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美国、欧洲还是在亚洲，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民粹主义者都是可预测的。

移民和精英们通常会成为各种民粹主义团体锁定的首批攻击目标。民粹主义者呼吁“真正的”公民们通过建造边境墙和贸易保护主义收复各自的家园。被民粹主义者描述为“假新闻”和真相的敌人的新闻自由也会受到攻击。接下来，民粹主义者将调转枪口，向负责控制行政权力的各种司法和立法机制开火。

尽管全球范围内对于像美国总统特朗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等民粹主义者感到焦虑，但是，对于究竟什么是民粹主义以及什么不是民粹主义，其混淆程度依然令人吃惊。

虽然这一词汇被使用时有着多种定义，但是民粹主义可被归结为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1、深受欢迎但难以持续的政策；

2、指定一个特定人口群体为一个国家唯一“合法”成员；

3、以及强调与“人民”之间建立直接关系的极具个性的领导风格。

人们越来越认同民粹主义对自由民主制以及对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和平与繁荣所依赖的这种自由国际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

民主国家有赖于权力分配的安排，法院、立法机构以及自由独立的媒体控制行政权力。由于这些制度阻碍民粹主义者随心所欲采取行动，所以经常容易遭受后者的猛烈攻击，在美国、西欧以及东欧各地正在蔓延的右翼民粹主义尤其如此。

反过来，自由国际秩序则依赖诸如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机构以促进货物和投资的跨国界流动。近年来，所有这些机构，连同产生它们的这些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已成为民粹主义政客们的攻击对象。

几个因素正在推动这种更加危险的民粹主义继续蔓延。

首先是有与西方中产阶级的没落和财富过度集中于精英手中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因素，然后是各个民主国家自身内在的政治弱点，这些国家事实上依赖于各种难以驾驭的联盟和意见分歧的选民们。这些缺点时常被富有魅力的政治强人们所利用。同样重要的是与对于新移民的怨恨以及一些人认为国家已被外国人拥有这种感觉有关联的文化因素。

这些因素解释了为什么移民议题至少在西方成为了民粹主义的引雷针。过去十年来，部分是因为在中东地区进行的军事干涉的失败和有缺陷的移民和边境管制，移民以及提出庇护要求的人数大增，这已加剧了人们对于美国和欧洲地区文化快速变化所产生的各种焦虑，因而，难怪身份政治——无论是围绕着种族、语言、宗教还是围绕着性别——正在迅速取代阶级成为当代政治的决定性特征。

全球自由秩序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视美国民粹主义走向而定。毕竟，在过去70年里，美国是这种世界秩序的总设计师和监护者。

如果美国撤回其支持，那么这种秩序很可能会摇摇欲坠乃至土崩瓦解。有迹象表明，尽管特朗普先生尽了最大努力，美国宪法所确立的分权制衡原则还是经受住了暴风雨的考验。现在，真正的问题是特朗普总统和共和党在2018年中期选举后是否能够继续维持对于政府的控制权。

尽管针对俄罗斯干涉美国选举一事正在进行中的各项调查对特朗普先生构成了威胁，但是有迹象显示他有可能艰难渡过2018年的中期选举，而且也许会赢得连任，其原因可以追溯到今天美国经济表现极其出色这个事实。

虽然特朗普先生不能将所有功劳都归于他本人，但共和党最近出台的减税措施有可能被视为对总体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尽管此举将会增加长期财政赤字。民主党人和美国左派选民日益走近以及他们继续关注身份政治对特朗普支持者们有利。重要的不是各种推文，而是经济状况。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球自由秩序的命运悬而未决，而且岌岌可危。如果民主党人在2018年能够重新获得众议院的多数席位，而且接着赢得总统职位的话，那么特朗普先生很可能将作为一个令人不快的异类而载入史册。

但是，如果民主党人在2018年败选，而且特朗普先生在2020年赢得总统职位的话，那么美国两极分化程度将会加深，而且对于各种自由制度的凶猛攻击将有可能增加。美国退出这种全球秩序的进程将会延续，而且权力将从西方向东方扩散，从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的转变将会加速，并且伴随着危险后果。

甚至，除了特朗普先生之外，民粹主义者之所以对全球自由秩序构成真正威胁还有着其他原因。

例如，他们经常贬低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各种系统性变化。面对着由于自动化将会产生的巨大破坏，不乏对于在岸外包的肤浅诉求以及与中国开打贸易战争的草率言论。还有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在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塞尔维亚的情况一样，民粹主义者开始联合起来，这对于从联合国到欧盟以及北约组织等各种机构的完整性将会产生令人担忧的后果。

可以确信的是：前面的道路是根本不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