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就是人心问题，这个命题的提出是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独特的人文解读。人心明暗已经成为诸多人生和社会问题的根本。中国需要重建财富的道德观，来指引发达和富裕之后的社会发展方向。

最近中央明确提出“不以GDP论英雄”，中组部也不再以单一的GDP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主要指标。这是“灵魂深处闹革命”的信号。到了新的发展阶段，提出“富裕之后何处去”、“富足之后怎么办”这两个问题实质上包含了对发展和幸福理念的深刻反思和重新定位。富裕富足之后，很多人迷失在物欲无度的茫然、空虚和痛苦中，欲望膨胀却精神空虚不幸福。回望上个世纪50-60年代，西方兴起了至今余响不绝的“生活质量运动”，使人们明了“生活水平”不等于“生活质量”，更接近幸福的是“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1970年代，方兴未艾的发展经济学明确提出自由和正义是发展development重要社会目标的观点，突破了经济增长以GDP为依归的思维束缚。现在国内外都注意到发展的人文内涵和目标，纷纷成立人文经济学会进行多方位探讨，可谓迎来了“经济发展的人文复兴时代”。

有识之士看到了当今之世“人心堕落”的巨大危害。宗教学家何光沪教授认为，信仰的精神状态决定着文明的兴衰、民族的沉浮，中国精神的重构基础在人心的提升。国学大师南环瑾先生则犀利指出：二十一世纪最可怕的病是迷茫人生没有目标和方向，人越来越渺校南先生还说中国文化的根本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字“道”。道包括了天道和人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厚德自强、阴阳平衡、和合共生是自然大道。

一个好吃的民族和一个爱书的民族比较，孰高孰下不说自明。试问，放眼当下，有多少人在静静地读书、思考与创造？！舌尖上的中国固然展现了中国文化“民以食为天”的璀璨一面，但终究只是满足了生存生理的浅层需要。若干年后，若能做出“思想的中国”、“思考的中国”的精彩节目，无疑更能凸显幸福的深度内涵，善莫大焉。现如今，多少富二代迷失在财富的浪掷、欲望的膨胀和虚幻的幸福中，只知及时行乐，虚度大好年华，不知公民责任为何物，长此以往，不堪设想。梁启超先生“少年强则国强”的世纪呼唤犹在耳畔，然而独生子女一代于国于家都深可忧虑。眼下热播的湖南卫视节目《变形计》中的城市主人公大多被富裕和溺爱给害了，一个月的变形要收到脱胎换骨的作用几乎是奢望，我不否认变形的意义，但怀疑造就大少爷大小姐的成长环境不改变，变形之后很可能故态复萌。

在某种意义上，人口问题就是人心问题，这个命题的提出是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独特的人文解读。人心明暗已经成为诸多人生和社会问题的根本。举目四望，滚滚红尘中随处可见“富而不贵”、“富而不义”、“富而不正”、“富而不安”、“富而不和”诸多问题。这五种情况背离了经济发展“共同富裕”的初衷、“公平正义”的目标以及“人类发展”的追求。

所谓“富而不贵”是说当今中国存在富贵分离不同体问题。“贵”彰显的是人格的高度、思想的深度、情怀的温暖，贵在情操，贵在智慧，贵在仁爱。致富前的道德设问是“穷能否独善其身”，富裕之后提出的人生问题是“达能否兼济天下”，所以真正成功的企业家都是懂得散财有道的慈善家。金钱的富足、物质的丰裕如果结合了爱心的博大、人格的崇高因为“我”的存在使社会更美好，这将是多么富足的人生，就像李嘉诚先生等富贵榜样、财富英雄和风流人物。遗憾的是，不少人堕落成了精神空虚、无所作为的“富裕的穷人”。台湾有学者一语中的，所谓荣华富贵，不过是“一坨屎”。话糙理不糙，看破人生的真相，就能读出毛泽东豪迈词章“粪土当年万户侯”所包含的哲理。

所谓“富而不义”有二层意思，一是指所获不义之财。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遗憾的是，当今社会有多少人拜倒在金钱和财富的脚下，以名利和权势为普遍化追求，小人爱财却取之无道，贪腐腐败成为随处可见、见怪不怪的社会现象。好德抑或好利的取向已经分别出一个社会文明的深度：沉静还是浮躁，向上还是向下。二是指富裕但小气不仗义，对穷人缺乏关怀和同情，不是独善其身而是独肥其身。

所谓“富而不正”，是说一些富人身上有匪气和邪气，缺正气和大气，有钱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错误地将金钱奉为无所不能的“上帝”，决难成为社会的财富榜样、道德标杆。初唐四杰之首王勃在《滕王阁序》写下：“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孟子说：富贵不能淫，方为大丈夫。浩然正气，跃然纸上。中国需要更多有正气、有担当和充满正能量的财富英雄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

所谓“富而不安”，有得之不安心如贪腐受贿、用之不安全如财富不安全两种含义。“有所为”必需与“有所不为”相互配合，知道财富之道的上下左右边界，才能把控财富的正确流向，来之安，去之喜。在稳健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健，让财富发挥最大正能量。

所谓“富而不和”是指贫富分化导致了仇富心理和社会冲突。颇有一些富人看不起穷人，也颇有一些穷人嫉妒富人，贫富之间已经犁开了一条巨大的社会鸿沟，产生了阶层的分化和固化，进而产生了阶层的分裂甚至冲突，社会失和，仅此可见。

由此，发展的人文意义可以做另外一种表述，人立尔后万事举，人的全面、自由和高贵的发展才是终极的发展，即为了人生的自由与有趣保障与选择，为了生命的尊严与意义创造与超越。幸福是惜报知足，随遇而安，厚德自强，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洒脱；是“望天上云卷云舒，看庭前花开花落”的恬淡；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自信；也是“莫以恶小而为之，莫以善小而不为”的智慧。外求物质和物欲近短暂快乐远宁静幸福，内求德性和智慧才能超越物象的虚无、摆脱名利的羁绊。

中国需要重建财富的道德观，来指引发达和富裕之后的社会发展方向。世间的任何名利和算计都替代不了高尚的信仰带给我们的宁静和幸福，信仰守护人类的良知、正义和博爱。关乎灵魂归属的信仰问题才是需要终极关怀的人生和社会大问题。小我之爱是天性，大我之爱是道德。自律道德是慎独之修为，他律道德是法治之有序。古往今来良性的“均贫富”财富再分配机制以富人之余济穷人之缺都是社会公正和顺的安全阀、稳定器。财富本无过，财富的意义在于怎么来又怎么去，聚财有道，散财有德，方为正道。只有当对道德之信仰超过了对财富之追求，不仅富，而且贵、义、正、安、和，才能凸显出发展的人文含义，实现深度的、幸福的发展，才能换来中国人的“人间四月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