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中国经济30多来的高速增长，一个基础的因素就是得益于人口年轻化而形成的人口红利，这在学界已成共识。但是，人口问题绝非仅仅关乎经济发展；本质而言，它还是人的基本权益问题。统筹考虑人口问题，需要有前瞻眼光，因为人类自身生产具有时滞。因此，如何评价实行近40年的人口和计生政策，这一国策随着总和生育率的大幅减少，从而导致一系列的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越来越突出的时候，是否需要调整，不仅仅在经济学界和人口学界，社会上争论也非常激烈。本文作为一家之言，从中国未来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大国人口观之重建这一命题，欢迎讨论。
人口发展攸关国计民生，人口发展规律有迹可循，长周期性和强大惯性最让人震撼，中国必须用瞻前顾后、统筹兼顾、高瞻远瞩的“历史巨眼”来省思和观照，用发展的观点来考量当下的问题。我们必须清醒，当各种人口问题进入集中爆发期，一切将为时太晚。问题恰恰在于，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很少。
针对众说纷纭的中国人口问题，本文提出四个基本判断：其一，中国人口与其说是数量过剩问题，不如说是结构失衡问题。其二，中国人口与其说是总量过大问题，不如说增量萎缩问题。其三，中国人口与其说是老龄化压力问题，不如说是少子化亏损问题。其四，中国人口与其说是发展落后问题，不如说是政策偏差问题。
中国是一个地理大国，作为一个人口数量大国是自古皆然，顺理成章。中国的人口密度并不大，全球很多国家的人口密度高于中国。从人口少子化趋势和后果看，当下中国的出生人口增加不是太多，而可能是太少。人口少子化的挑战比人口老龄化更为深刻，因为生育是人类人口发展的源泉。人口少子化带来的巨大而且深远的挑战至少包括：
1.广义独生子女问题。中国的少子化、独子化甚至无子化是在一胎化政策的主导下产生的，所以少子化带来的一个大问题是综合的独生子女问题，独生子女一代责任大、压力大、风险大但自身脆弱。如果说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那么独生子女空巢老年家庭本质上就是“困难家庭”，独生子女伤病残亡的家庭本质上就是“悲苦家庭”。规模巨大的风险家庭和残缺家庭期待着人文关怀、政府帮助和社会保障。
2.年轻人口亏损问题。持续的少子化必将导致15年以后年轻型劳动年龄人口供给的减少，产生了持久的人口亏损问题：一方面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力不足，另一方面是照料失能老人的人力不足。最令人担忧的是，有朝一日，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超级老龄大国会遭遇无可用之农、无可用之工、无可用之兵的巨大尴尬。地无恒主，唯有力者居之；物无恒主，唯有力者用之。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3.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一胎化生育政策挤压出了一个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进而导致人口学意义的女性人口亏损现象，影响人口性别结构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一方面是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选择和强制堕胎漠视和践踏了大量女胎平等出生权、生存权和发展权；另一方面引发了人口生态安全问题。人口具有自然生物属性和社会人文属性，但前一属性更为基本，与生俱来，后一属性的获得则是社会化的产物，成年就该结婚成家，这是正常的人生程序。食色，性也。性能量是生存本能，力量惊人，在自然生物属性的驱动下，几千万之巨的男性“光棍人口”有一部分会演变为严重威胁社会稳定的“狼性人口”。没有配偶、没有家庭、没有温暖、没有希望，只有各种压力和内心的躁动，无偶男性群体必然成为痛苦失意、悲情愤怒的人口。一旦成年男性无偶人口的“狼性”集体发作，负能量倾崩而出，各种社会人伦悲剧将不期而至，令人不寒而栗！需要追问的是，人口不安定的根源何在？是否可能避免雪上加霜？
4.人口老龄化问题。或者说是人口的底部老龄化或者说少子老龄化，对应于人口的顶端老龄化和长寿老龄化。养老问题比较重要的是“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依”问题。养老问题谁来解决？一般人会立即想到，养老有困难，政府帮解决。政府是责任部门，解决问题的希望主要在年轻人力资源的支撑上。从人口学角度看，养老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作的年轻人口解决了不工作的老年人口的问题，老年人分享年轻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失能老人更需要年轻人的照料。老年人口对年轻人口的需求和年轻人口的供给之间有一个平衡的要求，优良的人口关系才能维系老龄化社会的社会稳定。最好的人口格局是年轻人口的供给超过了老年人口的需求，从而形成一个有人力储备的人口安全格局。但中国现在开始遭遇老年人口的需求超过年轻人口的供给，生育率的下降导致年轻人口亏损而且愈演愈烈的局面。
养老问题和生育问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养老资源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源，其次是政策资源、物质资源、文化资源，人力资源是生育所创造和带来的。宏观上我们看到的是少子老龄化，微观上家庭遭遇的是独子老龄化的普遍挑战。在理论上，中国需要的是“适度老龄化”战略，也就是“双子生育主导的老龄化”战略。
独生子女家庭和人口占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我们需要提出“强细胞”理论来支撑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为规避风险、减少风险，实现安全的和可持续的人口发展，中国的家庭政策要实现战略转移，即从家庭限制转向家庭发展、从计划生育转向优化生育，打造四边型结构为主、多边型和三角型结构为辅的健康家庭人口生态——不仅有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而且有兄弟姐妹的关系。控制和减少“独生子女风险家庭”，鼓励和增加“双生子女健康家庭”。优化生育是实现家庭健康发展的不二法门。
本文提出的“优化生育”不仅仅是指优生优育优教，而且是指：首先在权利的界定上，是个人、夫妇和家庭自由自主自觉的生育，也是对家庭、对孩子、对社会能够负起责任的生育；其次在决策的优化上，是适度的生育，是适量、适时、适龄的生育；再次在效用的预期上，是指低风险的生育、高品质的生育和有保障的生育，生育对家庭的核心价值是天伦之乐、传宗接代和养老送终，生育对国家的核心价值是能提供一代更比一代优、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新增人口，传承文明，创新文化，繁荣民族，以至永远。
令人忧虑的是，中国已经陷入政策和文化两个层面上的“超低生育率陷阱”。如果我们将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界定为“超低生育率”，那么中国从1980年9月以提倡一胎化为主导的《公开信》颁布以后就陷入了政策意义上的“超低生育率陷阱”（或者称“第一个陷阱”，TFR在 1.47左右）。由于社会经济的进步和高抚养成本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晚婚晚育、少生不生，随着“80后”、“90后”的新生代逐渐成为生育主体人口，观念决定行为，进一步陷入文化意义上的“超低生育率陷阱”（或者称“第二个陷阱”），2000年至今中国育龄妇女的平均总和生育率只有1.4左右，已经低于政策性低生育率（1.5左右）的水平。也就是说，我们所观察到的超低生育率已经不完全是政策要求的结果，而很可能是公民观念转变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陷入的是“超低生育率政策—文化的双重陷阱”，缺乏对超低生育率和严重少子化代价和风险的警觉和省思，甚至还沾沾自喜于生育率下降的“成就”。殊不知，对于这样的“成就”，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还要付出更为巨大的新代价、面对纷至沓来的人口风险。低生育率必须确立自己的价值标准，多低才合适？无论是什么社会、处在哪个发展阶段，允许自主生育、普遍生育两个孩子是毫不过分的要求，即便在生活贫困的年代，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年代，中国人口控制理论的先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也遵循了人口发展规律和人文关怀伦理，提出“生育两个孩子有奖”的正确主张，从来没有提出过提倡更不要说只允许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观点。
根据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假定1980年独生子女母亲的平均生育年龄是25岁，成为需要照料的依赖性老人的平均年龄是70岁，那么2025年以后独生子女父母的“老年赡养—照料危机”将逐渐爆发，严重困扰21世纪的中国。当然，对不同家庭来说，情况不同，“危机爆发点”的到来可能早也可能晚。这个时点大致与中国进入“老龄社会”的时点趋同，届时微观家庭承受的压力和宏观社会承受的压力一起爆发，留给我们的战略机遇期大概只有15年。
“双重陷阱”说有几点重要的警示意义：一是政策意义上的“超低生育率陷阱”容易跳出，文化意义上的“超低生育率陷阱”则很难跳出。二是中国和发达国家一样，都已经达到超低生育率，但走过的道路不同，实现的机制不同，不像其他国家是自然实现，中国是先强制后内生。三是在后果上，中国人口强制少子化的养老风险远远大于发达国家。其他国家是先富后老、边富边老，虽然少子化，但养老储备丰厚。中国的年轻人口储备和养老资金储备却双重不足。中国有超过1.5亿的独生子女家庭，核心家庭自我养老能力普遍受到质疑。四是在超低生育率的认识和应对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区别是：不仅缺乏对长期超低生育率负面后果的清晰认识，而且采取了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应对之策。种种事实表明，发达国家在鼓励低生育率回升，中国却在继续鼓励超低生育率。一些地方的TFR甚至低于1.3，属于极低生育率；一些大城市更是低于1，属于不可忍受的低生育率。但各地对超低生育率的巨大危险却不加讨论。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重建中国的“大国人口观”已时不我待。简单说，就是要从增量而不是总量、从结构而不是数量、从长远而不是短期、从反思而不是自满来看待中国人口问题。适度的人口增长完全必要。人口负增长应该只是短期的现象，如果成为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将后患无穷。目前，中国的生育水平太低，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被大大削弱，人口活力大大丧失，人口风险危机四伏。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大概在1.4左右，人口增长率只有0.57%，生育和人口增长水平已经低于正常的、可持续的水平，双重意义的“超低生育率”持续太久必将引发人口雪崩式减员，将大大削弱人口的发展力、生产力、消费力、竞争力、威慑力和战斗力，从而拉开一个人口大国老化衰落的序幕。
过犹不及，古有明训；不察时弊，必失未来。超低生育率陷阱理论提出了严重预警。本文的主张是：鼓励生育，持续发展；优化人口，强我中华。在可持续发展的路线上，及时修正、完善人口生育政策和社会公共政策体系，努力修复人口结构，降低人口风险，健全人口功能，实现长治久安，早已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