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是（或“想当”）个好学生，因此从小到大，一听到唱国歌升国旗，我就面向国旗肃立，不乱跑。上大学后我在校报当学生记者，有一次国庆升旗活动由我负责摄影，仪式开始前，我端着照相机，四处寻找合适的摄影位，已经想好升旗仪式中要从不同角度拍摄场景。等到国歌一唱，我就愣住了，我该按照好学生的标准肃立呢，还是按照好记者的标准，最快速度跑到各个拍摄点，拍出能够全面反映活动的照片？
当个好学生还是当个好记者？我当即把这种困惑告诉在场的一位宣传部老师，他说你是记者，应该不一样吧？我便不再肃立，跑到升旗广场前的教学楼三楼，从阳台上俯瞰广场，拍下活动全景。第一次俯视着看国旗升起，心中最大的感受并不是“我拍到好照片了”，而是一种亵渎似的惴惴不安。
最近歌手姚贝娜病逝。在她病逝前后，一群记者围守，还有记者进入手术室拍照。争论随之而来——为了抢到独家新闻，拍到独家照片，记者就可以不顾做人底线？这使我想起了当年的困惑。我现在还是一个记者，但已不再是学生了，因此我的追求已经调整为“做一个好人”，而我的困惑也相应变成了“好记者能不能也是个好人”。这些年来，我看到有些人为了做好人而做记者，有些人为了做好人而不做记者，也有一些人为了做坏人而做记者，还有一些人因为被当做“坏人”而做不成记者。
法学家冯象写过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好律师能不能也是好人》。这个问题本身，就含有揶揄讽刺律师的成分。冯象的结论有些机巧。唐僧师徒西天取经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方能立地成佛。有时候律师便是法治通往正义路上的劫难。没有妖魔鬼怪，唐僧师徒成不了神佛；没有律师，法治也实现不了正义；更何况，有时候那些妖魔鬼怪还是正义女神故意安排的。
妖就是妖，奈何要用好人的标准要求好妖？你做你的好人，我做我的好妖，如来佛掌之下，各司其职，其乐融融，共赴西天，哪来那么多困惑和问题？
拿好人标准来丈量一切群体，要求好记者也是好人，好律师也是好人，好医生也是好人……这既不合理也不现实，甚至暗藏凶险。且不说“好人标准”本身有些虚无缥缈，即使真那么确实，那么所有人都是好人的社会既不应该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在一个要求所有人都成为好人的社会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然要安排一些人来监督大家是不是成为好人了（或是有一批人自愿承担这个责任）。这些鬼鬼祟祟四处打量别人是不是好人的人，以我的标准来看，他们本身就是坏人。
一般而言，只有同一个群体才最（且最能）关心自己群体的成员是不是好同志。妖怪见到你，才不管你是好人坏人，肯定是先流口水，想着哪快肉最柔嫩，最好下口。
这并不是说一个群体的好坏容不得其他群体来臧否，而是说，当有人动不动拿着好人的标准来丈量其他群体之时，他最关心的未必是这个群体自身的荣辱，而不过是拿人的标准来暗藏妖的祸心。让妖来划分人的好坏，结果可能是黑瘦的那拨被归为好人，白嫩的那拨被归为坏人。于是，妖便既得了吃到白嫩人肉的口实，又得了吃掉坏人的口惠。
如今，有些医生不太谈论德艺双馨的好医生应该怎样的，反而对记者中的坏人生就了一副火眼金睛；有些法官、检察官也不太关心同行是不是制造了冤案，最拿手的反而是辨认律师队伍又有哪些坏人在死磕了；有些官员不太关心怎样才能让官场成为好官场，最关心的反而是记者是不是好记者，律师是不是好律师，武媚娘是不是好的武媚娘……以及任何一个人是不是别有用心的坏人。
（原载《南风窗》纵论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