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悬殊煎熬美国社会
2011年秋天，一群示威者在华尔街打出“我们是99%”的标语，揭开了“占领华尔街”的序幕。今年5月1日，美国东西海岸的大城市再度出现示威游行，抗议社会的不公正和贫富悬殊。
但是，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在美国这样的自由市场国家，国民的个人收入归根到底是由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决定。而且在美国，就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而言，法律体系相对完善。因此，把美国的贫富两极化简单地归结为严重的分配不公，似乎并未触及到问题的实质。
笔者以为，与历史上所有过度扩张的帝国一样，美国越来越依赖于海外财富的支持，结果造成了国内中产阶级的萎缩。古代的罗马帝国和近代的大英帝国走向衰落，一个共同的原因在于，由海外流入的巨大财富在支持起帝国及其精英集团的同时，造成了国内中产阶级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降低，社会结构日益走向两极化。几百年来，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一直是现代工业和生产力当仁不让的领袖。但到了今天，昔日的世界工厂却陷入了“去工业化”的困境。全球化在为发达国家带来巨大利润和财富的同时，正在瓦解曾经是国家支柱的中产阶级。
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政界和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呼吁“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成为潮流。其实，自上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过程开始，“再工业化”的呼声就此起彼伏，但产业空心化的趋势反而愈演愈烈。
看得见的政府之手始终无法扳倒看不见的市场之手。美国能否进入“再工业化”，迎来第三次工业革命，进而解决当今的社会贫富悬殊问题，将是美国未来十年的关键议题。
4月22日，美国《财富》杂志刊文称，根据美国劳联-产联的数据，2011年美国大公司总裁的平均收入是1290万美元，这一数字在2010年是1140万美元，一年涨幅达14%。美国劳工部统计2011年美国普通雇员的平均收入为3.4万美元。两者之间相差高达380倍，而在1980年这一差距还只有42倍，短短30年间差距扩大了9倍。
《福布斯》杂志分析称，最富有的美国人的财富在过去一年中增长了12%。而根据全美企业经济协会(NABE)的数据，2011年美国的GDP增长率只有1.7%，富人财富的增速超过经济增速的7倍还多。
美国人口普查局2011年的统计显示，2010年美国新增加了260万贫困人口，这一数字已达到4620万人，创下52年来的最高纪录。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指出，这是自从大萧条以来，美国家庭的平均实际收入首次长时间停滞。卡茨评论说：“这是真正的‘失落的十年’，我们一直认为美国可以让每一代人变得更好，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艰难的时期，比起上世纪90年代后期，家庭中位数收入变得更加恶劣。”
“发达国家陷阱”难以避免
美国贫富悬殊加剧的最根本原因，是全球化和美国制造业外移导致中产阶级萎缩，而不是分配制度发生了变化。在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中，美国的分配机制相对说来比较完善和公平，基本上是由劳动力市场自由调节。美国贫富悬殊加剧的根源，主要不在于分配机制，而在于社会经济结构出了问题。产业空心化和中产阶级萎缩是导致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
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制造业外移远非是简单的劳动成本降低问题，还会极大地影响到国内中产阶级的数量和质量，国民的竞争能力，以及社会的有效需求。当西方世界是世界工厂时，其制造业竞争力领先全球，同时国民的有效消费需求也十分强劲。制造业以及相关产业的技术工人不仅创造产品，同时也创造消费。以美国为例，正式的普通蓝领技术工人与零售服务业的工人之间，收入差距大约有四五倍甚至更多。随着制造业的空心化，美国技术工人数量开始急剧萎缩，越来越多的工人被迫转移到低技能、低收入的服务业。随着技术工人群体的萎缩，美国服务业中一些技术性的高收入工作，也开始外包到发展中国家。目前，一般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都超过了70%，而美国则接近于80%。一些学者常常把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增加看成是产业升级和社会进步，其实，这种观点过于片面。第三产业归根到底要依赖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过度发展很容易导致实体经济萎缩，中产阶级衰落，最终导致社会的有效需求下降。
制造业和服务业中技术工作的转移，会导致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在当前西方世界，社会出现了“竞争能力两极化”的趋势。具体而言，在金融、研发、设计等领域，少数最优秀的精英在全球化浪潮中不断上升，从全球市场中汲取大量财富，输送回本国；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技术部门就业的中产阶级，却由于工作岗位削减而不断向下沦落，转移到低收入的服务业。长此以往，本为西方世界社会中坚的中产阶级数量越来越少，竞争能力越来越差。因此，尽管从总体上看，发达国家的财富一直在增长，但这种增长主要被极少数精英占有，广大低技能的服务业工人不仅无从分享，还要为此付出代价。经济结构的变化造成国民竞争能力的两极化，竞争能力的两极化造成财富收入的两极化，财富收入的两极化导致社会分裂和抗争，这就是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发达国家陷阱”。
产业空心化拖累中产阶级
从1895年到2009年，美国一直是世界制造业的领袖。但目前美国本土制造业正在不断萎缩：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从1957年的27%下降到2009年的11.2%；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也从1998年的1760万减少到2010年的1150万。随着生产设施的外迁，美国工人的平均工资自1980年以来几乎毫无增长。同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停滞对比鲜明的是美国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从二战后至今，美国第三产业的规模由不到1500亿美元增加到10万多亿美元，增长约70倍。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由不到60%增加到80%左右。
目前，美国的就业高度集中于非农产业部门，在非农产业中又高度集中于服务部门。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全美劳动力总数为1.46亿人，就业1.38亿人，总就业率为94.5%。就业人口的行业分布是：农业800万人，占0.58%(实际可能为2%左右)；非农产业1.3亿人。在非农产业中，工业2100万人，占16%；服务行业1.08亿，占84%。在服务业中，政府部门2100万人，占20%；教育和卫生部门1600万人，占15%；专业性服务业1600万人，占15%；零售业1400万人，占13%；休闲服务业1200万人，占ll%；其他行业2900万人，占26%。
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工作技术含量的两极化。制造业中的中端工作职位逐渐消失，大量中等技术工人向下滑落，在低技能、低收入的行业中就业。目前，美国低收入行业的就业总人数大约是4000万人，其收入低于联邦政府2.3万美元的贫困线标准，而这个收入要养活一个家庭。美国劳工局最近列出了22种低收入工作，包括建筑设施维修（30个就业者中就有1个从事该工作），办公室行政助理（6个就业者中有1个从事该工作）。2010年收入最低的工人主要分布在食品餐饮服务行业，占了低收入总人数的75%。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已经无法找到中等收入的工作。根据美国劳工部的资料，在高中毕业以上的工人中，有84%无法找到中等收入的工作；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近50%无法找到中等收入的工作。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尽管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获益匪浅，资本和产业链的外移促使海外超额利润大量涌入美国。苹果产品在全球博得暴利，就是美国海外收益的缩影。但是，海外财富流入并没有使美国全体民众受益，巨额财富只是集中在少数精英人才手中。对于美国普通民众来说，全球化的结果是美国中端工作机会（其中包括大量的技术工作职位）大量流失，原先的就业人员逐渐滑落到缺乏技术含量的低端行业，国民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两极分化，大大地加剧了美国的贫富悬殊。
全球化冲击美国劳动力市场
固然，巨大的海外利润有可能通过自由市场，自然转移到社会各阶层手中，包括低端行业的工人。看不见的手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低端行业的技术含量虽低，但耗费的劳动时间较多，也会得到市场的承认。如果社会的总体财富大量增加，各行业的收入也会水涨船高，各阶层也能按比例分享社会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说，低端行业的工人完全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机制来分享从海外获取的超额利润。但是在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中，这种财富转移和平衡机制，受制于两个重要因素。
首先，产业结构变化导致劳动力市场中高端人才与低端工人的供求比例失衡。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的中端技术行业萎缩，大量技术工人向下滑入低端行业，造成供求关系失衡。目前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很明显，高端人才供应不足，而低端劳动力供过于求。收入15万美元以上的高端人才，在劳动力市场上很受欢迎，各行业的人力资源部门都在不停地搜索高端人才，各大公司互相争夺。而在低端行业，尤其是技术门槛最低的服务业，常常是僧多粥少，大量低技能的工人很难找到工作。
其次，全球化进程中大量低技能的海外移民涌入美国。诚然，美国依靠得天独厚的条件吸收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但从数量看，低端工人的涌入大大超过了高端人才。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低端移民的涌入始终是难以遏制的浪潮。当今仍是西方高端人才引领全球高科技创新，这些高端人才在全球职业市场具有不可替代的、独一无二的地位。从基础理论的诺贝尔奖，到各个领域的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大多被发达国家包揽，全球化的职业市场无法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高端人才市场构成威胁。但是发达国家的低端行业，由于技术含量太低，职业门槛不高，因此受到全球化劳动力市场的巨大冲击。发展中国家相对落后的生活水平和低廉工资，刺激大量的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涌入美国。美国移民研究中心主任卡麦罗塔(Steven A. Camarota)的调查显示，从2000年到2007年，一共有1030万移民进入美国。目前，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1名是移民。新移民对低端劳动力市场最大的影响是，这些新移民对收入的接受程度往往以母国的收入为标准，而不是以美国的收入为标准，这导致美国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实际工资在20年内基本停滞。
因此，在全球化的经济格局中，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自动缩小收入差距。相反，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反而不断地扩大美国民众的收入差距。极少数的精英凭借其优势从全球获取超额利润，而普通民众则由于中端工作岗位的丧失，不得不与大量新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上恶性竞争。
政府干预有心无力
从理论和现实看，要解决社会的贫富悬殊问题，主要是靠政府通过税收和福利进行调节。欧洲的社会政策十分典型，但福利国家也令欧洲陷入了困境。从美国的发展趋势看，政府调整社会财富分配的余地非常有限。
首先，美国缺乏社会主义传统。崇尚小政府，强调自由竞争一直是社会主流认识，欧洲那种带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政策在美国很难扎根。
其次，美国战后的主流社会意识有过两次重大变化。第一次是在上世纪60年代肯尼迪和约翰逊的民主党政府时期。这一时期民权运动、种族平等、妇女运动，社会公正成为美国社会意识的主流。民主政治、公民权利、社会福利大大发展，但政府的规模与权力也迅速膨胀。政府的膨胀威胁到美国社会崇尚自由的传统价值观，也阻碍了经济发展，这种冲突催生了70年代末的里根主义。里根主义意味着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向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转向，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成了最强大的潮流，最终发展出新自由主义。这是除罗斯福新政外，20世纪美国社会最强大的社会意识转向。尽管其后克林顿的民主党政府政绩辉煌，而小布什的共和党政府饱受非议，但迄今为止，新自由主义仍是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30多年来，民主党在社会政策上不断向共和党靠拢，因此无论两党如何轮换，政府调节干预经济的空间都极为有限。至于社会运动方面，尽管“占领华尔街”在大城市有一些影响，但沉默的茶党扎根于草根社会，其社会基础更为深厚。
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通常采取两种措施应对“去工业化”，但这两种措施都是扬汤止沸，难以治本。面对制造业外移，国民竞争能力下降、中产阶级萎缩的困境，欧洲国家通常采取国家干预的福利政策，来缓和社会矛盾和刺激消费。但这种福利国家模式不可避免地导致高税收和竞争力进一步降低，工业革命发源地的欧洲逐渐变成“富贵的懒人国家”。面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挑战和竞争，欧洲的福利国家走向衰落是迟早的事。
与欧洲的福利国家模式不同，美国主要是听任市场的自然配置来解决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具体而言，是居于社会顶层的精英通过华尔街的金融产品向消费能力不足的中下阶层放债，如具有高利贷性质的信用消费。在一定时期内，这种富人向穷人放债的模式能够暂时透支社会的消费能力。但长期而言，缺乏竞争能力和有效工作机会的中下阶层被债务拖垮是不可避免的。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引发金融危机，就是透支消费、债台高筑的苦果。
展望未来，美国政府面对中产阶级的逐步萎缩，以及贫富悬殊越演越烈，很难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美国中端工作的逐渐消失和贫富悬殊的加剧，并不是人为的恶意，而是自由市场的逻辑发展。只要美国坚守自由市场的逻辑，这种现象就会持续下去。自由市场的基本原则就是成本最低化、利润最大化。作为自由企业，尽可能地降低生产成本，尽可能地获得最大利润是天经地义的。到目前为止的全球化进程都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rational economic man）原则上。因此，只要美国坚持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政府就无法采取干预措施来遏制“去工业化”的趋势，也无法真正解决社会的贫富两极化。
画梅止渴的“再工业化”
如前所述，在目前的全球化格局中，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发达国家产业巨头移向海外的趋势。美国跨国公司对此心知肚明，并已早早布局，乔布斯生前也曾向奥巴马坦率承认。不过面对美国的产业空心化，现在呼吁“再工业化”的人越来越多，同时有一些乐观者指出，美国制造业似乎有复苏的迹象，似乎有可能走出“去工业化”的困境。
波士顿咨询集团不久前的调查表明，37%的美国企业称正在计划或积极考虑把工厂从中国迁回美国。根据初步估算，在运输、计算机、材料合成、机械等领域，到2020年时，现在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中，10-30%将可以在美国制造，其产值约为200亿-550亿美元。另外，由于高效的劳动生产率和廉价的美元，美国对欧洲制造业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欧洲工厂纷纷在北美登陆。美国供应管理协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4月份，美国制造业活动连续第33个月保持扩张势头。
2012年4月中旬，法国媒体采访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里夫金预言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来临，他认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在2008年终结。2008年7月，当石油价格超过147美元每桶时，所有衍生产品的价格都大涨，经济发动机停驶了。60天后，金融危机爆发。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终结的同时，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
与此同时，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近期也讨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杂志提出，人类现在已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18世纪末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机器取代手工业，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强调大量生产，而近年来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数字制造化”和“个性化”，为传统制造业的面貌和生产方式带来巨大改变。
这些关于“再工业化”或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说法，都乐观地预言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将会大量回迁本土。但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可能会引发新的困境，新的工业革命有可能会重振发达国家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但是，新兴制造业的发展并不等于出现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新兴制造业的根本特点就是工资占生产成本的比重大为降低，这是发达国家制造业回迁的前提。这说明即使有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这场革命也不会依赖大量制造业工人。如果制造业工人的数量没有增长，怎样才能让发达国家的大多数国民有稳定的工作，从而增加社会的有效消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预言似乎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归根结蒂，美国乃至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困境是自由市场的产物，是经济全球化的自然结果。如果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继续坚持新自由主义，而不改弦易辙，“去工业化”趋势就不会停止，美国中产阶级将一如既往地继续萎缩。由经济结构演变造成的国民竞争能力两极化，将会继续分化美国社会。而无论是美国的劳动力市场，还是政府都无法改变社会的贫富悬殊。即使是美国出现新的“再工业化”浪潮，这种以降低劳动力成本为特点的“再工业化”，也无法解决“去工业化”引发的社会问题。
（作者系春秋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