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新生人口是国家最宝贵的资源、希望和动力，是国家和家庭投资的对象。人口过快增长是第一次人口转变的景象，虽然最初对计划经济体制构成了挑战，但却为中国其后改革开放年代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和数量优势种下了巨大的“人口红利”的福根。然而，让人怀念的人口转变增长一去不复返了。今年实行的单独二胎的政策是对人口红利式微做出的及时回应，但我认为，计生政策改革更要有战略远见，应逐渐实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首先，全面放开二胎能够满足一些家庭被压抑的生育意愿，有利于从政策的层面减少“风险家庭”的产生，确保年轻家庭发展的安全性。不争的事实是，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从家庭可能遇到的风险来看，包括了独子夭折的风险、伤残的风险、失踪的风险（被拐卖）、不孝的风险（啃老）、空巢的风险。独生子女是高风险家庭，像中国拥有上亿个这样风险家庭的国家，已经注定了这个社会的风险性和脆弱性，毕竟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为防范新失独家庭的产生，就要从改变家庭人口结构做起，发展双子“健康家庭”以抵御家庭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独”问题，让更多的二孩家庭享受天伦之乐，毕竟家庭的亲情是中国人乃至地球人幸福的基本源泉。

其次，全面放开二胎可以缓解一胎化带来的人口亏损、人口萎缩、人口失衡的风险。否则长此以往，所造成的人口危机将演化为民族存亡的危机。古今中外，一个家庭平均拥有两个孩子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维持一个更替水平生育率也是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然要求。但2000年以来的数据表明，我国平均生育率大概在1.4左右，属于很低的生育率。少子老龄化加快的挑战不仅来自不健康老年人口的增长，而且来自支持老年人口的年轻人口的不足和减少上——这一点在家庭层面上看得很清楚。独生子女家庭普遍面临的是独子老龄化、无后老龄化、空巢老龄化的挑战，老无所养、老无所依、孤独终老将困扰很多逐渐老去的独生子女父母。持续的老龄化将会使经济在低迷中徘徊与衰落。由于长期的低生育率，中国开始面对劳动力人口短缺的新危机。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减少了345万人，减少的趋势将是长期的。全面放开二胎将释放部分被压抑的生育愿望，如第一胎生了男孩不让生但又想生第二胎的家庭，没有二胎生育权的非独家庭。全面开放二胎不仅弥补了单独二胎的“不公平”问题，而且有助于缓解人口发展的“不均衡”问题。

再次，全面开放二胎接近于适度低生育率，有助于中国人口走出低谷，实现人口均衡发展。中国早已掉入了超低生育率陷阱，长期的低生育率积累了人口负增长的巨大惯性。新生代不愿意生育第二孩，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年轻夫妇并没有都申请二胎生育指标，因为他们赡养和照料双方老人的担子普遍较重，即使他们认为两个孩子比较好，但也可能因为缺乏充足的条件而放弃生育第二孩的机会。

大概始于1990年代，中国进入了孩子抚养成本逐渐趋高、生育二胎的意愿普遍弱化的时代。全面放开二胎决不会导致人口的激增，所谓出生堆积的负面效果被严重夸大了。其实，出生波动完全正常，人口发展的常态就是波浪式前进。一个例证是通常人们认为倾向于多生多育的农村地区其生育观念、生育文化也发生了巨变。例如，《东方早报》2013年12月31日记录了西北某县一位农村计生工作人员的口述实录——“计生工作15年”，被采访者对当今农民家庭的生育意愿如是总结：“如果头胎是儿子，基本就不会生二胎了；如果生了两个女儿，即便没有计生干部督促，一般也不会超生。因为养两个孩子的负担要比养一个孩子的负担重得多。而生三个孩子的情况已经非常少见了。主动领取《独生子女证》和《二女结扎光荣证》的人数逐年增加。”相对落后的农村尚且如此，平均意愿生育率大概在1.6左右，更可想见抚养压力大得多的城市家庭为什么生育意愿这么低了。

第四，中国不仅应该放开二胎生育，而且应该向欧洲、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学习，及时鼓励生育。根据目前家庭所承受的高昂的生育成本，只有部分家庭有勇气生育第二个孩子。所以，生育成本的外部化和社会化是实现适度低生育率的重要路径。历史留给我们的战略机遇期很短，现在的生育主体已经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独生子女新生代，中国父母人口的生育意愿可以说是一代弱于一代，80后弱于70后，90后弱于80后。长此以往，中国将离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渐行渐远。全面开放二胎不仅完全必要，而且刻不容缓。中国要大力推进优化人口发展的政策改革，为民造福，为国解忧。（作者为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