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学者伊格纳乔·拉莫内在一篇影响甚大的文章《量身定制的民主》中有这样一句话：“华盛顿一贯以‘非民主体制’来贬低其敌对国家……而惟一能够逃脱这一诋毁的条件，就是‘自由选举’。”拉莫内一针见血地挑明了两点：一是在西方一手遮天地控制着主流话语权的当今世界，“民主”早已不是学术之争，而是道德之战；二是“民主”被简化为“选举”。于是，高举“选举”大旗，便占据了道德高地。几十年来，中国就一直因此而被置于国际“道德被告席”上。今天是打破这一状况的时候了。

将民主简化为一人一票的选举，进而将选举变幻成“是否民主”的惟一道德评判尺度，正是笔者强烈质疑的。目前在国际学术界并不存在一个公认的、可以从道德上定义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统一标准。西方学者归纳出自由选举、多党、轮流执政、独立司法和自由媒体五大特征，近年又日益神化“选举”为西方退为维持自身道德高地、进为制约竞争对手的法宝。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必须超越西方学者对民主概念的简化，重返民主概念的原意。衡量一个政权是否属于民主的范畴，“以民执政（民有）、为民执政（民治）”是两大根本原则。前者指执政机构内应有充分的社会各阶层代表，后者指执政行为应充分反映多数民意。当政权逐渐从个人（君主）、寡头向民众手中转移、执政行为逐渐从为个人、寡头利益到为民众服务转移，就是民主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是动态的、渐进的，而非静止的、标准化的。

以法国为例。法国从1789年大革命开始民主化进程，先后经历了三个王朝、两个帝制和五个共和。从第二共和国就有了选举。但直到第三共和国，法国才被历史学家们公认确立了民主体制。当时占人口半数的女性根本没有投票权，法国也还是一个殖民帝国，法国也没有直接普选总统……直到20世纪40年代，法国才实现“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到1962年才开始直选总统。而法国总统两个任期的限制，则等到2008年才修宪确定。这一历史事实证明，当其民有、民治得到最起码的制度保障时，一个国家就进入了民主国家的范畴。

将民主简化为选举，进而用选举来判定一个国家的民主属性，是西方近年来发明的在舆论战中用来打击对手的精确制导导弹。多少国家的惨痛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当民主被选举绑架之后，落后国家就很难在经济上再赶上发达国家。我们的一些精英也天真地相信了“选举能够解决一切”的神话，甚至以逆推理的方式，得出“我们的一切问题都是没有选举而造成”的荒谬结论。在这种思维逻辑的影响下，特别是在西方有意无意的刻意渲染下，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将生活中的所有不如意的事，均归咎于没有选举。于是我们便在潜意识里背负起“民主原罪”来。

在“民主原罪”的重压下，似乎中国一切都是“负面”的，而只要有选举的国家就一切都是“正面”的。这绝对不符合事实。法国是首先通过工业化和殖民掠夺，积累了巨额财富，才为其选举民主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任何倾覆经济、社会发展与民主建设顺序的政策，都将阻碍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目前面临更多的是经济发展阶段性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而西方选举体制的局限性却在今天全球化进程中充分暴露出来。因此，我们在国际舞台上不应再扮演“民主小学生”的角色，不应再动辄自我矮化，自甘做“民主被告”。

中国民众往往从执政者的政绩来衡量其合法性，而西方国家则往往是从其上台的方式来判断其合法性，且因历史、国家的不同而蓄意使用多重、多变的标准。当我们将被简化为“选举”的民主恢复其本来面貌，即从“民有、民治”的原则出发来衡量一个政权的性质的话，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告诉世界，中国的民主属性是无可争议的。正如不能因为中国农业人口仍然超过工业人口、农村人口超过城市人口就否定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一样。

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就否认中国还存在着社会不够公正、民权不够健全、法治不够完善等种种社会问题。事实上我们也仍在继续完善民主进程之中。拉莫内早已警告我们，一个国家即便有了选举，若结果不符合美国利益的话，那也仍然被美国判定为“非民主体制”。也就是说，只要中国被美国视为战略对手，哪怕有一天我们也普选我们的领导人，也照样会被认为是“非民主”。我们为什么要为美国而自我鞭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