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一批有勇气、有水平的知识分子站出来，敢于同当前不健康的舆论倾向公开斗争，敢于在舆论场上反对西方价值观对中国社会的简单灌输，帮助中国公众建立符合国家现实的价值判断体系。
中国以互联网为中心的舆论场在形成一种偏激的强制力，要求公开发言者把批判体制作为基本价值取向。营造这种氛围的人未必很多，但他们很活跃，形成了声势。不少人感受到了压力，说话变得很小心。还有一些人主动配合之，打造自己“民意英雄”的形象。
中国知识分子的说话环境一直不太好，曾在很长时间里受到政府的强有力控制。改革开放以来，来自政府的控制在减弱，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如大学）尤其变得很弱，但来自舆论场这股势力的压力则快速增加。
这造成与舆论场接近的一些人，走向所有言论都“批判化”的极端。似乎他们看到的所有现实都是负面的，说的每一句话都愤愤不平，都在控诉“公权力”。这同绝大多数人的真实生活和感受显然并不一致，因为通常一个人不可能从未受惠于国家的进步，眼前永远都一片漆黑。
进步而复杂的中国具有多面性，很多人对它的感情同样是复杂的，爱它，但也会恨铁不成钢。这本来很真实，但却不被舆论场上反体制的强制力所接受。那股势力只欢迎“恨”，而不允许“爱恨交加”。
有人认为这种极端的舆论力量是对官方舆论的有效平衡，认为它有总体的建设性，有助于中国社会真正多元化的形成。
但真实的情况是，这种舆论倾向的强制力在明显过头，它没有表现出有自我修正的愿望和能力，而且在西方的鼓励和支持下，出现恶性膨胀之势。它开始打击异己，试图建立话语霸权，并且开始实际影响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行为。
我们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不包括“知识官员”和“知识商人”，而特指直接依靠发现、积累并传播知识为生的人。
现在的危险是，舆论场上的偏激力量已经开始控制知识分子当中的很多人，形成对他们的权威。本应以知识和求真为生的人，开始在舆论压力下“挑着说话”，为取悦舆论说“半真半假的话”，甚至直接说假话。
说真话难，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老问题如今有了新的缘由。一些人对求真的放弃来得很快，人们没有看到有什么强有力的抵抗发生。
中国需要一批有勇气、有水平的知识分子站出来，敢于同当前不健康的舆论倾向公开斗争，敢于在舆论场上反对西方价值观对中国社会的简单灌输，帮助中国公众建立符合国家现实的价值判断体系。
知识分子可以赶别的时髦，唯独政治的时髦不能赶。当前西方对中国大搞“政治挂帅”，互联网上跟着起哄的人不少，知识分子应当表现出定力，不重复他们在中国历史不同时期曾反复表现出的软弱和摇摆。
知识分子应当努力说真话，这个“真”至少有三个含义：一是与具体事实相符，二是真心话，三是它们应当自然多元，而不是为了某个目的组织得高度一致。
互联网渐渐成为中国舆论的主导性载体，然而它的价值取向与中国社会的真实价值取向有差距，而且这个差距在扩大。对此政府需要反思，然而在政府影响舆论的能力随着国家改革必然下降时，民间一些力量必将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今天舆论场对“真”的定义是扭曲的，扭转这种扭曲，离开知识分子的大规模参与不可能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