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余年来世界上最为瞩目的事件之一，就是冷战结束以后，苏联和南斯拉夫相继解体。历史学家们在探究这两个国家的悲剧性经历时，普遍认为它们“由一而众”其中一个重要成因，是它们都是典型的多族群国家，从建国到解体，都没有在多族群间建立起对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国家认同，部分族群对本族群的认同度远远高于国家，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分裂，使统一的多族群国家难以长期维持。
苏南的这个“致命伤”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完全表现出来的，但其实早就有人“先知先觉”。还在上世纪60年代末，刚刚上台执政的利比亚强人卡扎菲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曾言之凿凿地说：强大的苏联必将在30年内解体，原因在于苏联是由不同的族群所组成。而出生于格鲁吉亚、后来移居法国的“斯大林问题专家”埃莱娜•卡雷尔•唐科斯，在其1978年所著的《分崩离析的帝国———苏联国内的民族反抗》一书中，也坚持认为：在苏联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急需解决而又最难解决的不是别的，正是民族问题。恰如书名所强烈暗示的那样，苏联的多族群性将使苏联“分崩离析”。
为什么难以“由众而一”、形成共同的国家认同？唐科斯说，这与苏联国内的大俄罗斯主义有关。俄罗斯族作为苏联国内最大的族群，自觉不自觉总是以老大自居，对中央政府给予其他少数族群的政策倾斜和经济优惠，长期怀有不满。而其他少数族群则从俄罗斯族群的不满中，感受到强大族群对少数族群的“压迫”。这导致在苏联解体前夕，无论俄罗斯人还是其他族群，都有很多人希望国家分裂，各过各的。俄罗斯联邦人觉得这样就可以摆脱很多不必要的负担，其他少数族群则认为这就挣脱了俄罗斯人的“压迫”。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族与其他族群的关系，与苏联的情况大同小异。
中国有丰富的族群融合的经验，但也有教训
不过，同样是典型的多族群国家，中国在冷战结束以后的表现却与苏南两国极为不同。其中原因，很大部分不能不归结到在促进族群和睦、保持多族群国家稳定方面，中国有远为丰富的经验，积累了卓有成效的文明传统。这首先与中国的历史经历有关。上下几千年，中国内部一直存在不同族群，国家治理一直要面对族群关系问题，族群和文化融合也从未间断。今天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本身就是族群融合的产物，它与两千年前的那个汉族，从血缘上来说已经发生了很多改变。
正是在从未停止的族群碰撞中，中国文化和哲学中形成了很多有利于促进族群融合的理念。比如“天下主义”思想传统，就不太强调血缘和族性，而重视共通的文明教化，而且提倡对无分族群的所有男女老幼，都要建立起对作为“人”的基本理解和尊重。又如儒家所说的“和而不同”，则认为不同生存群体不应以生活习惯、宗教信仰、身体发肤等的不同为障，而都可以以共通的人性关怀而有机融为一体。现今成为中国文明传统的那些文化留存，很多一开始就不生于中国。典型的如佛教，乃是印度东传，在经过短暂时间的不适应后，佛教哲学与中国本土的儒家信仰和道家教义，慢慢就合流为一、共同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同样得到了高度尊重，古代中国并不过多干涉穆斯林的信仰自由。
相互尊重、彼此理解是传统中国社会族群关系的基本特点。这意味着强大族群不宜以其强大而随便伸张自己意志，在一国之内所作所为都要考虑到其他少数族群的情感和愿望，而少数族群也不应以其弱小而不承担国家认同义务。“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需要所有人一起来维护和建设，少数族群如有人闹分裂，那也就侵害了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族群的利益，破坏了大家的共同命运。在这方面，中国总体和谐，但也不是没有教训。
晚清革命力量的兴起，一开始所提出的口号“驱逐鞑虏”，就有明显的区分汉人族群和其他族群的意味。这一口号虽然实际上不过是当时的阶段问题借了族群的外貌而表现出来，但在清朝灭亡以后，它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其他族群的分裂意识，这是外蒙古最后从中国独立的原因之一。所幸的是，在维护多族群国家的团结方面，中国文明传统一直保持有强大影响力。晚清灭亡前后，中国进步阶层就已开始自我纠偏，先后提出“五族共和”和“中华民族”概念，确立了中国乃是一个由众多族群构成、多元一体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想。
强大的族群要防止自觉不自觉流露的自大意识
普世价值才能消解族裔民族主义和实现国家认同高于族群认同。“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与欧洲民族国家产生阶段的民族主义思潮具有相似性，超越了血缘、语言、地方之别。56个族群因此构成了同一个“民族”，在这个“民族”命运共同体内，所有族群的民众都是政治地位平等的中国公民或国民，都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公民权利，都可以在遵守国家要求公民遵守的基本义务的同时，保存自己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和地方传统。
坚持“中华民族”乃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概念，那么无论强大族群还是弱小族群，都要共同维护好族群团结，克服任何不利于国家认同的倾向。特别是作为强大族群的汉族，更要防止自觉不自觉流露的自大意识。近年来有人提出要“恢复”或“设计”汉服，认为汉族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便不成为汉族；在谈中国文明复兴时，只顾谈儒家复兴，而忘记还有佛家、道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也要复兴；以及对于国家给予少数族群地区的政策倾斜或援助，总感觉少数族群享受了更多的国民待遇……这些主张或想法，都有“只知有汉，不知魏晋”的嫌疑。
中国内部因为历史原因，目前不同地区间仍存在发展差距，而相对落后的地区，很多又是少数族群聚居较多的地区。改善这些地区民众的生活状况，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公平，不仅是民生问题，也是多族群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近年来，中央政府加大了对少数族群较多的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扶持力度，过去5年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中西部占了87%。东部相对发达地区的许多省市，都有对口支援中西部落后地区的义务，每年都会提供大量资金、物品，输送大量人力资源，帮助落后地区特别是少数族群聚居较多的地区改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些政策和措施，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智慧，又凝聚了当代中国的发明创造，它对促进族群团结和国家认同意义重大。所有中国人都有义务维护好目前中国多族群和睦相处的良好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