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要点：
要帮助人类走出损人害己的野蛮或半野蛮，要使社会研究既科学又有用，世界各国人文社科知识分子首先要发现和超越自己的智力盲区！
如果世界各国人文社科知识分子的确具有本文所说的四大智力盲区，人们会说：在人类几大主要职业（政治、经济、自然科技与人文社会）中，人文社科知识分子是最无能、最失职的。
知识分子是为人类创造和传播知识为职业的唯一人群。当今人类最需要的知识是如何认识和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科学知识，虽然人文社科知识分子不一定能满足这一需要，至少应为此竭尽全力，但世界各国人文社科知识分子一直不知道如何为此竭尽全力。
人类目前认识社会的三种方式都存在致命缺陷。对人类和国家重大问题，如果各国人文社科知识分子能够超越旁观者、批判者、瞎忙者这些于事无补的角色，大家通力合作、共同创造认识社会和改革社会的新科学范式，就可能为人类最需要的知识竭尽全力。文章最后提出了克服这些智力盲区的具体建议。
本文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广义的知识分子，是以创造、传播和使用知识为谋生手段的所有人，或如《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所说：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本文所说的“人文社科知识分子”主要来自以下学科：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哲学、文学、心理学、宗教学和神学、历史学、经济学、企业管理、法学、教育学、新闻、大众传媒、……
人文社科知识分子智力盲区1：
一直不知道人类认识社会的三种方式都存在致命缺陷，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研究不过是“盲人摸象”，一直不知道如何竭尽全力为人类创造既科学又有用的知识，只是不断地生产支离破碎的、互相矛盾的、只有闲聊功能的无数文章和著作。
1、人类目前认识社会的三种方式都存在致命缺陷。
第一类社会研究用“独白”、“对话”或“讲故事”的方式来表达作者对社会的认识和主张。这类方法最古老，用这种方法生产的知识成果构成了人类知识的一个巨大系列，其一流作品可能是《论语》《道德经》《理想国》《圣经》《古兰经》《佛经》、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等等，二流作品如《三字经》《增广贤文》《蒙田随笔》《培根论说文集》、梭罗的《瓦尔登湖》等，三流作品如一些作家或专家写的随笔，如林语堂的《吾土吾民》、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四流作品是一些业余作者写的随笔或随感等，网络上的很多文章都属于这一类。
这类文章和著作能表明作者的聪明才智和对社会的洞见，如果能得到掌权者的青睐，它们甚至能够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或主流意识形态。但这类作品至少有两个弊端：1、无法解决“盲人摸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主张，不同的人讲不同的故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没有可以重复的创造知识和检验知识的方法，无法使知识升级换代——不同时代的作者讨论同一个问题时，几乎都是从零开始。2011年底，韩寒在互联网上发表的《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文章，讨论的都是几百年的老话题，由此引发很多议论，都无法克服这类文章的缺陷。看看目前网络上关于民主的文章，将它们与70-80年以前胡适、丁文江、蒋廷黻等人关于民主的辩论比较一下，我们能发现什么实质的进步吗？很多人现在还在将孔子两千多年说的话当宝贝，还在反复地解读《论语》，而在自然科学领域，除极少数研究者外，几百年前牛顿写的书，人们早就不读了。这种现象说明，人类在认识社会与改革社会领域2000多年没有质的整体飞跃，只有量的增加和部分质的变化。总体而言，这类文章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属于高级聊天的性质。即使其中某些思想被掌权者看中，也只能是挂一漏万，必须罢黜百家，独尊一术，在整个国家实行一言堂，而众多不同观点或学派都必须统统被消灭或被打入地下。中国过去几千年一直就是这样。
第二类社会研究用比较“严谨”的论证和“引经据典”的方法表达作者对社会的认识。在中国，这种方法也叫“六经注我”。这是世界各国社科知识分子做学问的主要方法，其成果构成了人类知识另一个大系列，其一流作品成为经典学术名著，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二流作品是提出了能够引起全世界关注的重大问题但没有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如亨廷顿的《第三波》和《文明的冲突》、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等，三流作品可能只在一个国家一段时间内引起人们关注，如李泽厚的三本思想史论，四流作品是讨论的问题很重要、但存在致命内伤的著作，如潘维的《法治与“民主迷信”》、王绍光的《民主四讲》等，五流作品是无以数计的“有它不多、无它不少”的文章和著作。
“引经据典”的基本方法是：作者有了一些想法之后，大量搜集和阅读资料，然后大量引用别人的观点或二手资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并在引用别人的观点时注明出处。“注明出处”的目的，一则表示对他人思想或知识产权的尊重，二则表明作者有时间读很多书，相当于学术门槛。很多美欧学者将这种方法发展到极致，一本300页左右的书，其注释和引用的书目竟有几十页之多。
从表面看，这类研究比第一类研究高一个层次，算是真正的“学问”。实际上，用这种方法获得的观点也只是假设或猜想。这类方法的实质是“归纳法”——寻找尽可能多的论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上个世纪，世界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就发现，试图用归纳法去得出普遍规律是徒劳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穷尽同类事物中的所有个案来进行完全归纳。但是，只要发现一只天鹅是黑的，就可以将“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个全称判断否定掉，因为我们面临的或正在讨论的问题很可能就是一个黑天鹅。在《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一书中，塔勒布将“引经据典”的方法称之为“无知的经验主义”，他说，为了支持某个论点，大量引用他人观点是一种无知的经验主义，因为只要去找，你总能找到某个人，他曾经说过能够支持你观点的冠冕堂皇的话，而同时，对每一个观点也能够找到一个恰好说过相反观点的其他说法。
在《民主还是独裁——70年前一场关于现代化的争论》一书中，智效民认为史学界做研究的毛病之一是“对待史料，常凭个人好恶和口味而取舍，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每置大量‘不利’的史料于不顾，却把孤证当宝贝津津乐道。”
由于社会是复杂巨系统，而个人的知识经验和精力都非常有限，因此，对任何一个重大问题的研究，即使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花了一生大部分时间写出的巨著，其他学者几句话就可以将其否定掉。如对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花了几十年写作的《历史研究》，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索罗金的评价是：“他虽然具有惊人的渊博知识，可是这位作者却对于许多重要的社会学作品不是一无所知便是故意加以忽略，而这些作品对于汤恩比所企图解决的问题却比他所引用的那些其他作品具有更根本意义的重要性”。“他对于艺术、哲学、自然科学、法律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现有知识看起来也是非常不够的，…… 因此这位作者对于这些方面所下的结论就显得浮浅而一知半解了”[1]。
用“引经据典”的方法去研究社会，其成果只是时间和耐心的积累，与第一种研究方式没有本质的区别，同样不能解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以及支离破碎的问题。
第三类社会研究以美欧学术主流为代表，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尽可能小和具体的社会现象进行量化研究和经验研究，而且只进行“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将“对策性研究”排除在外。
在《送你一颗子弹》一书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剑桥大学政治系教师、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系副教授刘瑜说：学者们简直可以说是将“无趣”当作了自己的使命，他们显然找到了证明自己智力的最有效方式：给简单的东西带上术语的墨镜使其扑朔迷离。大部分美式社科学问的特点就是：精致的平庸。这个体系不太关心你是不是平庸，但是关心你是否精致。一个经济学朋友跟我说：只要我用数个复杂的模型作为论证方法，哪怕我的结论是“人渴了就要喝水”这样的废话，也会有很多杂志愿意发我的文章。
对社会进行精确量化研究，虽然符合自然科学的科学标准，基本上能够解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能够对认识社会的知识在数量上进行积累。但这类研究无法解决知识支离破碎的问题，无法对人类重大问题进行整体研究和应用研究。人类社会包括人的大量创造，个人、家庭、企业、国家、种族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如果只是对复杂巨系统的某一点或某一方面进行“描述”、“解释”或“预测”，这样的知识即使是科学的，对人类解决面临的众多问题不可能有什么用。好比“盲人摸象”，如果不同的人只是精确地研究“大象”的不同部位，没有人去整合所有人对“大象”的认识，让大象不同部位的研究就像一堆积木散落一地，结果只能是，谁也不知道整个大象是什么样。
伽利略曾经说过“自然这本书是用数学写成的”，无数事实表明，人类社会这本书不仅仅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如果对社会只是进行精确量化研究，将“模糊性”或“不确定性”排除在社会研究的范围之外，这样的研究虽然离自然科学的标准很近，但是离人类社会的迫切需要却很远。
世界各国社科学术主流目前研究范式的潜在假设是，社会学科还不到出现牛顿的时候，还必须做大量的知识积累工作，必须继续为未来建造社会科学知识大厦做准备，因此，目前的社会研究只能做微观研究和中层研究。但是，如果社会研究领域不能出现牛顿那样的个人英雄，如果社会研究不可能建造类似于自然科学那样确定的知识大厦，那么，一百多年来用这种方法生产出来的无数知识“零部件”，就永远也派不上用场，其社会效用与知识垃圾没有什么区别。
2、人文社会学科的大多数文章和著作，单独看起来，都有一些思想火花，但是，它们只是某个大问题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局部的观点，与其对立的观点也同样大行其道；没有蓝图的“知识零部件”，没有科学原理的“知识玩具”，支离破碎、互相矛盾的知识堆放在一起，其社会效用相当于垃圾。
当今世界各国社会科学的研究状况，与300多年前培根所批评的自然科学的研究状况几乎完全一样。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序言中，培根对当时自然科学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一个人只要仔细看看形形色色的科学技术书籍，就会发现到处都是不断地重复同样的东西，尽管论述的方法不同，实质上却没有新的内容，因为全部储存的知识乍看起来的好象很多，一检查就看出非常贫乏。从价值和用途方面看，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主要从希腊人那里得来的那种智慧，只不过像知识的童年，有着儿童的特性：它能够谈论，但是不能生育；因为它充满着争辩，却没有实效。因此我们学术界的现状就好象古老的斯居拉寓言里描写的那样，长着处女的头和脸，子宫上却挂满狂吠的妖怪，无法摆脱 。我们熟悉的那些科学也是这样，虽有一些冠冕堂皇的、讨人喜欢的一般论点，可是一碰到特殊事物，即生育的部分，需要结出果实、产生成果时，就引起争执，吵吵闹闹，辩论不休了。.....
“我们再看看，如果这类科学里还有点生命力的话，好多世纪以来是决不会发生今天这种情况的。这就是：科学几乎停滞不前，没有增加任何对人类有价值的东西，不仅过去说过的话现在还在说了又说，而且过去提出的问题现在还是问题 ，......” [2]
当代批评社会学科研究状况的人也不少，如在曾是十大畅销书之一的《论扯淡》一书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哈里·法兰克福写道：“在人文社会学科知识分子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有太多的人在扯淡（On Bullshit）。这点谁都明白。每个人都有份。但我们却认为这种情况是理所当然的。”
2009年7月7日，《环球时报》发表“中国学者是废纸生产者？”一文说：中国大多数学者仅仅是在制造再生纸。
3、社会学科不能为人类创造既科学又有用的知识，又要向人们显示自己不是无用的瞎忙者，方法之一就是故弄玄虚。
很多人都发现了这种现象，并对其进行了批判，如罗素在“我是怎样写作的”一文中，对很多社会学著作中故弄玄虚的现象进行了描述和讽刺，又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曼在《别闹了，费曼先生》一书中，也举例说明了很多社会学科知识分子所写的文章是在故弄玄虚，说他们是“假聪明，真笨蛋”。
据说在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走火入魔的表现之一是：很多人竟为“多少个天使可以在一个针尖上跳舞”这样的问题争吵不休。很多人没有想到，如此走火入魔的事情，当今世界各国社会学科杂志还在不断的重演着，“索卡尔事件”就是当今人文社科知识分子“皇帝的新装”的典型案例。
1996年，物理学家索卡尔为后现代主义反科学思潮的泛滥而感到震惊和不安，决定写一篇内容非常荒谬，但语言很“后现代”的文章寄给非常著名的后现代杂志《社会文本》。这篇标题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的文章发表一个月后，索卡尔又在另一个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明他在《社会文本》发表的是一篇诈文，里面引用的所谓科学成果在科学界是些人所共知的东西，而这些成果根本推不出文章的结论，其中的推导完全是荒谬的。继《高级迷信》一书对社会学科领域存在问题进行批评之后，该文进一步揭露了社会学科领域存在的严重问题。
4、社会学科不能为人类创造既科学又有用的知识，又要向人们显示自己不是无用的瞎忙者，方法之二是大力鼓吹“不可能”。
1960年2月17日，被称为美国当代最有影响的作家、思想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的安·兰德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说：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地想知道某些关键问题的答案，但是，当今的知识分子们整天吵闹着要找寻生活的答案，但是却不曾建构出有用的力量和思想，他们的态度是：“上帝，原谅我吧，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你也不要告诉我。” 他们根本不想知道改变危险处境的途径，只是苦苦执迷于自己失声呐喊的借口：我无能为力。他们花尽心思寻找的不是问题的答案，而是想找到证据，证明一切都没有答案 [3]。
在“中层理论”一文中，美国社会学家默顿说：“在二十世纪物理学和二十世纪社会学之间，相差着亿万个小时持续的学科化的积累性的研究。社会学或许还不到出现爱因斯坦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开普勒，更不要说还得有牛顿、拉普拉斯、麦克斯韦尔和普朗克。”[4]
美国另一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今天的社会学比物理学落后四百年，也得同样用四百年的时间来收集，整理社会资料，才可能在社会学方面有所建树。如果这样做了，那么，四百年以后就会出现社会学界的牛顿、道尔顿、马克斯韦尔和爱因斯坦，社会学就会出现鼎盛局面”。[5]
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目前还相差着亿万个小时持续的、学科化的和积累性的研究，这种观点不能自圆其说，只是为“无能为力”找的一个借口、一个托词。如果这种观点能够成立，那么，请回答：为了使社会科学领域最终出现牛顿式的人物，社会科学目前还缺乏哪些持续的、学科化的和积累性研究？如果不能列出一个详细的清单，至少应该能列出主要内容吧！谁能列出？
事实是，社会科学家们并没有感觉到有大量的研究空白要填补，并没有感到有大量的处女地要开垦，而是在做着大量低水平的重复劳动。如二十世纪末，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在一次会上说：“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几十个研究所，几千名学者）出版了460部著作，发表了530篇调查报告，共1.5亿字，不包括翻译，虽数量空前，但高水平的不多，绝大多数为一般水平，有的是低水平的重复”[6]。
不但中国这样，美国的情况也差不多。社会学家Ｒ.Ｈ.特纳说：在美国社会学界，“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由于难以找出目前研究与以前有关研究结果之间的联系，由于不同专业中从事相同研究的人们之间缺乏交流，人们从事了大量重复劳动，造成浪费。狭隘的专业化的另一后果是常常过分集中于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7]
5、当今世界各国社科知识分子的公共形象很不好。
在《“告别知识分子”的时候到了？》一文中，南方朔说：知识分子以前是时代车轮的主要推手，到了现在，知识分子的功能日益衰落，连带的是身份也日益丢失。当今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哪里去了”已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知识分子已被边缘化，而同时知识分子也自我边缘化。知识分子对攸关世界的重大问题几乎全部弃权，而对琐碎事务则极其用心。
英国社会学家弗兰克·富里迪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向所有知识分子提出了质疑。
在人类面临危如累卵的众多问题时，本应尽力为人类创造最需要知识的社科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在《素描：学院知识分子》一文中，南帆对学院知识分子进行如下描述：
“一些人固定地穿行于图书馆、教室和寓所的狭小书房之间。偶尔，他们也会从事一个短暂的旅行，聚集到某一个拥有幻灯投影设备的学术会议厅。因为缺少户外运动，这些人面容苍白，体质孱弱，百分之八十戴上了眼镜，并且患有失眠和神经衰弱症。他们是知识分子。”
“这个时代流行‘著书癖’。大学体制放手怂恿教授们将写出来的文字印刷成册——职称晋升要有著作，申报研究课题要有著作，挤掉一名对手的简单手段就是出版的著作比他多。一些教授著书成瘾，时常乐呵呵地周旋于出版社和印刷厂之间。这引起了另一些教授的恐慌。他们不得不像挤牙膏似地每日写几行，加上剪剪贴贴，终于也憋出一部书。自费印刷，自费邮寄给学术界同仁。没有料到的是，所有的学术界同仁都忙于写作，根本没有时间阅读他们的作品。书籍开始泛滥成灾。一大堆新书堆积如山，人们的阅读欲望迅速消失了。谁写不了几本书呢？人们因为不再稀罕而读得愈来愈少。图书馆里面的新著日积月累，大多数作者等到的仅仅是灰尘。一个教授把百元大钞夹在图书馆刚刚上架的一部新著里。这是他半生的心血之作。两年之后，教授重新在图书馆里找到这部著作。书中的百元大钞依然如故——没有人读过这本书。”
英国著名学院派小说家戴维·洛奇的《小世界》一书，描述了当代西方学术界的另外一种离奇现象，学者们的眼睛不再仅仅盯在书上，而是张大眼睛在世俗社会中寻找满足。他们满世界飞来飞去，表面上为了学术交流活动，实际上是追逐名利，寻欢作乐。
6、全球社科知识分子目前最大的盲点是，不知道自己的研究成果只是盲人摸象的结果
前面的分析指出，人类现有的认识社会的三种方式都存在致命缺陷，用这三种方式获得的研究成果，都不过是盲人摸象的结果，虽然其中不乏思想智慧的火花，总体而言，它们或是一些谁也不知道有什么用的“知识零部件”，或是一些抽象笼统的没法具体落实的“知识玩具”。
很多人文社科知识分子将此类知识产品的“著作等身”当成一生的追求。学术界介绍一个学者时，不是介绍他创造了什么新的知识，而是他出版了多少著作。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将著书立说看成是“立功、立德、立言”中的最高境界，以为这样可以使自己不朽。他们没有认识到：在信息爆炸的当今世界，大多数文章和著作成了知识垃圾。很多社科知识分子将一生的努力用来生产很少有人看的知识垃圾，这是双重的悲哀：人文社科知识分子的悲哀，国家和人类的悲哀。
7、虽然人类目前认识社会或研究社会的三种方式都存在致命缺陷，但并非要抛弃这三种方法，如用“根本问题（或重大问题）—招标竞赛—局部试验—不断改进”这个模式，可以将这三种社会认识方式整合起来，互相取长补短，从而使社会研究既是科学的（能够使问题解决办法获得多数共识），也是有用的。
人文社科知识分子智力盲区2：
以为科学只有一种，即自然科学，要么认为社会研究应该遵循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对自然科学“东施效颦”；要么认为人类认识社会和改革社会的活动不可能成为科学，现实政治只是利益之争；都不去探究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根本区别，不能根据人类问题的特点去创造新的科学方法。
1、如将国家或地球比喻为一个大家庭，社会学科主流知识分子目前的整体形象是：
在一个病灾交加的家庭中，作为家庭主要成员之一的人文社科知识分子，虽然一直由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着，却一直不去帮助家庭走出病灾交加的困境，而是躲到一边去“打太极拳”。他们如此表现的理由是：我们是搞科学的，你们这些活动都不是科学。看看世界各国社会学科主流杂志上的文章，它们要么是远离重大现实问题，故弄玄虚、晦涩难懂，要么是支离破碎、互相矛盾，…… 如代表美国社会学科最高学术水平的《政治学评论》、《社会学评论》，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它们都是科学的、有用的吗？其中多少有理论价值？多少有现实意义？
世界各国社会人文学科学术主流目前坚守的信念是：不科学的知识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应该说，这种说法完全没有错。但是，他们却在另一方面可能犯了大错：如果从事某种科学研究一百多年了，其科学研究成果无以数计，但它们对社会一直没有什么用，或其中的绝大多数成果都没有用，或谁也不知道它们究竟有什么用？研究者们是否应该怀疑一下：我们信奉的“科学”是不是有问题？用研究自然现象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人类社会是否不合适？是否可能存在另外一种新的科学？
2、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一个被叫做科学的东西，“科学”既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现象（如细胞、手机），也不是可随心所欲创造的主观现象（如《西游记》、《哈利·波特》等），而是一种既包括人的创造性，也包括一定客观性的“主客观现象”。“主客观现象”的特点之一是：永远不可能彻底说清楚，但是，如果以“实用目的”为依据进行招标竞赛，不断进行试验和版本升级，则可能获得多数共识。
科学的主要含义是指“方法”和“知识”。如果科学的最低要求是其方法和知识能获得多数共识，那么，人类至少可以创造两种科学，一种是狭义科学（自然科学），一种是广义科学（人类问题科学）。两者的异同如下：
关于上表的三点说明：1）根据常识进行判断，“实用目的—招标竞赛—局部试验—不断改进”这个模式，以及用这个模式去寻找人类重大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可能获得多数共识的，可以满足科学的最低要求；2）如何设计“招标竞赛”的规则和评价指标，并使它们获得多数共识，请见笔者另外一篇文章《怎样就人类问题设计“招标竞赛”》；3）应用“实用目的—招标竞赛—局部试验—不断改进”这个模式，可以将人类目前认识社会的三种方式整合起来，可以弥补它们单独使用时的缺陷。
3、各国社科知识分子主流至今不能使认识社会与改革社会的活动变成一门科学，主要障碍之一是一直片面地理解韦伯的“价值无涉”，一直将这种片面理解当成从事社会研究的金科玉律：对价值不能进行科学研究，科学的社会研究应该“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于是，社会学科主流对社会一直只进行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将对策性研究排除在科学研究的大门之外。
以“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为理由，将重大社会问题的对策性研究排除在科学大门之外，这种做法至少具有以下三大无知：
1）、如果没有价值，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研究社会怎么可能价值无涉？
人是一个有目的性的物种。人在地球上活得，这是一种有明确指向的“目的性”行为。另外，人类的个体与组织之间必须进行各种各样的合作；合作也是一系列的“目的性”行为。人的“目的性”必然与“好-坏”、“善-恶”、“应该-不应该”等价值紧密相连。如果没有价值，就不会有人类社会。在《科学心理学》一书中，马斯洛说：“科学建立在人的价值的基础上，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体系”。在社会研究中，如果要将价值排除在研究之外，就像倒洗澡水时，连同被洗澡的小孩也一起被倒掉了一样。
2）、人类社会的“价值”至少有两种：“少数人价值”和“多数人价值”；对“少数人价值”，社会研究人员应该“价值无涉”，对“多数人价值”，社会研究人员不但应该对它们进行科学研究、而且完全可能对它们进行科学研究。
“少数人价值”是某个人或少数人的目的、愿望和好坏标准等；“多数人价值”是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目的、愿望和好坏标准等。人类社会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并且随着时间而变化，“多数人价值”中的“多数人”不是某一固定的人群，而是“变动多数”。因此“多数人价值”实际上将所有人的可持续最大利益都包括进来，维护“多数人价值”就是维护所有人可持续的最大利益。
如果有人用权力或名利等作为回报，要求社会研究人员去论证“少数人价值”是绝对真理，大多数人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如果大多数人不服从，就应该用暴力去推行，如希特勒要求社会学科知识分子论证纳粹主义是真理，这种研究当然应该被拒绝，对这种价值研究当然应该“价值无涉”。据我所知，马克斯·韦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主张“价值无涉”的。但是，如果通过民意调查发现，大多数人都希望实现某个目标（如世界和平、国家民主），那么，这种价值研究不但不应该拒绝，而且完全应该被纳入科学研究的内容，因为用“服从多数、保护少数”这个基本原则去寻找多数共识可以满足“科学”的最低要求。
人性的弱点之一是：即使是同一个人，当他处于无权地位时，往往要求自由平等，一旦成了强权者，却往往要求特权、霸权。很多个人、很多党派、很多国家都不能超越这一人性弱点，如发表《独立宣言》时的美国与当今美国的表现就完全不一样。由此可知，人类社会将永远存在“少数人价值”与“多数人价值”的冲突。但是，强权者永远都是少数，如果强权者不能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他们也就不可能成为强权者。“民主”之所以能够在全世界得到广泛认同，没有哪一个人或哪一个党派敢公开说自己反民主，就是因为它是“多数人价值”。或者说，无权者永远都是多数，多数人或多数国家的最大利益永远都是一致的，即建立一个“服从多数、保护少数”的民主法治权威，以解决利益冲突和认识冲突。这就是对“多数人价值”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充分理由。
3）至今不能对价值进行科学研究，不能发现“多数人价值”、不能建立“多数人价值”的权威，是当今人类很多冲突无法解决的主要原因之一。
巴以冲突已经持续60多年了，双方不知死伤了多少人，损失的财富不计其数，为什么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很伟大的两个民族，会不断地重复损人害己的低级愚蠢、一直找不到共赢方案？因为冲突双方都认为自己绝对正确，而全球又一直没有一个解决此类冲突的“多数人价值”权威。
又如现在很多国家之间发生领土、领海纠纷，为什么找不到理性的解决办法，根本原因就是全球至今没有一个多数共识的解决冲突的“多数人价值”权威。
再如少数民族独立问题是全球暴力冲突的主要来源之一，其中最大的困境是：如果不是全世界每一个民族都应该独立，从而使全球出现几千个国家，那么，在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中，究竟哪些民族可以独立，哪些民族不可以独立？如果对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全球“多数人价值”做标准，并且具有足够的权威，人类的未来由民族独立问题引发的暴力或战争，将会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
当今人类最需要进行科学研究的价值是：人类是否应该与可能实现世界和平？如果通过全球大辩论、招标竞赛和投票，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地球村民都希望实现世界和平，并赞成用招标竞赛的方法去寻找世界和平的实现方案，那么，人类在世界和平问题上，就可以使其研究既是科学的，也是有用的。
4、各国社会学科知识分子一直不能解决“科学”与“有用”的严重对立，一直不能共同创造“根本问题（或重大问题）—招标竞赛—局部试验—不断改进”这样的人类问题科学模式，除了对“价值无涉”存在片面理解之外，各国社会学科知识分子还受其他很多错误观念的指导，如：
人文社科知识分子智力盲区3：
在发现社会问题、提出社会问题、研究社会问题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世界各国人文社会学科知识分子一直不知道自己应该担负什么责任？将批判社会作为人文社科知识分子的最高职责或主要职责，背后至少隐含了三大错误。
很多知识分子将批判社会作为自己的职责，甚至认为“知识分子的最大使命就是批判”。
在《论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淡化》一文中，陶文昭说：“批判精神一直是知识界所企盼的理想性格，是知识分子精神的最高境界。很多人将批评精神视为知识分子的本质，以批评精神作为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依据。”在该文中，陶文昭引述了很多欧美人士关于“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批判”的观点。
大量事实表明，将批判社会作为知识分子的最高职责或主要职责，这种行为至少有以下三大错误：
1、乌托邦错误：以为人类可以建成一个没有任何问题的社会
对社会只进行批判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将自己看成是社会的良知，他们从正义、公平、道德等概念出发，对所有他们认为不合理、不应该的事情进行批判。很多知识分子养成了一种非常不好的习惯，对任何观点或主张、政策，他们觉得自己唯一的使命就是挑毛病，以为这种做法表明知识分子很有思想，很有见地，而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非常幼稚的表现：
（1）社会批判者对什么都批判，犯了“完美主义”错误。
在认知心理学中，“完美主义”是很多心理疾病的认知来源之一。无数事实和理性分析表明，任何国家和整个人类永远不可能建成一个没有任何问题的社会。即使目前面临的所有问题最终都能够解决，面临太多问题时，也要按照轻重缓急、根本次要、整体局部等顺序去解决，如果对社会只是一味地进行批判，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这种行为本身就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对社会仅采取批判的知识分子往往以为自己真理在握，一旦提出问题，就要求掌权者马上解决，如果不能马上解决，他们就希望煽动老百姓游行、示威、罢工、静坐、绝食，搞街头政治。
对一个稍有文化的人来说，要发现社会存在的问题，对社会进行批判，这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好莱坞影星、导演，6次最佳导演奖、2次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说过一句俏皮话：“意见好比屁眼，每个人都有”；而要提出重大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且要使其获得多数认同，却要困难很多很多。从难易程度而言，社会批判者不过是一些思想懒惰者，一些情绪冲动的非理性者。
按照很多人都知道的一句格言来评价，一个成熟的知识分子应该“有勇气去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有胸怀去接受不可改变的事情，有智慧来分辨两者的不同”。但是，很多知识分子只是发表批判社会的文章，一些普通网民看过这些文章之后说：我唾弃很多“文化精英”，因为这些“文化精英”否定昨天，怀疑今天，搞不清楚明天，……
（2）对社会只是进行批判的知识分子往往只懂小道理，不懂中道理和大道理，于是，在掌权者的“中道理”面前，社会批判者们显得双重的弱势，他们不但遭受政治压力，也无法获得老百姓的多数支持。
小道理是仅从某一点来说，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大道理是很多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错综复杂、左右为难的现实时，采用“多利相权取其重、多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得出的应对办法。如在国家民主改革问题上，小道理、中道理与大道理如下：
陈嘉映在“说理之为教化”一文中说：弱势者固然因无权无势而弱势，但他们也经常因讲道理讲不过强权者而表现为双重弱势。很多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民主改革感到悲观失望，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双重弱者。
另外，一些知识分子批判社会之所以理直气壮，背后隐含了批判者没有自知之明的错误：只要政府按照他的办法去做，问题就能解决。他们从来不多角度地去想一想：为什么政府不按照他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呢？在这些知识分子们看来，政府不采取他们的建议，理由很简单，要么他们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要么他们是白痴。他根本没有想到，他所说的办法，只不过是“盲人摸象”的一种见解而已，与他同样自以为是，但观点完全不同的人比比皆是。比如说，政府总理收到了10种关于房地产的政策建议，他究竟应该听谁的？
当然，对如何解决社会问题有了想法不是不应该说出来，但是，如果没有一个重大问题解决办法的“招标竞赛机制”，人类只能永远处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态，最后只好由权力说了算。
2、简单类比的错误
一些社科知识分子之所以犯批判社会的乌托邦错误，在于将简单类比得到的观点当成绝对真理。
在《论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淡化》一文中，陶文昭指出：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来源于“关注科学与批判精神的内在联系”：科学在本质上是批判性的。科学拒绝任何有组织的，特别是非科学权威对真理的压制。哲学家波普尔著名的证伪理论认为，任何科学理论和科学知识，只要它是科学的，那么总是一种相对的和错误的理论。 科学家的任务不在于总是去证明什么，而在于总是去否定什么，只有在否定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新的东西。 科学家对理性的信赖特别强烈，也必须特别强烈。正是由于坚信科学必须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科学家才将一切凭借传统或政治权威而一劳永逸地把握真理的企图视为不符合科学精神。科学理论的内容“永远是临时的”。马克斯·韦伯在著名的“以学术为业”的讲演中指出，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在 10 年、20 年、50 年内会过时。这就是科学的命运，当然也是科学工作的真正意义所在。科学请求被人超越。爱因斯坦作为物理学家，其权威的树立来自对牛顿权威的批判。他对自己的权威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在真理和认识方面，任何以权威自居的人，必将在上帝的戏笑中垮台”。
在自然科学领域，以上观点都是正确的，但自然科学领域适用的方法理论应用到人类社会领域，就可能出现严重问题，原因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对现有理论方法进行批判，必须用事实说话，即使说错了，对整个社会不构成消极影响。但在社会生活中，如果以十全十美的乌托邦理想为依据，对社会的一切都采取批判态度，却不能提出问题解决办法，这种做法除了煽动民众的不满情绪之外，还有其他什么作用？
3、不知道“如何有效解决社会问题”是人类两千多年一直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当今世界，对任何一个国家重大问题或人类重大问题，即使集中全国或全人类的聪明才智，也不一定能够找到各方满意的解决办法；社会批判者们将寻找社会问题解决办法的责任都推给掌权者，自己当甩手掌柜，还对掌权者进行批评。这种行为表明批判者既对社会不负责，也无自知之明。
《二十世纪社会思潮》一书说：“人类已经能够解决工程学、医学和技术领域里各种各样的困难问题，但是，当我们着手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时，并不比二三千年以前好多少。”《我对你错》一书也指出：“技术的进步已经使得人类可以往返于地球与月球之间，可以向全世界几十亿观众进行直播”。“我们在技术领域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却在处理人类事务方面捉襟见肘，收效甚微。”
为什么人类在自然科学领域能够取得神话般的进展，但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并不比二三千年以前好多少？主要原因至少有二：1）在发现、提出和研究问题、寻找问题解决办法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掌权者、知识分子和大众各自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在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这一直是一个责任不清的糊涂问题。2）人类至今还没有创造出一个讲道理的、使有关各方获得共赢的科学方法，去寻找问题解决办法和最终解决问题。
目前的做法是：知识分子和大众只是提出问题，而寻找问题解决办法和解决问题都是掌权者的工作。有些人甚至理直气壮地说：政府是靠我们这些纳税人养活的，他们不为我们解决问题，还干什么？
事实上，发现、提出、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但涉及人类社会的很多层次、很多方面，而且涉及到改革国家政治制度，改革国家意识形态，改革国家政治文化和改变全国人民的观念等，对如此复杂困难的工作，不但掌权者无法独自找到解决办法，即使发挥全人类的智慧，也不一定能够找到解决办法，如世界和平问题、国家民主问题都是几千年的老问题。
在《生命与意识的省思》一书中，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德尔诺夫舍克说：“单靠政治人物的努力是难以改善世界的”，“即使是贤明的政治家，也不容易改善世界。”
大量事实表明，将“批判社会”作为最高职责的知识分子可能在三个方面成为社会的祸害：1）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没有任何想法，只是批判，只是制造社会动乱；2）只强调应该去实现某个目标，却不去研究实现目标过程中可能遭遇到的种种问题，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大乱才能达到大治；如果真的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社会可能只有大乱而无大治；3）他们心中怀抱着一个乌托邦理想，并且坚信自己的乌托邦理想能够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而不会产生任何新的问题，这种人处于在野地位时，往往与掌权者为敌，号召大众对掌权者进行暴力革命，一旦成为掌权者，他们则成为最残暴的独裁者，中外近代史上，很多残暴的独裁者都是出自知识分子，如加尔文、克伦威尔、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希特勒、蒋介石、…、波尔布特、杜瓦利埃、马科斯、藤森、卡拉季奇、卡扎菲、……他们都以镇压反对派而著称。
《知识分子与法兰西激情》一书提出了这样严峻的问题：20世纪知识分子是否对重大事件并由此对国家的历史产生过影响？他们是20世纪一切伟大事业中的勇士，还是堂吉德式不负责任、三心二意的人物？甚至是社会骚乱的根源和国家解体的起源？
有人说，难道社会不需要批评、批判吗？
社会当然需要批评、批判，但不仅仅是批评、批判！社科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科学态度大概应该是这样：不但提出问题，也提出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且认为自己提出的问题解决办法不过是一种假设，究竟它们是否可行，需要用招标竞赛和“服从多数、保护少数”的原则来选择。
21世纪，掌权者、社科知识分子与大众，对社会问题应该承担各自不同的责任，基本分工可能如下：
还有人说，在目前情况下，掌权者不跟你讲道理，你提的建议他们根本就不听，知识分子除了批判之外，还能做什么？
必须承认，在重大问题上，人类整体还处在半野蛮阶段，因为人类还没有创造出就所有重大问题讲道理的多数认同的方法。在目前情况下，社科知识分子的首要职责是：尽快创造出讲道理的多数认同的方法，然后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这种讲道理的方法，使大多数人认识到，在重大问题上，只有采用充分讲道理的“招标竞赛”方式去寻找解决办法，并将获胜方案进行局部试验，不断改进，才可能使所有人（或最大多数人）获得可持续的最大利益。只有这样，人类才可能建成一个讲道理的、尽量减少损人害己的、可持续生存的国家和全球社会。相反，采取批判和对抗的态度，只能引发暴力，只是损人害己或损国害己，没有出路。
人文社科知识分子智力盲区4：
不知道掌权者的损人害己行为是人类整体无知的表现，不知道掌权者也是人类整体无知的受害者，以为专制独裁者的罪恶行为是社会问题的最终原因，将知识分子看成专制独裁的受害者和控诉者，不但无助于解开霸权死结，也使知识分子继续成为无知愚蠢的牺牲品，或悲观绝望者。
1、任何个人、党派、、种族、国家、宗教，乃至整个人类，对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认识，永远都不可能全知全能，永远都有这样那样的无知。如在很长时间内，人类一直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甚至将指出这种错误的布鲁诺活活烧死。又如美欧国家至今不知道如何对现有民主体制进行版本升级（参见：《美欧民主的四大缺陷》），……
2、很多社科知识分子总把自己看成是受害者，将掌权者看成施害者，而没有认识到，人类目前的所有问题几乎都是人类整体无知的表现，掌权者也是人类整体无知的受害者。
柏杨在《帝王之死》一书中写道：从公元前2698年，到公元1945年，共4643年，中国共出现了83个王朝，共有599个帝王。其中三分之一的帝王死于非命，不是因疾病的缘故而死，而是被绞死，被饿死，肚子上被戳个洞，等等手法，霎时毙命。他们在惨死的时候，大多数都如猪如狗，丑态毕露。
朱星在《中国皇帝评论》一书中，根据《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以及从秦始皇起直到清末的其他史料，对二千多年的封建皇帝的死因进行逐个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皇帝多数不得好死，中外都是这样，原因不外：1）亡国被杀，2）被篡位，3）被仇杀，4）纵欲服药暴亡，5）夭折。而夭折的原因往往是：年纪轻轻就必须承担一个国家的重任，力不从心，压力很大，非常焦虑，尤其是一个王朝走向衰落的过程中，更是不堪重负，于是，中国很多皇帝年纪轻轻就死了，如明朝的崇祯皇帝，清朝的咸丰皇帝、同治皇帝、光绪皇帝、…… 另外，也有些人不想当皇帝，但不得不当，很多人都知道，一个人不得不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时，是很不快乐的。
在《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一书中，张宏杰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表面上中国皇帝权力巨大，荣耀无比，实际上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权力过于巨大，是造成中国皇帝们不幸的根本原因：皇帝是天下最自由的人，因为他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皇帝又是天下最不自由的人，同样因为他的权力没有边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很多国家的专制独裁领导人都遭遇了悲惨下场，如墨索里尼被曝尸街头、希特勒被迫自杀，日本一批战犯被绞死，齐奥塞斯库的身体被士兵们打成了筛子，萨达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丢尽了脸，卡扎菲死之前和死之后遭受羞辱的画面在全世界传播，…… 《领袖悲剧教训集》、《终极审判——16位被推上被告席的国家元首》、《终极流亡——15个亡命天涯的国家元首》、《终极刺杀——15位被行刺的国家元首》等书，记录了这些悲剧人物一生的经历与最后的下场。
3、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说：政治哲学家以及经济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
在“向无知与偏执挑战”一文中，钱满素说：“知识就是力量，但无知同样也是力量。当千百万民众被无知与偏执驱使时，他们干的蠢事还少吗？虽然人类的经验与思索已经记录在案，本可引以为戒，但历史却仍然不断地在重复自己，这又是为什么呢？”
2011年11月，张维迎在“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带来灾难”的演讲中说：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我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无耻。如义和团运动，全民的无知，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运动加强自己的统治，既包含着无知的一面，也包含着无耻的一面，还有我们的大跃进，……
当知识分子对重大问题茫然无知、不知所措时，或知识分子向掌权者提供片面的或错误的思想时，掌权者就不得不表现恶劣。中外历史上一些最著名的“坏事情”、“坏主义”或“坏政策”，都是由知识分子提供“坏思想”而产生的，如：
4、看看社会的求职、招聘市场，几乎所有职业都要求求职者有专业知识。但对最复杂最艰难的国家领导人这个职业，世界各国至今没有产生有关的专业知识。如在国家民主问题上，人类不但至今没有形成世界各国民主的共性知识，更没有将世界各国民主的共性与本国特殊性相结合的科学知识。因此，像萨达姆和卡扎菲这样的国家领导人，他们不能将自己的国家建成民主国家，他们的命运只能是：给全国老百姓带来一定好处之后，却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大量平民死伤、无数人成为难民），自己也成了悲剧人物。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是地地道道的利比亚人，出生在一个以部落为基本单位的国家，当我们推翻了皇帝，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我们会怎么做？如此换位思考一番之后，我们将发现，像卡扎菲这样出身和经历的人，怎么可能“无师自通”将一个部落国家建成一个民主国家？像萨达姆这样出身和经历的人，怎么可能“无师自通”将一个有着严重宗教冲突的国家建成民主国家？因此，从更深层次的原因去分析，萨达姆和卡扎菲是人类关于国家民主化的知识还支离破碎、互相矛盾、很不成熟的牺牲品。（此观点可参见《美欧民主的四大缺陷》、《中国民主改革的六大世界性难题》等）
如果人类关于国家民主的知识已经比较成熟，当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希望自己和老百姓都获得可持续的最大利益时，他们不但能够得到《民主使用说明书》和《民主维修手册》，也能获得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专业咨询服务。那么，老百姓和国家领导人遭遇不幸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减少。
使国家民主的知识变为像管理学那样的科学知识，是21世纪社会学科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
小结与建议：
1、《积极和平》一书的作者巴拉什和韦伯引用维克多·雨果的话说：当一种思想已经成熟时，任何军队都无法抵抗它的力量。
人类认识自然与利用自然的活动成为科学300多年后，人类认识社会与改革社会的活动将成为科学的思想，也已基本成熟，它们是：
如要尽量避免损人害己和共同毁灭，如要创建一个可持续生存的人类社会，生活在同一地球上的世界各国和所有人，必须共同努力去追求最大的共同利益：建立一个“服从多数、保护少数”的民主法治全球权威，以解决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认识冲突。尽管少数国家或少数人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反对这个人类最大的共同利益，一旦某国或多国用“根本问题—招标竞赛—局部试验—不断改进”这个科学模式，发现了全球的“多数人价值”，并与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树立起它的全球权威，就谁也无法阻挡它。
2、建议世界各国的一流大学与政府合作，就社会研究的“科学—有用”问题，借鉴1787年美国制定宪法的方法，招聘一批人在一起讨论、争辩、竞赛几个月，先拿出一个初步方案来，然后相互之间开展竞赛。讨论竞赛的问题大概应该是以下这些：
A、核心问题：社会研究是否必要与可能解决“科学”与“有用”的严重对立？
B、从核心问题中分解出若干中层问题：
（1）什么是科学？科学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现象”，还是既包含人的创造性，也有一定客观基础的“主客观现象”？
（2）科学的主要含义是否指“方法”和运用该方法所获得的“知识”？“多数认同”能否成为科学的最低标准？
（3）科学是否既有狭义的科学，也有广义的科学？既然物理学中既有绝对时空的牛顿力学，也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数学中既有常量数学，也有变量数学，既有欧氏几何，也有非欧几何，既有唯一性数学，也有概率论，为什么科学就只有唯一的一种（自然科学）？
（4）世界各国和整个人类目前面临危如累卵的众多问题，人文社科知识分子究竟应该在其中承担什么责任？是否应该对它们竭尽全力？“竭尽全力”的评价指标是什么？
（5）人类的价值是否至少可分为“少数人价值”和“多数人价值”？对“多数人价值”是否必要与可能进行科学研究？
（6）如果人类认识社会与改革社会的活动可能成为科学，基本内容是什么？怎样实际运用？突破口在哪里？目前应该与可能做的事情是什么？
3、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特别向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台湾大学等中国一流大学校长、社会学科有关系所领导人和教授们建议：
（1）当今世界各国和整个人类都面临太多严重问题，很多人都在谈论这些问题，但谁也没有办法。很多迹象和理性分析表明，人类即将在认识社会与改革社会领域获得突破性进展。希望中国的一流大学能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极好机遇，尽快招揽培育人才和抢占思想创新的制高点或优先权。
（2）很多人都说，中国文化将对21世纪的人类社会做出贡献。如果的确具有这种可能性，唯一途径是将中国的宏观整体思维和两极和谐思维方式与西方的“不断分解的还原法”和“经验实证”等有机结合，人类才可能找到脱困之道。希望中国一流大学校长们认识到，在认识宏大模糊问题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确具有优势。但机会转瞬即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个人对人类重大问题的认识，必然存在很多盲点、片面性和错误，只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尽可能多同仁对本文进行批评、补充、修改和版本升级，邮箱：fanxinghe2002@163.com 非诚勿扰。
注释：
[1]、引自：[英] 汤恩比 《历史研究》三卷本，曹末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8月。
[2]、参见：王太庆等编《西方自然科学原著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93年11月版。
[3]、引自安·兰德 《谁需要哲学》 张旭东译 华夏出版社 2010年7月。
[4]、引自：[美]罗伯特?默顿 《论理论社会学》 何凡兴等译 华夏出版社 1990年版65页
[5]、引自：[美]T?阿贝尔 “关于社会学理论的未来” 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英文版 1981年第2期。
[6]、见 《华商时报》 94年6月17日。
[7]、[美]R?H?特纳 “美国社会学面面观” 载《国外社会科学》90年第12期 59页
[8]、在《论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淡化》一文中，陶文昭引述了很多欧美人士关于“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批判”的观点，如：
韦尔德认为，从希腊智者学派晚期开始，知识分子就习惯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中那些被认为天经地义的说法和价值提出疑义和挑战。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对法国大革命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成为革命热情主要源泉的各种因素，都是受到知识分子的见解以及他们发表在“政治团体”上文章的影响。
法国另一位著名学者德梅斯特尔在19世纪初分析大革命时写道：那些所谓的哲学家都具有某种狂热的、叛逆的傲气，他们对任何权威都指责。美国的里德指出：学者大多是反对现状的，学者对于政治的首要功能，就是反对现行的一切。
班迪克斯说：在现代世界中，知识分子是那些受过教育并且批评这个世界的人。科塞说：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些人，看来他们对现存一切永远不满。
霍夫斯塔特指出：在现代观念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一个单独的政治力量，甚至知识分子这个词本身，都是以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异议为特征的。
阿隆写道：批判现存秩序的倾向，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职业病。熊彼特则说：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吹毛求疵， 并且不得不如此，因为他们靠批判为生，他们的整个地位有赖于蛰人的批判，因而批判态度是知识分子区别于其他人的标准之一。
梅兹格认为：知识分子是不断批判社会和自我批判的人，不论他们的待遇好与坏， 也不管社会的发达与退步，他们因对现实的不满而继续批评下去。当代著名学者亨廷顿写道，知识分子的背离是革命的预兆。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革命作用。
希尔斯认为，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就是反对既存的权威。……
[9]、引自：刘国柱 《希特勒与知识分子》 时事出版社 2000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