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3月，我在一份叫做《文论报》的报纸上发表文章〈批判，以什么名义？〉，针对余杰不久前发表的文章〈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中对于哈维尔和昆德拉的理解，以及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批评，提出了「哈维尔为什么要批判极权主义」、「到底我们批判是为了什么」的问题。这篇文章是我从事社会政治表述的一个起点，在这之前我主要写作诗歌与小说评论。
强调「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批判、要反抗，而不是简单地去批判和反抗，其中包含了一个延展性的视野，即对于我们从小所处革命传统的反思，是希望不要再重复前人所走过的弯路，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某种既定的思维方式，比人们想象的还要顽固。即使在那样「极左」的历史结束之后，它还会存在很长时间，尤其是同样会存在于新一代批判和反抗的人们身上。
这个反思性的立场，开始于1980年代。更准确地说，来自1970年代末期。我是文革结束后考入大学的第一届77级学生，1978年春天进校。我们能够上大学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拨乱反正」的结果，在这之前中国大学十年没有正常招生。我本人在1974年高中毕业之后去农村插队三年，在江苏沿海的射阳县种棉花。
上大学最初几年，始终沉浸在一种思想解放的热烈气氛当中。1978年3月我们进校没几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科学大学，重新肯定了科学的权威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是重新肯定了理性而不是迷信在民族生活中的位置。接着胡耀邦先生主持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错案」，将一大批人从各种各样的污名状态中解救出来，他们在不同时期因为不同罪名从公共生活中消失。同时，大量被掩盖的历史真相从各个角落里走出来。
我与同学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王蒙、张贤亮等那批右派作家的归来之作，我的古汉语老师在教授先秦诸子百家的同时，不时插进安徽大饥荒饿死人的议论，好像那是一些必不可少的插曲。南京大学南园的报纸栏里，一连多日陈列着张志新烈士的美丽照片，她被塑造成坚持真理的新英雄，一种思想英雄。
1978年我22岁，正是思想成型的时期。每天与周围人们一道经历新的发现、新的真相、新的话题，经历「开禁」所带来的希望以及新的失望，就像从一条长长的黑暗隧道中走出，抬头感受到了刺目的阳光。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诗人王小妮(当时是吉林大学学生)在一首叫做〈我感到了阳光〉的诗中所描写的情况，很能代表包当时许多年轻人的心情：
我从长长的走廊走下去……
——啊，迎面是刺眼的窗子两边是反光的墙壁阳光，
我 我和阳光站在一起！
——啊，阳光原来是这样强烈暖的人凝住脚步，亮的人憋住了呼吸。
全宇宙的阳光都在这里聚集。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存在只有我，
靠着阳光站了十秒钟十秒，
有时会长于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
终于，我冲下楼梯，
推开门，
奔走在春天的阳光里。
经历过那个年代，有两件东西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第一，真相是埋藏在地下的，真理并不流行，相反，它们需要有人坚持，这种坚持有时候需要顶着很大的压力，现实的未必就是合理的。第二，这个国家曾经走过的一段非常弯曲的道路，尤其是在思想上，很多从前被奉为圭臬的，只是一些十分荒谬的东西，它们或许已经深深进入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进入了我们的血液，需要不断反思才能加以清除。
我在一种混乱、晦涩的传统中成长起来。
1966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天气很热，祖母带着我们在树荫下吃饭。饭菜上桌时，飘来一股非常难闻的味道，像是什么东西烧焦了，闻着这种不祥的味道很难下咽。循着味道找过去，原来是有人将当地淮剧团五颜六色的演出服抬到大街上点起火来烧，那些色彩鲜艳的袍子、裙子、腰带，被伸着长长的火苗渐渐吞没。不时有一两个毛绒绣球滚到脚边，沾满了脏土。而那些美丽的头饰和绣鞋曾经寄托了我幼年时许多梦想。我母亲爱看戏，于是我们孩子有许多机会跟着她进剧场观看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古装戏，虽然并不懂什么意思。
从「破四旧」开始，这是我头脑中有关文革记忆最初的镜头。我所居住的是当地政府的机关院子，院子里有一个漂亮姐姐参加了这次燃烧的行动。她原先经常穿一件黑色灯芯绒上衣，扎两个小辫，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她有个妹妹叫小毛，与我年龄相仿，我们都叫她「小毛的姐姐」，应该是初三或者高一的学生。很快，她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走路的样子劲头十足。她也是全院子第一个去北京天安门，接受伟大舵手接见的人。
在《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部纪录片里，有位当年北京101中学学生、现在美国某大学教书的杨瑞教授，她这样谈到当年的情况：此前作为小孩子，说话没有人在意，但是成为伟大领袖指引的革命小将之后，在家里的地位突然提高了，父母开始对你刮目相看，自己也觉得神气起来了(大意)。杨瑞所说的，与我们院子里「小毛的姐姐」情况十分吻合。此前这个姐姐在院子里众多孩子中并不突出，但是很快她成了全院子人瞩目的「明星」。与我们住得更近的还有一位哥哥，我们知道他在学校成绩不好，但是成了学校红卫兵领袖之后，也是突然神气起来了，有人有一些事情需要求他。
当时我的眼里，这些哥哥姐姐们，就像是一群「天兵天将」。他们突然从天而降，来到人们中间，彷佛在某个神秘的时刻，接受了某些神秘的指令，并拥有一些神秘的特殊使命。他们还掌握着一些特殊的语言，这种语言中有一些特殊的规则和逻辑，这些逻辑有一种无可辩驳的力量，「敌人不投降，我们就叫它灭亡」、「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干谁干？」诸如此类。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有点像我们课本中的孙悟空和哪咤，在天庭中翻滚打斗，俯瞰人间一切。当然远非「俯瞰」，而且是「怒目」和「蔑视」。
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是，被他们称之为「敌情」的，就在我们身边的角落，「敌人」原来都是一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面孔。「叛徒」、「特务」、「走资派」就是同学或者自己的父母，还有一些陌生的难以理解的专用名词，比如「阶级异己分子」。我们听人说，大前门香烟的包装纸里面，藏着一条「蒋介石万岁」的标语，长我一岁的哥哥带着我，在昏暗的路灯下试图找出它来，心里紧张得不得了——想要发现一桩秘密，又怕自己若是真的看到了怎么办。
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大街上。五颜六色的大标语，那上面将人的名字倒过来写，再划上叉叉；沿街的大字报栏上面，还会有一些「少儿不宜」的内容，比如我们院子里的某位叔叔有几任妻子之类；有将这些走资派的头像放到一起，冠之以「狗头集」，我的小伙伴喊我去看「你的爸爸在上面呢」，我赶去之后很快发现：「你的爸爸也在上头」，我们一同羞愧地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大街上搭台演出，台下人山人海的，白天和晚上都在演出，那些歌舞所表达的感情不仅是愤怒，还有一种悲愤、悲怆、被遗弃的感情在内，比如那首著名的歌「远飞的大雁」，听上去是红卫兵本身被围困了，他们正处于无助当中，非常Kitch。
夜晚人们突然涌上街头，因为要庆祝新下达的毛主席指示。所有的喇叭都在大声播送，一遍一遍，还有记录速度的播报，很慢，很庄严，就像是天庭里传来的声音，那种时候就会觉得作为一个人不仅渺小，而且需要为自己感到羞惭。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在全国各地播出，在纪录片中充当解说的女红卫兵的音量尖锐、急促，声调要多高有多高，几乎是声嘶力竭，表达一种不要命的忠诚与牺牲。
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这种东西的诱惑。虽然不能理解那些大字报的内容，自己也没有赶得上写一张大字报，但是我学会了当时流行的几乎所有革命歌曲，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红歌」。这些东西强而有力地塑造了我们的思想感情，尤其是那种毋庸置疑、无可辩驳的口吻和气势，流进了我们的血液。后来我们都清晰地记得80年代初听台湾歌手邓丽君的那种震撼，原来还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别的东西可以唱啊，尤其是可以唱得不一样啊。
当然生活中也有一些裂缝。我们半夜起床大街上排在长长的队尾，不只是购买毛主席像章，还要购买紧缺的煤炭。实际上，当父母在「监管室」里，家里的保姆、祖母被驱逐，我们还要承担所有的家务：白天买菜做饭，晚上熄灭煤炉关好门窗，秋天给父母送棉衣等。我们是日常生活的承担者。有一年多的时间，13岁的哥哥带着我过日子，家中没有大人，我们所在的地方，被父母称之为「家」。
我母亲(1925年生)年轻的时候，也见过「天兵天将」，那是真正的、带枪的「天兵天将」。她当时16岁，比我在文革中大一些。
1941年1月发生了著名的「皖南事变」，本来联合抗日的国民党，对安徽南部共产党的军队新四军发动突然袭击，扣押了军长叶挺，军队的其他主要将领被杀害，随后这支军队残存的余部来到了江苏苏北。这年的夏天，重整之后的新四军军部来到了我母亲所在的村庄，新军长陈毅也住在这里。新四军是共产党在长江沿岸的抗日部队，如同总部在延安的北方的八路军。
「一个叫停翅港的地方，多么美丽的名字」，随军部同行的电台女记者戈扬在日记里写道。她本人正好住在我母亲的家里。在日记中她记载了入住我母亲家的情况：堂屋里住着一对四十几岁的中年夫妇，应该是我的外公外婆了，他们的脸上显出不欢迎的表情，但是从门背后闪出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两只大眼睛扑闪扑闪的，她也不说话，拿起笤帚就开始扫地，意思是说「我把地扫好了，你可以来铺草打地铺了。」
这位新四军的女记者比我母亲大十岁，她是我母亲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为了打掩护，这位女记者也称呼我的外公外婆为「爸爸、妈妈」。新四军在这里进行抗日动员，发动群众依赖文艺演出，我母亲加入为其中的一员，她背着二胡在附近四乡八邻奔走。她还是村里的妇救会长，布置做军鞋、送军粮等。前几年我回家过年她回忆说，当时她的父母对说她：「你现在跟共产党走，国民党回来你要被杀头的」。在一次胜仗之后，我母亲在乡间万人大会上作为抗日积极分子代表发言，她至今记得「场面盛大」。
在这篇有关我母亲的日记的结尾，戈扬特地写道，后来这个女孩「也出来了」，她指的是我母亲最终离开家乡出来干革命了。戈扬是共产党报界凤毛麟角的女强人之一，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恢复工作之后在北京主编一个叫做《新观察》的刊物，提倡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初春天她所举办的改革派会议被看作是「八九动乱」的根源之一，因此在64岁高龄流亡，后来病逝于美国。在那部叫做《天安门》纪录片的开头，她回忆道：战争期间，革命者能够住在老百姓家，得到老百姓的保护，但是后来进城了，老百姓却无法住进他们家了(大意)。1980年代初我从南京大学分配到北京工作，一度因没有住房而住进作家协会一家杂志社的办公室，与她在同一栋楼上，我经常去看望她。
至少在当时，共产党的部队是受到当地群众欢迎的，是能够在人民当中生根的。我父亲的家乡很快也来了新四军。父亲的家庭是地主，按说算是「剥削阶级」，但是父亲他们弟兄四个连同我姑母全都参加了共产党。应该是1972年春天，父亲作为下放干部重新调回城里工作，临别时与家里三个稍大的孩子做了一次谈话。他认真地向我们谈了当年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对于一个地主的儿子来说，这是经过观察和深思熟虑的结果：当时国民党十分腐败，贪图自己的利益，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而共产党的新四军处处为老百姓着想，尽量少打搅老百姓，人来了先打扫庭院，临走时收好睡觉用的门板。父亲用「看不惯」来形容他心中对于国民党的态度，这是他的个人用语。其中的「老百姓」是他的工作术语，这放在稍后谈。
父亲的家庭属于典型的中国乡绅阶层。这个阶层处于皇帝与普通人民之间，实际上是乡村秩序的维护者和道德担当者。族谱里记载着比如我祖父如何办起了村里的第一所小学等。他们虽然是秩序爱好者，但是信奉儒家「君轻民贵」的思想，由于距离底层百姓比较近，因此他们的同情和立场放在了普通人民一边。1922年出生的父亲，是受过20世纪初新文化影响的一代，父亲的父亲早逝，但是他的两个叔叔在北京学法律，一个叔叔学数学，他们假期从京城带回来国民政府的律法小册子以及鲁迅、朱自清的著作。父亲本人还是一个科学爱好者。
祖母说，父亲曾经带着弟妹，爬到自家的房屋上，看看有没有藏起来的「浮财」(金银首饰之类)，需要交出来。他们对自家财产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因为他们相信一个更好的世界就在眼前不远，这需要他们放弃个人的一切。这种自我牺牲的想法应该在儒家的思想里也能够找到源头：「士弘毅而道远」。父亲性格温和，偶尔也会突然严厉起来。
我时常提醒自己，我们没有第二个出身。对于这样一种传统，不是简单丢弃的问题。很有可能在你想要把它们丢弃的时候，已经在重复它的错误。革命传统曾经用「封资修」来称呼所有过去的人类文明成果，认为它们是「大毒草」，弃之不顾。因此，我们所需要的是时时记起自己的出身，承担起其中的错误和黑暗，乃至运用其错误来培育新的开端。
我甚至不认为在目标上我的追求与我父母亲的追求有很大的区别，我们都接受平等、自由、公正，都在促使那样一个前景的出现，但是很可能他们采取的路径错了，他们抵达目标的方法有问题。我认识一位十几岁在太行山参加革命的老先生、老共产党员，他在去世不久之前对我说：「我到现在也还说不清楚我们这个时代人是怎样变异的。为什么人追求的东西最后转而反对他自己。人的智慧不足以应付他们造成的问题。」他叫何家栋。我希望他奋斗一生的终点以及他所思考的终点，是我的起点。我愿意负担起他——也是我父母一代人——的全部困惑，担负起他们的失败、他们的理想，包括他们的宿命。我愿意将他们的道路，看做我自己的原罪和我的起点。
今天的我已经不像当年那样，始终需要为自己感到羞惭，甚至为自己的存在感到羞耻，觉得自己是如此空洞、苍白和无力，而是感到需要某些自我肯定，意识到自己身上也有某些值得肯定的东西。因此，我们也需要在某种意义上肯定这样的传统和背景，肯定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也学到了某些东西，它并非像有人所讲的那样一无是处，年轻人仅仅在狼群中喝狼奶长大。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长成两颗头、六条胳膊、八条腿的怪物。我们能够理解世界，世界也能够理解我们。当然，我这样说的时候，不应该忘记，不管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在这之后，我本人都是这个社会的受益者，是社会资源的享受者，而肯定有人感受会不同。如果有人表示非常不同意我的这个看法，我也能够理解。
这个传统中包含了很多难以理解的自相矛盾，它不仅与共产主义有关，也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有关。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在中国儒家文化的基础之上被理解、接受，从中又发展出了别样东西。这种文化既有对于平民的体恤，对于百姓受苦的同情，有那种将心比心的悲悯，但是这种态度中，很可能包含了一种看待风景一样看待他人的心情，穷人被看做构成眼前环境的一部分，而不是与自己分享共处的一部分。汉语中「人民」这个词，意味着不能沟通的两个部分「人」与「民」：前者是受过教育的、主动的、应该受到尊敬的；后者是缺乏教育的、被动的、供驱使的及不能自己做主的。我父亲经常用的那个词汇「老百姓」，其中既有对于底层人民的同情理解，又将自己与这些人划分开来。这之间的不同在于——许多事情不在老百姓掌握之中，老百姓也不知道。
那么就是说，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人们会将同情的眼光落在老百姓身上，需要的时候也可以以老百姓自居，与老百姓同甘苦，学习老百姓的语言，穿上老百姓的衣服，但是他们归根到底不属于「老百姓」。他们还有一套自己的语言、思想，身处另一个不同的秩序，这个秩序属于一些特殊的、先知先觉的人们，「老百姓」并不在其中，他们不与老百姓分享同样的权利以及信息。因此，出现在「老百姓」当中的他们，总有一种「扮演」的味道，彷佛质地不同的两个物种。
而一旦有可能，他们又会过一种有保障的或受庇护的生活，享受在等级秩序之内的种种好处。所有等级秩序中的「特权」被看作是对于他们的回报，不同的特权位置体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价值，让他们感到找到归宿。这之后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很少能够向自己这个圈子之外的这个世界再看上一眼，有意无意认为那里都是不值得信任的，是藏垢纳污的，是危险和需要警惕的。在很长时间之内，「社会」这个词代表了「体制之内」对立面的存在，因而拥有了许多负面含义：「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社会闲杂人员」、「社会盲流」、「社会渣滓」。
在民族生活中，拥有一个「先锋队」是十分可怕的。它更像一支「别动队」，凌驾于整个民族生活之上，把整个民族的目标替换成它自己的目标，将民族数亿人的生活变成它的途径和工具，甚至不惜人的生命。它变得不受约束，像一头野兽横冲直撞滑进民族的生活，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加以限制，没有有效的法律来加以制止。所有那些不合理的事情不能够得到及时调整，「老百姓」有理没处讲，有怨没处申。国家部门本来是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他们如今成了这个国家最成问题的那部分。普遍道德感和责任感的丧失，成了我们民族精神面貌的特征。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维护少数人的权力和特权。
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从理想主义开始，最终走向彻底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从拯救开始，最终将民众再次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从拥有无限远景开始，最终落入毫无目标无所适从；从追求自由开始，最终变成专制的维护者和专制本身。所有这些当事人不是魔鬼，也曾经有一个热血的开始。这是怎么回事？
这条道路不应该被重复。我们的任务远非只是批评当下的专制，在这种批判中，应该始终包含一个命题，如何不让那样的悲剧再度上演。的确，我经常看到一些激烈的批判者，在思维方式上只是在重复他们批判对象的错误。他们与其批判对象之间，存在拉康所说的那样一种「镜像关系」。那么熟悉的一种东西，也许太容易上手了。
哪里是我们的起点？从这个起点开始，我们才能够发展出新的生长空间，拥有一个可能性的未来，让未来从现在开始取得雏形和加以培育，不要等到所谓「天翻地覆」的某个戏剧性的日子之后，在很大程度上，那个日子并不是最重要的，甚至一点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每天每时的变化。而实际上每天都令人眼花缭乱，问题是往何处去变。
前面提到关于余杰的文章里，我指出他喜欢使用「必须」、「只有」这样不容商量的句式。比如他理解哈维尔认为「必须签名」，「他觉得只有承担了历史的苦难，才能拥有对祖国的发言权」。实际上哈维尔是将昆德拉所强调的个人自由作为一个前提，包含在自己的言行当中。而且哈维尔反复强调，他与朋友们选择这条道路，并不是因为知道必定取得成功，不是为了获得某个发言权(支配权)，而是出于自己的良知，感到需要这样去做。余杰的说法，让我想起曾经流行的那种高音及个人道德制高点的意味。
最初的这篇文章，也表明了我的工作起点：比较起来，我对于人们的思维方式更为敏感，对于人们在言论和行为背后所蕴含的思维定势更为敏感，尤其是当我看到某些做法，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强烈反对的声音，但其背后，却拖着一条浓重的过去的阴影，是在复制对方的思维方式，这种时刻我就会感到特别不安。比如2006年余杰与王怡见美国总统布什时，临时抛开本来说好一起见面的郭飞雄，理由是他不是基督徒，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在我看来，作为「民主的反对派」工作的唯一理由，是反对当权者容不得异己的做法，那么为什么在我们自己身上，还要重复同样的错误呢？
事情需要在两个方面同时进行。一方面，所谓「后极权主义社会」，允许人们有吃有喝，用哈维尔的话来说，即仅仅拥有选择电冰箱与电视机牌子的自由，而不能自由地在公共事务上发言，并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生活，某些政治性的话题被禁止公开谈论，在网络上也不行。比如「六•四」，比如「刘晓波」、「艾未未」，还有许多被监禁的人们，他们的名字随同他们的身影一同消失在公共光线之下。人们也不能就这个国家的去向、就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提出不同的方案，以供讨论和参考，比如08宪章。谁要是想「突破禁区」，罚单很快就会到来，遭到严厉处置。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能量便越是选择阻力较小的地方去释放。因此，知识分子参与公共生活、扩展公共话题，尤其是不去回避那些不能回避的公共话题包括政治话题，是十分需要的。
另一方面——它十分容易被忽视——那就是除了建设我们的公共生活，还要同时建设我们的「个人」，这里指的是有责任感的个人，而不仅仅是消费的个人。我们国家从前很长一个时期之内，「个人」被视为危险的和罪大恶极的一个词汇，任何个人的要求、利益、想法，都被认为是腐朽的西方思想，是需要铲除的。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个人利益、个人自由的缺失，同时造成一种不负责任的习惯，那就是将一切都向外推，碰到任何不顺心都是国家不好、社会不好。在食堂饭菜里吃出一条虫子来，都是国家的问题。有些事情比如生产安全，是同时需要当事人本身也要警觉和负起责任来的，而人们会习惯性地认为这是别人应该做的事情。
1990年代初期，当我读到哈维尔以个人良心作为立足点，感到这既是一个道德的立场，也是一个个人的立场——通过个人内部的觉醒，将个人从一种麻痹、瘫痪状态下解放出来，恢复个人的身份、个人的起点、个人的独立性和个人的责任感。在我们这样有着长期屏蔽「个人」的地方，提倡一种「个人的特立独行」，永远都是有意义的。有「个人」在先，才会有「平等地尊重每个个人」在后。当个人意识到自身的不同意见，他才有可能慢慢去学会倾听别人的不同意见，认为它们也同样重要。
比较起来，捷克的反对派运动，带有更多知识分子的色彩；而波兰的反对派运动，则扎进广大社会之中，与工人阶级的要求齐头并进。波兰反对派知识分子库隆(J. Kuron)、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所提出的「重建社会」，同样切中了这种制度的要害。在这里，「社会主义」分成两个互不相干且互相对立的词汇：「社会」与「主义」。结果是要「主义」不要「社会」，尽可能切断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平行联系，将这种联系当做一种挑衅，不管是行业的还是宗教的或者是大学联盟，都被视为有潜在危险，从而把人们陷入彻头彻尾的原子化状态。前面说过，这种体制从根本上就不信任社会。最近最高当局正在试图用「社会治理」一词代替被诟病的「维稳」，然而在其表述中，「社会」仍然是一个被「管理」的对象，而不是需要尊重、学习、听取的主体。在他们看来，政府是老师，社会是学生。甚至「公民社会」一词，从2010年10月份也开始从报纸上消失。
在种种箝制之下，不管是社会还是个人，都有一个自我发育、自我建设的过程。个人自主性与社会自主性一样重要。尤其是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得由自己动手，来解除加在自己身上的那些看不见的符咒。如果不是曾经举行过这么一个类似的「手续」或者「仪式」，哪怕到了美国、英国、瑞典、墨西哥，这个人仍有可能保留很多那样的东西，比如恐惧、冷漠症、抢夺道德制高点、患了关节炎的病态自尊心，以及不善于与那些不同意见的人们相处共事等。因此，在今天关注民主、人权的人们，包括那些被官方视为敏感的人们，他们实际上与这个社会中的其他人们一样，并不拥有某种天生的免疫力，并不拥有任何特权，称自己不需要警惕和剔除自身专制的阴影。他们并不会因为走在民主的道路上，受到官方压制，就免除了学习民主以及向他人学习的过程，免除了听取不同意见和自我修正的过程。
我在那篇〈我为什么要在宪章上签名〉的文章中写道：「我们也是可能犯错误的，也有可能在这件事情并非恰当，所发表的看法、宪章中的表述也许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因此，我们是愿意随时倾听批评的，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包括来自官方的，来自我们社会方方面面的，所有不同意见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从而可以调整自己的立场，知错就改。对于将自己所做的事情说成多么了不起，想方设法为自己唱赞歌，那样一种做法人们并不陌生，也不是我们所认可的。」我们不能是一批新的「天兵天将」，不能再来一次——怀揣着自己认为正确的真理，从而强加于整个社会。相反，我们需要回到社会和公众中去。在接受种种限制的条件之下，拓展思路和开辟工作。
在这篇奉命作文的题目是「我们到底要什么？」的文章中，我最后想说的是，当然我们认同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但是面临自己所处的社会和公众，我不想回答「我自己要什么」，我自己是如何「非要什么不可」，或者我(与我的朋友们)设想中国未来一定是个什么样子，那么就得按照这个方向去做。不是这样的。我最希望的是能够有一个畅所欲言的制度平台和公共言说的平台，在这些平台上，不同的意见和观点能够得到平等的对待和充分的讨论，不同的利益尤其是弱势人们的利益能够得到平等的尊重和体现。至于中国往何处去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社会矛盾的问题，以及各种具体的政策，则需要允许不同立场、意见冲突的人们来讨论，让大家来选择，而不会因为有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而遭遇牢狱之灾。言辞是行动的引导，没有身处其中人们的充分讨论，谁能够知道事情应该怎么办？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我非常赞同台湾学者钱永祥先生的这个表达，钱先生本人经历了台湾民主转型，有着许多切身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汉语世界的知识分子极具警醒意义。他说：「如果社会还不允许差异存在、不容许非权威的方式形成共识，知识分子该怎么办？我想，除了协助差异的论述出现、协助非权威的说理方式之外，并没有什么事是一定需要知识分子做的。」(〈略谈「公共型」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