋国家的进攻能力。

如果日本能够借鉴英国的“均势“战略并且能够熟稔其中规律，那么日本就不会被评价为缺乏战略思维。清王朝崩溃之后，中国事实上处于四分五裂之中。日本作为一个海洋国家，明智的策略是采取均势策略，使中国保持分裂状态并使分裂合法化和永久化，即中国不仅事实上分裂，而且名义上也分裂。而非为谋求一时优势地位，主动进攻中国。优势至上的后果是最终的优势的丧失和正常国家资格的被剥夺。

四、中美之间是零和博弈？

中国某些人的国际政治思维依然是偏执地认为“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要在物质和精神上奴役中华民族。这种零和博弈的论调是源于中国部分人错误认为美国实行的是优势战略。

美国之于整个欧亚大陆就好比英国之于欧洲大陆。就像英吉利彼岸的不列颠维持着欧洲大陆的权力分布均匀，美国作为大西洋彼岸的“岛国”维持着欧亚大陆的权力均与分布。就像英国阻止拿破仑的法国、亚历山大一世的俄国等统治全欧洲的企图，美国阻止威廉一世的第二帝国、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苏联等统治欧亚大陆的意愿。

美国战略仍然是充当欧亚大陆的“离岸平衡手“，维持着欧亚大陆的有利于美国的“均势”，而非全球霸权。正如米尔斯海默的观点，美国战略应当是维持美洲地区霸权，同时防止世界任何地方的其他国家成为潜在霸权。“只有当某地区出现一个本地区大国难以遏制的潜在霸权时……才会卷入大国的冲突。” 但我们发现，米氏眼中的美国敌人是难以遏制的潜在霸权，而非正在增长的地区大国。尽管，正在增长的地区大国往往有成为难以遏制的潜在霸权的潜质。换言之，美国不反对甚至有可能欢迎一个实力正在增长同时能够遏制其潜在霸权能力的地区大国。

切入到中美关系，美国不需要一个谋求改变亚太格局的潜在霸权国家，但需要一个维持亚太现有秩序的地区大国。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确保……中国崛起而在本地区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至妨碍东亚力量的三角平衡关系。” 从布氏的言辞中可以明白，美国并不反对中国的实力适度增长，但警惕中国实力增长以及由此引发东亚目前有利于美国的均势的破坏。这与中美之间零和博弈，鱼死网破是有差异的。因为后者认为强大的中国与美国无法共存，美国不允许中国实力有任何的增长。

因此，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不是一味胡萝卜，也非一味大棒，而是使用均势战略，迫使中国做出有利于地区安全与和平的妥协。对双方来说，至少有妥协的地区安全与和平比无谓的地区冲突会好的多。惟其如此，才能避免又一轮大国政治的悲剧的上演。至少就目前为止，美国并没有放弃与中国共存，同时限制中国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