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学者而为政治家，世上再无多少人如亨利.基辛格，那样尽揽台前幕后的风光了。1968年，当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尼克松，邀请后来成为一代外交奇才的基辛格，到他的政府里担任要职时，这位热衷于政治的哈佛大学知名教授，一时竟然还曾犹豫不决，他怕与一位声名不佳的新任总统靠得太近，会失去朋友和同事们的精神支持。他的犹豫后来证明仅仅是一个猜疑，事实上，当他开始征求朋友和同事的意见时，“他们个个都劝我接受这个职位”。如果在华盛顿的某位有影响的人是他们的熟人，那自然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外代表着他们也有了接近权力的机会。权力总是令人着迷的，虽贤者亦难以抗拒其诱惑，不过，权力如果被一位知道应该如何使用它的人所掌握，它又会散发出无穷的迷力，会对现实世界产生历久弥存的深切影响。基辛格这位尼克松和福特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以其高明的外交手腕和赫赫成就，正是创造了学者入仕的一个典型，他的白宫经历－－如他的这本二十余年前的回忆录《白宫岁月》所“自我表扬”的那样，不仅告诉人们一个做学问的人，去做好的政治家是可能的，而且让人们看到了有万人迷恋就有万有诅咒的权力，是如何为世间谛造了希望和乐观。基辛格无疑是一位深谙权力艺术的大师，他用旁人难以比拟的用权之道，塑造了一个新的世界，也征服了他所在国家的人心。在他任职期间，盖洛普民意测验1972和1973年两次将他列为全美最受敬仰的人物；他因成功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而与谈判对手黎德寿同时获得了197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也因为成功安排了中东战争之后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的停火，被埃及人称之为了“魔术师”；他还因为成功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终结了两个国家二十余年的敌对，而在一个东方国度也享有盛誉。
1、捍卫现实主义
当基辛格甫任美国政府实际上的第二号掌门人时，他就已经下定决心，要修订美国式政治思维中那些看起来美好、但实际上并不太管用的传统，它们虽然曾经支撑起了美国人的心灵，为美利坚民族从黑暗中带来了光明，但它们同时也使美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直至他任职时还难以自拔。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1960年代的越南战争，在基辛格看来，都是美利坚民族在有极大偏差的思维支配下，所作出的有极大偏差的政治抉择，这些偏差的由来，简单地说，都与美国人过于注重道义和意识形态有关。
美国人习惯于带着道义的眼光来打量和处理这个世界，这个传统直接传承自一战时期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威尔逊的理想图式中，美国是世界舞台上的一个特殊国家，世界应当以美国以样板，建立起一个以自由民主、自由市场和“民主和平”为特征的全球秩序。然而现实世界自有它的游戏规则在，它是技术主义而非道德主义的，抽象的道德原则无法用来解决人类社会盘根错节的技术性问题。还是在作为一名学者的时候，基辛格就对美国人思维传统中的道义原则，提出了严肃质疑，在1957年出版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他就曾抨击过美国人的天真，说美国人以为只要美国善意行事，所有国际问题都能很快得到解决。他从美国人总是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感到惊讶中，痛切感受到美利坚民族其实是缺少“战略”素养的，美国人不善于根据国家利益的原则来与世界交往，也不善于对人类生活作出技术上的参与和安排，对这两者的违反不是使美国卷入无谓的纷争，就是弄巧成拙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一颗似是而非的“好心”，却做出了一件又一件难以说得清楚其中滋味的错事，美国的战略思维明显存在着悖论。
作为学者的基辛格看到了这个悖论，并从理论上探讨了悖论的解除之道；作为政治家的基辛格直接面对了这个悖论，并从实际操作中致力于超越悖论。基辛格所欣赏的原则，是现实主义，而且是一种不主张过多卷入国外事务的汉密尔顿式的传统现实主义。在汉斯.摩根索和乔治.凯南这些著名现实主义者的影响下，他认识到，美国人用道义的方法来处理外交事务，往往事倍而功半。与汉斯.摩根索一样，基辛格重视外交的作用，反对外交中的十字军讨伐，认为外交政策的目标必须根据国家利益来确定，各国需要从他国的立场来考虑其对外政策，而且每个国家都应学会在无关宏旨的问题上达成妥协。
基辛格思考与处理国际问题时的大部分灵感，又直接与他对19世纪欧洲外交的研究密切相关，19世纪欧洲体系的观念乃是一个“理想类型”，它们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成为了他的外交处事指南。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也正是维也纳会议以后的欧洲和平恢复，被他称作为“政治科学家”的梅特涅--那位奥匈帝国的首相，他那种用“冷漠而无情的安排创造了大国的联合”、从而建立起一个欧洲联盟体系的方式，深为基辛格所欣赏，这一体系设法维持了半个世纪，甚至可以认为乃是整整一个世纪。欧洲晚近以来赫赫有名的那些现实主义者，如法国的黎塞留、普鲁士的俾斯麦、英国的皮特，等等都被他载誉笔端，引为慕仰。
虽然作为学者的基辛格，也曾有过自内而外的国际政治信仰，以为和平的维持和国际稳定的维护取决于国家的态度和内在特征，革命国家总是会与国际不稳定与战争密切相联系，但总体说来，无论是作为学者的基辛格，还是作为政治家的基辛格，都将道义和意识形态，作为国际政治和外交中的相对不重要的因素来看待，相反，他所看重的是那些理想主义者所鄙薄的权力与利益，实践了卡尔在《二十年危机1919－1939》年中说的话：“在国际秩序中，权力的作用相对强大，而道义的作用相对弱小。”他的这一鲜明现实主义思想品格深深体现在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苏英结成同盟的理解中，在其《大外交》一书中，他举出一个事例，当希特勒进攻苏联，丘吉尔在解释英国为何决定支持斯大林时，说了一句不涉及个人信念或道义支持的话，丘吉尔说：“如果希特勒进攻地狱，我（丘吉尔）起码也会替魔鬼说两句好话。”丘吉尔的这句话莫不也是基辛格本人的一个写照，他在回顾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后当时尼克松政府的不安态度时说，尼克松总统当时所说出的“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我们的利益的”，除了他之外，曾经使他的其它内阁同僚“大吃一惊”。的确如他所说，“一个美国总统宣称一个共产党大国、一个我们与之没有任何联系的长期以来的敌人的生存，对我们具有战略利益，这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件大事。”
中苏分裂增加了基辛格观点的可信性，即现代国际关系是一种复杂的网状结构不是一种善恶之争。在他当政期间，他对中美关系的思考，就深入了现实主义思想的精神内髓，其时在美国朝野上下，在对华关系上曾经有过三种相互冲突的派别主张：一种是“亲斯拉夫派”立场，认为苏联担心中美勾结，因此，任何改善对华关系的努力都会使苏美合作成为不可能，因此，应该把改善对苏关系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与之相反的是一种现实政治观，这派力促扩大同中国的联系以制衡苏联，认为苏联可能更愿意和解一些，如果苏联担心不然美国就会寻求同中国接近；还有一派是“亲华派”，他们认为同苏联的关系不应成为制定对华政策的主要因素，尽可能采取行动增加苏联的不安可能是有用的，但是美中关系的根本改变应根据其他考虑来进行。基辛格赞成哪一种态度呢？他说：“毫不奇怪，我是站在现实政治派一边的”，这句话耐人寻味，与中国的接近并不是因为“亲华”，也不是为了“反苏”，它服从于现实世界的权力与利益的平衡需要，道义与意识形态是被放在一边。
那么，基辛格博士是否就是一个无视价值观与道义的重要性、而完全视权力与利益为唯一要素的传统现实主义者呢？这样来说其实也是误解了基辛格。“我同样相信，如果没有一个道义上的罗盘，在含糊暧昧的现实中确定航向，并且使得牺牲具有意义，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正视甚至明确它的抉择”，这句话同样出自基辛格。但是，基辛格又特别强调，学者的道德观与政治家的道德观，并不是一个相同的概念。
2、玩弄平衡的大师
1972年，在尼克松、基辛格、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共同推动下，关闭了二十余年之久的中美关系大门，终于还是拉开了门栓，这对于冷战期间乃至二战以来的世界政治来说，乃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要事，而对于基辛格来说，他的外交理念以及整个白宫岁月，实际上都是以这一件事，作为了体现和代表。
当基辛格第一次站在国会宣誓就职时，50万美国人还在一万里之外作战。初入白宫的基辛格，便发现自己是坐在火山口，美国在越南持续十年的战争泥潭，使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经历了“一个怀疑自己和怨恨自己的时期”，孤立主义的抬头，激进主义的兴起，传统价值观念的遭遇解构，使“新上任的尼克松政府，是战后这一代第一个不得不在没有全国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来处理它的外交政策的政府。自从1947年以来，历届前任政府都是基本上享有这种一致意见的支持的。” 美国在越南的被动，要求新任的尼克松政府必须要有“战略”，要对世界战略格局重新洗牌。摆在现实主义者基辛格面前、他需要负担起的首要使命因此是：如何在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使全球形成一个对美国有利的均势。尼克松和基辛格不约而同想到了中国。
促使基辛格想到中国的现实前提，是与越南北方革命政权多次秘密谈判和公开磋商皆毫无结果，而贯穿其中的战略理念，则是“施压力于某一地区借以影响另一个地区”。在基辛格的思想地图中，世界乃是一个“连环套”，国际政治中的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所以，只要选准突破枢纽，就可以牵一发而带全身。他在书中谈到自己与国务卿罗杰斯的区别时，便不无得意地自我评价说：“我的观点是战略性的和从地缘政治看问题的。我要把各种事态发展联系起来看，推动或者施压力于某一地区借以影响另一个地区的事态发展......罗杰斯关心的是国会和新闻界眼前的反应，作为外交事务的主要发言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责任；而我所担心的更多是某一事件在今后若干年内会产生的后果。”作为传统现实主义者的基辛格，因此把维持和创造力量平衡，作为其基本信仰和政策意志，他通过研究19世纪的欧洲外交，研究人类政治的历史，对这一点心知肚明：“如果说历史有任何教育意义的话，那么其教育意义就在于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正。”而均势，又是超越道义、意识形态和国家内部特征的，现实主义者的眼睛，所关注的是技术和操作，而非简单的正义非正义价值判断，学者的书斋气虽然可爱，但它成不了事，反而会把事情弄糟。基辛格做过学者，但绝不学究。
的确如基辛格所想，中美和解、促进全球形成均势，塑造出了一个于美国有利的全球政治环境。他又把这一思想，贯彻到了他对世界政治中其它事务的看法和自己参与的其它政策计划中。就在当下世界对所谓美欧分歧争论不全时，早在三十多年前，基辛格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曾经预见了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在1968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说：“美国不能指望把欧洲战后力量耗尽的偶然情况，变成国际关系的一种永久类型。欧洲的经济恢复，不可避免地导致恢复到更传统性的政治压力。”在《同床异梦》一书中，他又写道：“一个统一的欧洲对世界事务大概会坚持一种特别的欧洲的观点－－这就是欧洲将对美国在大西洋政策方面的霸权挑战的另一种说法。这很可能是为了欧洲的统一值得付出的代价，但是美国政策的弱点就是不愿承认要付出的代价。”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曾相信和希望，欧洲和亚洲世界应该实现自立，这对欧洲和亚洲自身有好处，对美国也有好处，众所周知，尼克松在关岛所发表的、后来被称为作“尼克松主义”的讲话，所鼓励的就是亚洲的自我责任。在评价尼克松担任总统后的首次欧洲之行时，基辛格所写下的：“我深信，一个要想在国际上起作用的欧洲，即便偶尔固执已见，也比一个以追随美国领导为名、实际上推卸责任、无所作为的欧洲，对我们更为有利”，也正反映了基辛格的这一观念。
一个有独立性的欧洲对美国是有利的，一个有独立性的亚洲对美国是有利的，这一点大概很难赢得人们的认同，它似乎与常识相悖，与“理想”相悖。但基辛格相信这个道理，他也按照这个道理来行事了，他和他的美国其实也由此获得了更多成功。美国究竟应该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基辛格的这个看法恐怕也会让今天美国布什政府中的那些鹰派新保守主义者嗤之以鼻，作为一个以权力与利益为信仰的现实主义者，他竟然认为在多极化与霸权之间，前者远比后者更有利于美国!这句话的确是基辛格说的：“一个更加多极化的世界----特别是在与朋友的关系上----是非常符合我们的长期利益的。政治上的多极化，虽然难以习惯，但却是出现一个创造性新时期的先决条件。一个平衡力量对我们会有好处，尽管承认这一点可能是痛苦的。”众所周知，基辛格一向是多极化的鼓吹者，在这本回忆录中，他就多次提到，世界上存在着美国、苏联、西欧、日本等多种力量，全球政治格局也是多极的，而多极下的均势，是人类和平的可靠保证。
3、在节制中获得自由
从某种程度说，基辛格具有传统中国文人的风格，深谙政治中的艺术之道。如同尼克松一样，基辛格相信政治乃是一种艺术，他的政治艺术体现在他所搞的那些秘密外交中、体现在他对大国关系的纵横摆阖中，体现在他世界局势的熟练操控中。不过，更值得人们注意的，却大概还是他对世界均势的理解和把握。
在尼克松1969年2月的首次对欧洲出访中，戴高乐曾经问基辛格：在19世纪的外交家中，哪一位给他印象最深？基辛格回答说：“俾斯麦。”戴高乐问：“为什么？”基辛格回答：“因为他在胜利后还表现出节制。”这是一个对均势有着透晰领悟的现实主义者的答案，似乎应该说，它切中了现实主义的要害。
一首传唱千古的诗歌不一定就没有先定的格律。德国大诗人歌德的这句话：在限制中才有自由，放在人类的政治领域，其实也理出一辙。现实主义者讲权力和利益，但正宗的现实主义者却又忌讳一味强权，反对盲干，一如基辛格，他相信外交的作用，强调外交与武力的协调和平衡。无疑，“武力至上”不是货真价实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固然看重武力的作用，但同样是现实主义，却又知道武力的限度，懂得克制武力的重要性。基辛格所欣赏的俾斯麦，分别在1856年和1870年与奥匈帝国和法兰西帝国打过仗，但在这两场胜仗之后，俾斯麦却就开始“韬光养晦”，不参与欧洲的海外殖民、不要求战败国负担更多战败义务了。“铁血宰相”在关键时刻的低调令人回味。
基辛格因此把均势与节制视为同一首歌曲的不同音符，普鲁士首相乃是他从未谋面的老师。在他二十世纪六十年初担任过肯尼迪政府的政治顾问时，他就曾失望地发现，这位新总统完全不懂得力量的限度，随随便便就答应援助别国，妄以为美国无所不能。这种以幻想代替现实、以主观凌驾分析的风气在基辛格看来，是“恶劣”的，他在肯尼迪政府中只呆了短短一段时间就离开了。他的观念也近于他的同时代人和老师----“遏制之父” 乔治.凯南，后者同样主张武力要有节制，不认为军事力量可以解决一切，他在50年代后曾反对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反对美国对越南进行军事干预。基辛格与他不谋而合，要不是到基辛格手执大权时，北约已是既成事实，美国卷入越南已无法挽回，也许，我们将看到的会是另一个美国，另一个世界。而在尼克松政府上任伊始的EC-121侦察机被朝鲜击落事件中，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美国没有选择武力报复，这一方面来源于美国当时的窘境，另一方面，他们的节制武力观念，也同样功不可没。
乔治.凯南不相信绝对安全，基辛格也不例外。在很长时间内(甚至现在依然如此)，基辛格的同胞都一直在以为，对外政策问题可以得到完全的解决，总有一天美国能够实现绝对安全的目标，“和平”是繁荣与富裕的最终状态，而不是一种动态的实际上没有止境的过程。这些都被基辛格视为“一厢情愿”，他反对认为靠武力可以制服苏联的想法，指出在与苏联的军备竞赛中，要想实现绝对安全绝无可能。他以“灵活反应战略”取代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他致力于与苏联实现“和缓”，都与他对“绝对安全”不以为然密切相关。对应于“911”之后的美国政治状况，他的这一思想分明有着特别的意蕴。
基辛格改变了美国历史中的一部分，从心理史学的角度来说，他使美国人对自己的外交能力有了新的意识，扭转了美国人在这方面的不自信。传统以来，正如基辛格所说，“关于外国人在外交方法上其狡猾程度比美国高明的神话一直传到了20世纪”，而 “美国在战争中从未失败，在会议上从未得胜”这样一句笑话，也曾经在美国经久不衰。基辛格把美国对外关系置于一种“成熟”的坚定基础，置于对美国拥有的力量范围和限制的正确估价之上，在他的身上，欧洲外交官的世界眼光与美国人的乐观和理想主义，实现了完美结合，他所创造的“和平结构”，使因越南战争而产生受挫感的美国朝鲜上下特别是精英群体，重新建立起了美国必须和能够发挥作为大国被赋予的作用的自信。
正象许多关于基辛格的传记所评价的那样，基辛格对美国民众和对世界的吸引力，在于与中国恢复关系，在于控制军备竞赛、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在于成功地使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参与者“分离”，并把美国从越南解救出来。正像迪安?艾奇逊设计了冷战早期美国外交政策结构一样，他创造了一种越南战争后的外交框架，这个框架的核心是打开中国之门，它大概可以算作为现代史上重要的外交转折之一。在基辛格和尼克松访问北京几年后，美国和中国成为事实上的伙伴，就连一度反对中美建交的罗纳德?里根，也在成为总统后进一步加强了这一新关系。基辛格的事业，是学术精英转化为政治精英并对现实政治产生深刻影响的典型案例，作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及国务卿，他实践了一位现实主义理论大师的高超学术造诣，平衡和缓和了理论与外交政策实际需要之间的紧张，在他的手下，思想家所倡导的美国有选择地参与世界事务的观念，落实为了具体操作并获得了良好效果。
基辛格的思想和行动，也会使另一位卓越的美国前总统深为欣慰，假如他能亲眼看到基辛格的那些创造的话。这位美国总统乃是威尔逊，他曾经深有感触地总结说：会思想的人不会行动，会行动的人不会思想，既会思想又会行动的人实在少之又少。基辛格正在那“少之又少”之列。 2003/09/08
(《白宫岁月》(全四册)，(美)基辛格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月版，定价：12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