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各发生了一件让我感动的事情，先讲第一件。

乘坐出租车，临下车疏忽，忘记带上手机。办完事情，两个多小时后才想起。心想，肯定找不回来了。尤其是最近，人们对北京出租车的抱怨很多。回家，还是不甘心，抱着侥幸心理拨电话。竟然没有关闭，而且，竟然有人接电话。正是那位司机。他说，“一直等着您哪”，他还拨了手机中保存的我家中电话。他说，“您在家等着，我这就给您送去。”好几公里，他送过来，车牌照是B-P5387。师傅个子不高，朴实、忠厚。

我把这事发到微博上，有位朋友说：这位师傅送来的不是收集，而是感动，诚然。在微博上写完这段感谢文字，立刻就看到了一则新闻。南京有位环卫工沈现台，总共捡到过170多个钱包归还原主，并多次为生病孩子捐款，被人称为“最美环卫工”。但他近日给媒体发去短信，希望求得表扬，哪怕是一本荣誉证书。因为，自己做好事得不到周围人认可，反遭嘲笑。

围绕这个事情，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进行了一项网络调查，调查做好人的社会评价。结果让人吃惊，76.1%的人坦言现在社会做好人好事的环境差，其中39.1%的人认为非常差。大多数受访者痛感，在当下社会，做好人的成本高。高在哪儿呢？71.0%的受访者表示，做好事会被人怀疑动机不单纯；62.4%的人认为，做好是得不到鼓励反而要付出代价，让人心理不能平衡；50.6%的人认为，做好事会被人嘲笑，被认为太傻等等。

这新闻下面，很多人打发感叹：社会确实太坏了。但是，这个调查结果是否真实反映了国民的一般心理，我表示怀疑。从技术上说，网络调查的样本控制是很困难的。而从那位做好事的出租车师傅那里，我看得出一种快乐。他不会觉得做好事还有什么成本。

做好事其实是人世间最简单、最单纯的事情，这是人之本能。孟子云，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别人的东西丢在车上而占为己有，心会告诉自己，这是不对的，是为“是非之心”。即便留下来，也会心中不安。以斯密所说的“通情（sympathy）”能力，想象他人的焦急，是为“恻隐之心”。归还给这焦急的人，自己的心才会安。我相信，还我手机的那位师傅，就是这么简简单单地随心而为。我之所以这么肯定，乃是因为，我的孩子在很小时，于人行道上捡到一只U盘，他的第一个反应是：那个人该多着急啊，我们赶紧找到人家吧。

当然，今天在现实中，确实可以看到诸多令人不能满意的人与事，确实有些人，只不过举手之劳的好事，也不去做；确实有些人，见到别人做一些自己觉得平常的好事，也大惊小怪，甚至冷嘲热讽。这样的人，自古皆有，今天可能比例最高，尤其是在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间，原因在于，现在的教育不仅不教人德行，反而用种种现代意识形态，摧折人心固有之善根，给自己只关心自己、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以理性论证，美其名曰理性、个人主义、现代人格等等。于是乎，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相互的冷漠、猜疑。最可怕的是，这种心理会相互传染，尤其是城市化的陌生人社会中。

但是，大家对这种现象痛感不满，仅这种情绪就说明了，人们终究还是觉得，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关心是好的。只是，对于如何营造做好人的环境，人们的看法不得要领。在上面那个调查中，72.1%的受访者希望，政府制定相应制度，不让好人吃亏；70.0%的人指出要营造好人受羡慕、受尊敬的社会环境；62.5%的人指出要加强宣传引导，让好人有榜样作用；57.9%的人认为每个人从自身做起，不以善小而不为。

我觉得，赞成票最少的这群人的看法，才最切实际。做好人是自己的事情，要不要做一个好人，跟政府有有什么关系呢？同样，感谢好人、赞美好人，也是社会领域的事情，与政府同样没有关系。这一切，都是令自己心安而已。听从心的指引，自己去做好人；看到好人，不吝赞美。如此，好人就会越来越多。

到这里，我就要讲开头提到的第二件事情：茅于轼先生获得美国卡图研究所颁发的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天则经济研究所举行一个庆祝活动，我去接茅老，一起乘坐出租车。到目的地，当然应当是我这个后生付款啊。但茅老已先备好钱，要付款，且态度十分坚决。茅老师转面又对司机说：“那五元不用找了，留给你做小费。”

到所里交流美国观感，茅老讲了自己亲身经历的几件美国普通民众热心帮助他的故事，并提到给出租车司机小费的理论思考：在车费之后，给几块钱小费，于我谈不上吃亏，司机则得着莫大的快乐。这种快乐一定会让他对后面的乘客热情周到。那个乘客快乐，也会以仁爱之心对待与他打交道的人，并可持续传递。我只付出了一点点，这世界的快乐就增加了。

做好人，就是这么简单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