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正在成为过去的历史，然而，战争期间面对全球一片强烈的反战抗议，身处一隅的美利坚国家民众一边倒地支持战争，这一现象却还值得人们反思。当时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开战以后，美国国内的反战声浪日渐式微，相反，战前一度坚决反对这场战争的人，有不少也在战事发生后改变了态度，转而支持布什政府的战争计划，美国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率，一度高达70%。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在战争之前一度承受着反战的民意压力的布莱尔政府，当战幕正式拉开、经十余天而战况良好时，三分之二的英国民众开始认同布莱尔对战争的处理方式，并认为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他们可以容忍较高的伤亡。美利坚民族对战争的居高不下支持率，和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公民在战争发生后对布莱尔政府战争政策态度上的变化，其缘由和动力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应该交给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者米尔斯海默，他所给出的答案是两个字：权力。这位“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阐述者，在其出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继承汉斯.摩根索的“人类本性现实主义”中对于霸权的理解，和肯尼思.沃尔兹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中对于国际体系的结构认知，发展出了一套关于权力的新理路。这套现在被称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新现实主义逻辑，再次申明了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命题，强调了权力在国家追求中的至高无上地位。在米尔斯海默笔下，人类的这个生活世界，并不是合作性的，而是竞争性的，大国之间彼此都互存畏惧，很少能够相互信任，人们所看到的所谓“大国合作”，比如制止战争、维护和平、控制军备等，那也不是为了所谓“正义”，而是想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力量，防止自己成为战争和冲突的牺牲品，相形之下，任何国际秩序都只是大国维护自己利益的行为的副产品，因此也都极不可靠。

究竟拥有多大的权力，国家才会感到安全呢？米尔斯海默把他的权力逻辑往前推演，得出了一个更为悲观、不“人文”的结论：只要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国家对权力的追求，就不会有止境，为了生存，国家所希望达到的，是永远保持自己相对于其它国家的力量优势，优势越大越好。而对大国来说，很自然的考虑则是霸权，大国也会把主要精力放在安全上。值得注意的是，在米尔斯海默那里，大国对权力和霸权的追求，并不构成一个道德问题，也就是说，那种从道德动机的角度来看待大国行为的方式，是不相宜于大国政治的实质的。权力政治服从于权力政治的逻辑，他非常“残忍”地告诉他的读者，二战期间日本制造珍珠港事件对美国发动战争，看起来好象难以理喻、不合战争“道德”，其实，它乃是被迫的，是当时日本国的一个理性决策的结果。

米尔斯海默的国际政治研究带有结构眼光，它志在描绘一个真实的世界，这种基于结构的研究却更富有着说服力，就以目前这场正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而论，美国不远万里跑到中东兵戎交加，真象它所说的那样，是为了伊拉克人民的“自由民主人权”吗？实际上，且不说“自由民主人权”只不过作为战争借口之一(另外两个借口是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萨达姆政权支持恐怖主义)，而且关于伊拉克战争是为了“解放”伊拉克人民的说法，是在伊拉克支持恐怖主义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没有什么证据、没有什么人相信之后才提出来，这本身就富有着意味。而美国总统布什其实也早就说清楚了，他在国内对美国民众的一次次演讲中，就明白不过地说明了倒萨是为了保障美利坚民族的“民主自由人权”。

世间从来没有救世主，我们总是期望着救世主的出现，所以把正视现实，当作了一种痛苦而避开为快的事情。但米尔斯海默不愿意也用“人文”来给人类的生活“纹身”，他提醒美国人，对美国来说，21世纪最危险的情况就是中国成为东北亚地区的潜在霸权国家。这话会让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中国人不受用。然而他对美国对外政策喜爱披着道德的外衣而行权力利益之实的披露，却同样会使他的同胞不高兴，“因为美国人不喜欢权力政治，所以在公开场合他们常常以自由主义的口吻谈论美国的外交政策。政策精英的言辞也涂上了浓重的乐观主义和道德主义色彩。美国学术界特别擅长抬升思想市场中的自由主义成分。然而，关起门来，筹划国家安全政策的精英们却满口权力语言，而不是什么法则；在国际体系中，美国也在按现实主义逻辑要求行事。实质上，他们的公开言论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具体操作之间存在明显的鸿沟。”

那位九十多岁时还曾跑到英国政府办公大楼门口参加集会抗议的“世纪智者”罗素，曾经很精辟地说，美利坚民族比其它所有民族都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伪善无与伦比。罗素把西方人对自由的说教，说成只是一种伪善，到了米尔斯海默那里，这套自由民主话语则成为了追求权力和霸权的一块遮羞布。米尔斯海默因此对所谓“民主和平论”嗤之以鼻，嘲讽那些宣扬国家的对外政策取决于国内制度的人，是没有历史意识，是在歪曲人类政治的真相，无论所谓“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在权力追求上，都没有什么差别，任何国家为了权力，都可能会走向极端。他的这段描述更会让那些“民主和平论”的信奉者不舒服：“美国在十九世纪有着殖民主义和不平等地向外扩张的记录。美国人今天当然不这样看待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唯心主义的一套历史言说实际遮盖了美国权力如何野蛮地成长起来的过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伟大的印度诗人泰戈尔，是米尔斯海默的另一个隔世知音。韦伯和米尔斯海默对“发达国家”民众以“自由民主人权”名义追求“民族权力”的深切剖解，在印度诗人泰戈尔那里，早就曾经得到了呼应。在1916年欧洲正在大打世界大战的前后，泰戈尔曾飘洋过海前往访问尚未参与战争、当时世界上的两个大国美国和日本，在这两个国家作了许多演讲，他的演讲后来汇到一块，定名为《民族主义》(又译《国家主义》)一书出版。在这本书中，泰戈尔发现了一个精神上分裂的西方，这个西方一方面“产生了胸怀开阔的人，具有伟大思想和思想家和伟大业绩的实行家。它产生了伟大的文学。我知道这些人爱好正义和自由，憎恨欺骗。他们思想纯洁，态度坦率，笃于友谊；他们的行为诚实可靠”，另一方面“冲突和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它的基础不是社会合作。它已经演变为一种完备的权力组织，而不是精神理想”；一方面在它的心中，“洋溢着纯洁的人类之爱、正义之爱和为崇高理想作出自我牺牲的精神。多少世纪的基督教文化，渗进了它的生命的内核”，另一方面，它在“在邪恶方面也是至高无上的，在这方面它只面对自己的利益，用它全部的力量，以反对人类中无限的东西和永恒的东西。”而这个分裂的西方的典型特征，又正在于“它们僭用自由的名义和自由的外表”来行不义之实，“爱好自由的人们通过这种机器装置(指民族主义--本文作者注)使世界上一大部分地区的奴隶般劳动永久存在，他们有一种尽到责任的惬意的骄傲感；原本正义的人们，能够在行动和思想上变得无情无义，同时却以为他们正帮助世界获得美德；诚实的人们为了自我扩张可以胡乱地剥夺别人的主权，反而辱骂被剥夺者不配得到更好的待遇。”

泰戈尔曾长期生活在英国，在西方“文明世界”学习、交友，对“发达国家”的观察，可谓细致入微。他的这些话，是八十余年前说的，将它与当下的战争场景相对照，我们不难发现其间的心有灵犀，不过，与近九十年前相比，泰戈尔在书中所评论的对象，已应该由欧洲改变为美国。一个民主、自由、人道的西方，为什么也是一个动辄侵略、“邪恶”的西方？在泰戈尔那里，西方的精神还是两分的，所有的问题和罪恶都源于西方的那个现代发明--民族主义，这个工具性的东西压倒了人类的善良意志。然而，米尔斯海默对民主不妨碍战争的论证，却使我们能够在泰戈尔那里再走进一步：有没有可能，民主还会有助于暴力的运用呢？

这个问题其实与另一个问题切切相关，那就是民主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现代的国家对外暴力，正如泰戈尔所看到的那样，绝大部分都是外向的进攻性民族主义式的暴力，这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如果民主精神与民族主义不相排斥，那么，民主就可能成为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依托，为民族主义暴力推波助澜。那么，民主与民族主义究竟有何种关联呢？很不幸，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另一个不愿意接受的真实：民族主义思想在晚近以来人类历史中的生发，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乃相承相依、不可分割，可以这么说吧，没有现代民主政治，就不会有民族主义走进人类生活。这种逻辑关联听起来有点拗口，其实，道理一点也不复杂，现代民族主义两百年前在西欧的原初产生，本身就与公民或说国民的民主参与权利密切结合在一起，公民或国民民主参与权利的普及，原先属于国王和贵族专利的政治活动现在推广到了一般民众，才诱发了大众对于一种新型集体生活--即所谓“民族”的认同感。

民主不反对民族主义，实际上为民主不反对暴力、和增强实施暴力的能力提供了精神的物质的前提。想一想拿破仑的武功吧，今天的人们谁也不会认为法国大革命后的对外征伐，是为了推广“高贵”的欧洲启蒙文化，但拿破仑是这样来看，当时的德国诗人歌德以及被法国侵略的国家的不少人也这样来看，而法国的老百姓也都狂热地支持拿破仑的“世界主义”理想，结果便是战争，是民主支持下的战争。从拿破仑的经历中不难看出，与人们想象的不同，民主国家实际上更容易生长外向进攻性民族主义，和更容易形成强大暴力机制。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会倾向于获取更多的权力，而用民主政治武装起来的现代民族国家，正是韦伯所说的“政治成熟”的民族，它对所谓“民族权力”更会有清醒意识，所以，它也更有利于在战争时期被动员起来形成更强大的军事强力。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的希特勒的德国为什么转而形成法西斯主义政治并瞬间成为欧洲第一军事强国，其中的道理也在于此。

米尔斯海默和泰戈尔对权力与民主的剖解，其实也为我们理解美利坚民族所发动的这场战争，提供了很好的解答。毫无疑问，当下美国对伊拉克的军国主义，是进攻的、外向式民族主义狂热使然，它与当年拿破仑在“传播先进的欧洲文化”旗下所进行的军事扩张绝无二致。值得指出的是，泰戈尔在一战期间所说的欧洲国家对“民族权力”的痴迷，其实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经历，已经使欧洲人幡然醒悟而大有改观，特别是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的深入实践，业已使欧洲发展出了与美国不一样的国际政治原则。记得去年4月在英国首相布莱尔的政治顾问库珀提出“新帝国主义”论而举世哗然的时候，上海的倪乐雄先生曾给我来信，告诉我虽然库珀的“殖民主义”主张，很难令处于第三世界的、所谓“前现代”和“现代”的国家民族所接受，但与此同时他对“合作帝国”的强调，是对欧洲政治经验的总结和代表了欧盟的声音，体现了欧盟的原则，则也不太可能为美国所认同，美国的追求乃是世界领导地位、霸权主义，其具体表现是现行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和“确保单方摧毁”的核政策等。乐雄先生当时预计，如果欧盟国家自始至终贯彻这一原则，而美国又长期坚持霸权主义外交政策，那么，欧盟同美国的严重冲突迟早会发生。一年之后再来看现实事态之发展，在伊拉克战争之前的美欧意见两分，已经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战争发生且迹近尾声之后，大西洋两岸的传统盟友，是否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又重新步入历史俗套、再次言归于好了呢？法德俄首脑的频繁会议与电话，及与美国之间围绕伊拉克重建问题言辞立场的继续交锋互不妥协，正在给人们展示世界政治的一幅新图景，在这幅图景中，旧有政治格局中的合作与友谊业已式微，而世界主要政治版块已开始新一轮分化组合。以法德所代表的欧洲与美国在同一件事上产生这样大的分歧，其中的原因一大部分，也正在于欧洲政治已经超越传统的民族主义原则，而近于中国共产主义者李大钊所说的“联治主义”，欧盟也几已成为一个超民族国家，它与美国之间的争争吵吵，也正是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间的难以相容。

(《大国政治的悲剧》，(美)米尔斯海默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版；《民族主义》，(印)泰戈尔著，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2003/04/15初稿，2003/07/21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