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无政府状态和技术的滥用，是对人类和平的重大威胁，但战争还是和平，毕竟是由人来选择的，这两种威胁人类和平的事物，因此都还只是外原性的因素。除了世界无政府状态和技术滥用，还有没有其他威胁人类和平的东西?爱因斯坦显然不满意于只从外在来寻找原因，人类在他的心目中，主要是一种精神的存在而不是一种生物的存在，人所碰到的难题和困境，因而也要从人自身的主观性上来发掘，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类行为。爱因斯坦找到了这样的内原性因素：人类自19世纪以来在对待真理、知识、智慧态度上的转变，也深深地参与了严重威胁人类和平的军事主义的培养，是科学主义而不是科学精神占据了人们的头脑，才使人类正在一步步走向极端。
什么是科学主义?什么是科学精神?爱因斯坦没有明说。然而，这并不影响爱因斯坦对科学的看法。对一个“精神贵族”来说，科学的价值自然更多还是体现在对人的心灵的扩充上，而不是在于其工具性上。爱因斯坦正是如此看待科学技术及其功用的，他对人类政治的现状持批判态度，对科学技术的滥用同样持批判态度。我们将看到，爱因斯坦所反对的，正是科学主义。
爱因斯坦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包含在他对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中。这也是晚年的爱因斯坦关切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他认为，科学通过两种方式影响人类事务：“第一种方式所有人都很熟悉：科学直接地，更多程度上是间接地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方式带有教育性质──它作用于人的心灵。”爱因斯坦满怀忧虑地指出：科学对人类事务的前一种影响方式，在给人类带来功利的同时，也更给人类制造了无穷困难，“技术──或者应用科学──却使人类面临极为严重的问题。人类能否继续生存，取决于这些问题的圆满解决。”
在他看来，科学技术的破坏性体现在三方面：首先，很大一部分人已不再为商品生产所必需，并因此被排除于经济循环过程之外；其次，技术缩短了距离，并创造出新的具有非凡效力的破坏工具，它们被掌握在主张技术不受限制的、行动自由的国家手中，这就成为人类安全与生存的威胁；最后，通讯工具──印刷文字的复制过程与无线电──在同现代化武器结合起来时，就使肉体与灵魂被置于一个中央权威机构的奴役之下成为可能。爱因斯坦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实践者，对科技的实际应用始终保持戒心。科学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对此做出取舍的是人的心灵。科学的善恶问题本来是不存在的，但科学一旦被应用于人间的功利，就不得不被置于道德的天平。遗憾的是，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人并不是从来和完全都是凭借理性来做着一切，人也喜欢置本能于理性之上，理性的光芒因此常常被遮盖了，科学因此常常被工具化了，而科学一旦被工具化，潘多拉魔盒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打开，科学的魔性一面也就统统显露。
科学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从其原初来说深深体现了人类心灵的崇高性，人类对科学的探索，在丰富了人类灵魂的同时也一点点切除了人类的自卑感。爱因斯坦所说的科学对社会的第二种影响方式，所阐明的正是科学对人类所起的精神效果。
“科学通过作用于人类的心灵，克服了人类在面对自己及面对自然时的不安全感。”科学的这种影响，体现着的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一种求知精神、真理精神，也是一种寻求智慧的精神。真理是独立的，智慧是超凡的，自为的真理和脱俗的智慧拒绝对事物进行实用化审视，知识就是知识，不能单纯为世俗的目的而存在，它可以服务于世俗但绝不应屈从于世俗，它与世俗共处是为了提升世俗、度化世俗。爱因斯坦心目中的科学，是和谐的、统一的，生于人间而不附和于人间的，它要唤起的是人类心灵的崇高与伟大，它可以与凡世共存共处并为之做努力，但这绝不是它的惟一目的，或者说，它与世俗的好合是服从于更高的神、更高的意志，这更高的目的就在于拓展人的精神，使人的灵魂更加充盈。
爱因斯坦本然地在他的生命中怀有善良的愿望，它的善良使罪恶相形见绌，可是，罪恶却也一直存在，而且有变本加厉的可能性。爱因斯坦对此十分悲哀。原子武器被发明之后，目睹大规模毁灭性物质被用于军事目的，爱因斯坦一次次表达了他对原子武器的忧虑：“原子能的释放并没有产生新的问题，它只是使得解决一个现存的问题的需要变得更加迫切起来。”他还在广岛、长崎事件发生后警告世界：“原子弹的杀伤力已改变除我们的思想方法以外的一切，这样，我们会逐渐陷入空前的大灾难之中。” ──这句话后来广为人知且被人们频频提起。爱因斯坦知道：技术的滥用来自我们的思想方法，而它在灾难发生后却并没有改变，世界因此而不得不经受恐惧。这种把科学工具化、夸大科学的功利效果的思维模式，是科学和科学精神的异化，它的致命缺陷，是没有树立起对科学的真正尊重，降低了科学的独立性和精神意义，进一步说，它所造就的技术恐惧反映了人道精神的短缺，实际上也是对人的不尊重。在科学被异化的时候，不幸的是，人也被异化了，人也沦为了工具。
爱因斯坦所深恶痛绝的军事主义，正是人和科学被异化为工具的表现，当人和科技被充作了某些目的──譬如国家统一、争夺稀有资源、对外武装恫吓等等时，科学的独立和精神之美不见了，科学单纯被当做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人的个性自由和美好人性不见了，人只不过作为大集体中的一个小符号。爱因斯坦因而强烈捍卫科学研究的独立和学术的自由，反对科学中的军事介人，抨击军事主义的精神状态。当军事权力主导科学的发展方向时，他认为结果将是“普遍的政治主张置于文化关怀之下，而文化被脚踩于地的时候，人的道义、人的崇高精神、人对和谐与美的追求，这些纯真的事物也都将统统遗失，爱因斯坦看到了这样的危险。1947年，他忠告美国人：经历两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美国，正在激起军事主义的“赤裸裸的权力”，在军事主义的阴影下，个人已被降级为单纯的工具，成为“人的材料”，人的欲望和思想被置于无关紧要的位置，而人以外的因素，如各种类型的武器、对原材料的占有，等等，被看得至关重要。军事主义所高扬着的是实用理性而非价值理性。当军事主义席卷世界的时候，爱因斯坦悲伤地问：人在哪里?
晚年的爱因斯坦，他一边在伤心着人类罪恶的升级，一边在反思着人类思维模式的偏谬，这使他从未停止过追问和怀疑。这种怀疑态度是纯正的科学精神的体现，因为科学精神从不放弃对自身的诘难，科学也因此而长期保持着理性的光辉。但爱因斯坦的怀疑是彻底的，即使是对科学精神所包含着的理性，他也没有把它供上上帝的祭坛。爱因斯坦极其理智地提醒自己以及他人：人间并不存在上帝，上帝永不会现身于人间。在1948年世界知识分子和平会议组委会上，他指出：“通过痛苦的经验我们懂得，理性思考不足以解决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诸多问题。深入的研究和敏捷的科学工作对人类常常具有悲剧性的含义。”理性──以及理性的成果技术，也并不完全是牢靠的，而理性却又是人类文明和精神的象征，在这样一种困难中人类该如何做出选择?是不是需要弃理性而去?爱因斯坦的天才智慧在这时候又显示了其超越一般人之处：不会有上帝来帮助人类解决困厄，人类的窘境只能由人自身来解决。理性虽然不万能，但是，丢失理性却万万不能，在对理性也保持着距离、不忘审视的基础上，合理地借助理性，人类才能试图去化解困难、走出困境。有鉴于此，爱因斯坦号召人们：要“运用理性和谨慎来解决人的问题，而不是向远祖遗传下来的本能和热情投降”。
1948年，在接受一个世界奖的颁奖会上，他在演讲中又说：“所有像我们这样关注和平、关注理性与正义获得胜利的人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理性与诚实善良对政治领域发生的事件具有的影响是多么微不足道。然而，不论这种影响是多么微弱，也不管我们未来的命运会怎样，我们都可以确信：如果没有那些关注整个人类利益的人们所进行的不知疲倦的奋斗，人类的命运比现在还要糟糕。”
在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之间，爱因斯坦毫不迟疑地选择了科学精神。的确，这是智者的智慧，这种智慧是具有穿透力的。当时光忽而又过去半个世纪之久，反思人类的历程，50年前与50年后，世界已经发生了什么变化?人类又在面对什么样的生存境遇?科学是比过去富有独立性了还是比过去更不自由?我们的思维模式是与过去相同还是有所改变?当我们对这些问题发问时，让我们再次回味哲人在50多年前的声音：“对真理和知识的探索与追求是人类最为崇高的品质之一” ──我们不断地以此为资作着疑问，我们对所有的问题才能保有“头脑的清明”(马克斯·韦伯语)，我们对现世的欢乐或苦难才会有真切的感知。
本文选自《爱因斯坦：知识分子与人道主义者》，转引自《大学人文读本.人与世界》，广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