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知识分子将批判社会作为自己的职责，甚至认为"知识分子的最大使命就是批判"。

在《论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淡化》一文中，陶文昭说："批判精神一直是知识界所企盼的理想性格，是知识分子精神的最高境界。很多人将批评精神视为知识分子的本质，以批评精神作为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依据。"在该文中，陶文昭引述了很多欧美人士关于"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批判"的观点。

大量事实表明，将批判社会作为知识分子的最高职责或主要职责，这种行为至少有以下三大错误：

1、乌托邦错误：以为人类可以建成一个没有任何问题的社会

对社会只进行批判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将自己看成是社会的良知，他们从正义、公平、道德等概念出发，对所有他们认为不合理、不应该的事情进行批判。很多知识分子养成了一种非常不好的习惯，对任何观点或主张、政策，他们觉得自己唯一的使命就是挑毛病。以为这种做法表明知识分子很有思想，很有见地，而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非常幼稚的表现：

（1）社会批判者对什么都批判，犯了"完美主义"错误。

在认知心理学中，"完美主义"是很多心理疾病的认知来源之一。无数事实和理性分析表明，任何国家和整个人类永远不可能建成一个没有任何问题的社会。即使目前面临的所有问题最终都能够解决，面临太多问题时，也要按照轻重缓急、根本次要、整体局部等顺序去解决，如果对社会只是一味地进行批判，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这种行为本身就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对社会仅采取批判的知识分子往往以为自己真理在握，一旦提出问题，就要求掌权者马上解决，如果不能马上解决，他们就希望煽动老百姓游行、示威、罢工、静坐、绝食，搞街头政治。

对一个稍有文化的人来说，要发现社会存在的问题，对社会进行批判，这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美国好莱坞影星、导演，6次最佳导演奖、2次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说过一句俏皮话："意见好比屁眼，每个人都有"；而要提出重大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且要使其获得多数认同，却要困难很多很多。从难易程度而言，社会批判者不过是一些思想懒惰者，是一些情绪冲动的非理性者。

按照很多人都知道的一句格言来评价，一个成熟的知识分子应该"有勇气去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有胸怀去接受不可改变的事情，有智慧来分辨两者的不同"。但是，很多知识分子只是发表批判社会的文章，一些普通网民看过这些文章之后也说：我唾弃很多"文化精英"，因为这些"文化精英"否定昨天，怀疑今天，搞不清楚明天，……

（2）对社会只是进行批判的知识分子往往只懂小道理，不懂中道理和大道理，于是，在掌权者的"中道理"面前，社会批判者们显得双重的弱势，他们不但遭受政治压力，也无法获得老百姓的多数支持。

小道理是仅从某一点来说，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大道理是很多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错综复杂、左右为难的现实时，采用"多利相权取其重、多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得出的应对办法。如在国家民主改革问题上，小道理、中道理与大道理如下：

陈嘉映在"说理之为教化"一文中说：弱势者固然因无权无势而弱势，但他们也经常因讲道理讲不过强权者而表现为双重弱势。很多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民主改革感到悲观失望，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双重弱者。

另外，一些知识分子批判社会之所以理直气壮，背后隐含了批判者没有自知之明的错误：只要政府按照他的办法去做，问题就能解决。他们从来不多角度地去想一想：为什么政府不按照他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呢？在这些知识分子们看来，政府不采取他们的建议，理由很简单，要么他们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要么他们是白痴。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他们所说的办法，只不过是"盲人摸象"的一种见解而已，与他同样自以为是，但观点完全不同的人比比皆是。比如说，政府总理收到了10种关于房地产的政策建议，他究竟应该听谁的？

当然，对如何解决社会问题有了想法不是不应该说出来，但是，如果没有一个重大问题解决办法的"招标竞赛机制"，人类只能永远处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态，最后只好由权力说了算。

2、简单类比的错误

一些社科知识分子之所以犯批判社会的乌托邦错误，在于将简单类比得到的观点当成绝对真理。

在《论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淡化》一文中，陶文昭指出：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来源于"关注科学与批判精神的内在联系"：科学在本质上是批判性的。科学拒绝任何有组织的，特别是非科学权威对真理的压制。哲学家波普尔著名的证伪理论认为，任何科学理论和科学知识，只要它是科学的，那么总是一种相对的和错误的理论。 科学家的任务不在于总是去证明什么，而在于总是去否定什么，只有在否定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新的东西。 科学家对理性的信赖特别强烈，也必须特别强烈。正是由于坚信科学必须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科学家才将一切凭借传统或政治权威而一劳永逸地把握真理的企图视为不符合科学精神。科学理论的内容"永远是临时的"。马克斯·韦伯在著名的"以学术为业"的讲演中指出，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在 10 年、20 年、50 年内会过时。这就是科学的命运，当然也是科学工作的真正意义所在。科学请求被人超越。爱因斯坦作为物理学家，其权威的树立来自对牛顿权威的批判。他对自己的权威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在真理和认识方面，任何以权威自居的人，必将在上帝的戏笑中垮台"。

在自然科学领域，以上观点都是正确的，但自然科学领域适用的方法理论应用到人类社会领域，就可能出现严重问题，原因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对现有理论方法进行批判，必须用事实说话，即使说错了，对整个社会不构成消极影响。但在社会生活中，如果以十全十美的乌托邦理想为依据，对社会的一切都采取批判态度，却不能提出问题解决办法，这种做法除了煽动民众的不满情绪之外，还有其他什么作用？

3、不知道"如何有效解决社会问题"是人类两千多年一直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

在当今世界，对任何一个国家重大问题或人类重大问题，即使集中全国或全人类的聪明才智，也不一定能够找到各方满意的解决办法；社会批判者们将寻找社会问题解决办法的责任都推给掌权者，自己当甩手掌柜，还对掌权者进行批评。这种行为表明批判者既对社会不负责，也无自知之明。

《二十世纪社会思潮》一书说："人类已经能够解决工程学、医学和技术领域里各种各样的困难问题，但是，当我们着手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时，并不比二三千年以前好多少。"《我对你错》一书也指出："技术的进步已经使得人类可以往返于地球与月球之间，可以向全世界几十亿观众进行直播"。"我们在技术领域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却在处理人类事务方面捉襟见肘，收效甚微。"

为什么人类在自然科学领域能够取得神话般的进展，但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并不比二三千年以前好多少？主要原因至少有二：1）在发现、提出和研究问题、寻找问题解决办法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掌权者、知识分子和大众各自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在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这一直是一个责任不清的糊涂问题。2）人类至今还没有创造出一个讲道理的、使有关各方获得共赢的科学方法，去寻找问题解决办法和最终解决问题。

目前的做法是：知识分子和大众只是提出问题，而寻找问题解决办法和解决问题都是掌权者的工作。有些人甚至理直气壮地说：政府是靠我们这些纳税人养活的，他们不为我们解决问题，还干什么？

事实上，发现、提出、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但涉及人类社会的很多层次、很多方面，而且涉及到改革国家政治制度，改革国家意识形态，改革国家政治文化和改变全国人民的观念等，对如此复杂困难的工作，不但掌权者无法独自找到解决办法，即使发挥全人类的智慧，也不一定能够找到解决办法，如世界和平问题、国家民主问题都是几千年的老问题。

在《生命与意识的省思》一书中，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德尔诺夫舍克说："单靠政治人物的努力是难以改善世界的"，"即使是贤明的政治家，也不容易改善世界。"

大量事实表明，将"批判社会"作为最高职责的知识分子可能在三个方面成为社会的祸害：1）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没有任何想法，只是批判，只是制造社会动乱；2）只强调应该去实现某个目标，却不去研究实现目标过程中可能遭遇到的种种问题，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大乱才能达到大治；如果真的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社会可能只有大乱而无大治；3）他们心中怀抱着一个乌托邦理想，并且坚信自己的乌托邦理想能够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而不会产生任何新的问题，这种人处于在野地位时，往往与掌权者为敌，号召大众对掌权者进行暴力革命，一旦成为掌权者，他们则成为最残暴的独裁者，中外近代史上，很多残暴的独裁者都是出自知识分子，如加尔文、克伦威尔、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希特勒、蒋介石、…、波尔布特、杜瓦利埃、马科斯、藤森、卡拉季奇、卡扎菲、……他们都以镇压反对派而著称。

《知识分子与法兰西激情》一书提出了这样严峻的问题：20世纪知识分子是否对重大事件并由此对国家的历史产生过影响？他们是20世纪一切伟大事业中的勇士，还是堂吉德式不负责任、三心二意的人物？甚至是社会骚乱的根源和国家解体的起源？

有人说，难道社会不需要批评、批判吗？

社会当然需要批评、批判，但不仅仅是批评、批判！社科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科学态度大概应该是这样：不但提出问题，也提出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且认为自己提出的问题解决办法不过是一种假设，究竟它们是否可行，需要用招标竞赛和"服从多数、保护少数"的原则来选择。

21世纪，掌权者、社科知识分子与大众，对社会问题应该承担各自不同的责任，基本分工可能如下：

还有人说，在目前情况下，掌权者不跟你讲道理，你提的建议他们根本就不听，社科知识分子除了批判之外，还能做什么？

必须承认，在重大问题上，人类整体还处在半野蛮阶段，因为人类至今还没有创造出就所有重大问题讲道理的多数认同的方法。在目前情况下，社科知识分子的首要职责是：尽快创造出讲道理的多数认同的方法，然后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这种讲道理的方法，使大多数人认识到，在重大问题上，只有采用充分讲道理的"招标竞赛"方式去寻找解决办法，并将获胜方案进行局部试验，不断改进，才可能使所有人（或最大多数人）获得可持续的最大利益。只有这样，人类才可能建成一个讲道理的、尽量减少损人害己的、可持续生存的国家和全球社会。相反，采取批判和对抗的态度，只能引发暴力，只是损人害己或损国害己，没有出路。

个人对重大问题的认识，必然存在很多盲点、片面性和错误，只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尽可能多的同仁一起来对本文进行批评、批判、补充、修改和版本升级。

（注：本文为《各国社科知识分子四大盲区》一文的部分内容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