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来说，现在是一个微妙时刻。在陈水扁再次当选台湾“总统”、岛内独立倾向进一步明朗化后，大陆对台湾岛未来的政治走向，已经无须再有其它研判。中国所面对的，是一是更加棘手的台湾，台湾问题对中国国家精力的牵制和对国家意志的挑战，将明显不同于以往。更为复杂的是，一直存在的美国因素，在台湾问题中看起来已变本加厉，美国正日益扮演起一个与过去有所分别、但为中国所不乐见的角色，其对台政策已由模糊转向清晰。有媒体报道，在不久前的台湾“汉光”演习中，美方也派出了军事人员，进行现场观摩和指导。人们从美国及美台互动的一些情况，不难发现两个显著变化：一是美国下一步军事战略重心及全球军事部署，正调整到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西太平洋地区；二是美台的实质性军事同盟关系，也正在成形。在伊拉克战争结束、美国初步将主权称交给伊拉克后，美国对华政策，在口头上温和的同时，在实际动作层面，正日益显示出其强硬面。美国还会坚持以往的“战略模糊”政策、致力于在海峡两岸保持“不统不独”的现状，还是如2001年时美国总统布什所说过的，会以“武力保台”？从近段时间美国更深地介入台海事务、美国国会重申《与台湾关系法》等事态来看，美国对台政策，已步出原先的两岸平衡战略，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演化。
在台湾岛内分离主义倾向愈演愈烈、陈水扁信誓旦旦要在其第二任期内进行“公投制宪”和“更改国号”的非常事态下，美国的战略走向及美台军事合作的加强，反过来不能不加大中国政府的担忧，促使中国下定决心，要加速处理统一问题，以遏制事态进一步恶化。为防止中国对台政策底线在短期内被突破，或者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底线被突破之后、防止台海争端严重冲击中国关键性的国家利益，中国今后的选择已极其有限，似乎只剩下了武力一途。如果中国选择在近期内“以武反独”和“武力统一”，届时，由于美国因素的显著存在，中美台之间的三方博弈，将会给三方和东亚世界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人们已经为它捏了一把汗。在美国或明或暗显示将以武力介入台湾事务的情况下，中国无疑处境惊险。如何看待中美关系在近一段时期的变化？中国又该如何在危机中权衡抉择？
一、中国反恐“红利”有所流失
为什么在伊拉克战争稍事停息、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压力有所缓解之后，美国对台海的介入程度立刻大幅度提升，对中国的军事压力迅速提高？可以这样说，自“9•11”事件以来，中国在美国反恐战争中所获得的“红利”，在历时3年后，如今已有流失。
有心的人们应该记得，在三年前布什总统刚刚上台时，美国一度修改了克林顿时期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定位，而代之以“战略竞争对手”关系，2001年4月发生中美军机相接事件后，两国关系还曾一下子跌至谷底。就在美国计划在东亚西太平洋组建亚洲版“小北约”、中国担心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陷入对抗的时候，还好，“9•11”事件后的美国转移了自己的视线，开始把反对恐怖主义，作为其新的战略重点。美国把注意力集中于本•拉登和萨达姆，接二连三开战于阿富汗和伊拉克，它也就无暇他顾，反而要寻求中国对其反恐事务的支持。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军事压力，在过去几年间因此大为减轻。
但是，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在美国的战争行动，平息了国内的报复情绪，其反恐战略也因之告一段落后，中国对美国的利用价值，也开始大打折扣。对中国来说，在过去的几年间，相应于美国的反恐需求，中国对美国反恐事务的不加反对甚至赞同、和在此期间支持美国的反大规模武器扩散政策帮助美国解决朝鲜核问题，它们都构成了中美相安无事的战略筹码，也成了中国借助美国压力、防止台湾局势向不良方向演化的法门。丛林世界的大国关系，本质来说仍是利益互换，中国在处理最关心的台湾问题时，如要获得美国的理解和尊重，就必须寻找到能够牵制美国的力量，使美国感觉到在处理一些关系自身重大利益的问题上，离不开中国的战略合作。
事实上，如下文将要分析的那样，从长远趋势来看，中国可以用来牵制美国的力量，也正在逐步成形，然而，就短时段来看，这些力量又还不足以有效对美国形成制约。而基于目前的台海形势，中国当下最渴求的还是在短时间里能够发挥作用的东西。
去年发生的伊拉克战争，实际上就构成了一个良好的战略牵制因素，美国在中东横刀勒马，东亚世界就稍显得平和安宁，中国在台海事务上就有了行动自由空间。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处在中国之侧的朝鲜核危机，本来也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战略筹码。然而，在朝美经过几轮会谈、这场危机现在看来得到一定控制、事态相对平息，和美国对短期内解决朝鲜核问题、已基本不抱希望后，中国的此一战略筹码，眼下也已面临丧失的危险。
中国应该看到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出现今天这样的状况，并非毫无缘由。在最近的半个世纪中，美国对华政策实际上有其基本面，这一可称这为战略传统的东西，并不会轻易发生剧变。“9•11”事件后的中美关系，人们不能仅仅看到战略合作，在握手言好的事物增多的同时，人们还应该看到，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并没有消失，甚至应该说还有所增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及在亚洲所进行的军事部署，对中国所形成的政治军事压力，近年来有加大的趋势。中国的“崛起”在美国的理解中更多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一个正在复兴中的中国，因此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为了美国需要防范的对象。
二、看待中美关系的“另一只眼”
单纯从中美间的互动来看，在伊拉克战争已成历史后，中国近况当然不妙。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压力减小，就可以放心大胆腾出手来，着手准备因台湾问题而可能引发的中美军事冲突。但是，中美关系又并不全是中美两个主权国家间的关系，需要记住，中美两国都是大国，在世界政治主要还是大国政治的现实场景中，中美关系实质上又是世界格局中的国家间关系，必须把它放到作为总体的全球大国关系的复杂网络和框架里，来进行思考定位。
从中美关系作为中美两个国家间的关系、和作为世界战略格局特别是大国网络中的国家关系这两个层面来论，正如许多人所看到的那样，美国在“9•11”事件后大张旗鼓在全球范围内所展开的反恐行动，给中国带来了喘息之机。其中的原因在于：其一，从中美双边关系而言，美国因为反恐而精力分散，无暇同时与中国叫板，反要与中国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合作；其二，从世界战略格局演变角度看，伊拉克战争使美国老盟友翻脸，中国与其它大国间有了提升关系的更大空间，这对美国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制约。
人们一般看重前一点，而容易忽略后一点。看重前一点的结果是：在美国不再如去年伊拉克战争期间一样承受着强大的军事压力时，人们对美国在东亚西太平洋加强军力部署、及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中的困难，开始背负浓烈的悲观情绪。而时间再放长一些，从两极体制终结后近十余年来中美互动的情况看，在中美关系层面上，又确有理由认为，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在“局部恶化”。无论是克林顿时期的遏制性接触政策，还是后来小布什政府的“战略竞争对手”定位，美国在多数时间里，对中国的压力都是在增强而不是在减弱。
仅仅从中美关系着眼，中国当然没有什么好乐观的。但伊拉克战争前后的美欧分歧，却正在使传统的大国关系，出现了重新洗牌的大转折，原先的“西方盟友”内部分裂，而代之以新战国时代的新一轮纵横摆阖，紧随超级大国之后的那些大国们，从霸权意志的独行其是中，忽然领悟出了彼此加强联合的重要。当下的世界政治，因此呈现出两种意志间的紧张：法德俄中印等国抵抗霸权的清楚意识，与美国坚持全球领导的霸权追求。在这两种意志的较量中，以往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与所谓“阵营”分野已没有意义，中国成了其它大国拉拢联合的对象，两极格局瓦解后一段时期内其它大国联手制裁中国所给中国带来的政治压力，业已烟消云散。换句话说，在全球大国关系的复杂互动中，中国不再是两极格局瓦解之初时的单纯受害者，而慢慢转变为了受益者。从全球层面来看，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位置，其实又在“整体改观”。
因此，当我们谈论美国反恐带给中国的“红利”的时候，应该看到所谓的“红利”，实际上如上所说存在着两个方面。当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结束、调整了战略部署后，从直接的中美关系层面而言的“红利”，无疑业已消失，中美关系又开始进入新一轮不稳定期。但我们又并不能说，伊拉克战争所带来中国的所有“红利”，都已经了无踪影，大国关系重新洗牌、中国在大国网络中相对以往的有利位势，这一伊拉克战争的成果，并未随美国的战略调整而丧失，相反，作为一种早就活跃在过往历史中、现在被激发出来的政治意志，它还在加强而非减弱。
当下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职是之故有忧有喜。未来中国的安全环境是变好还是变坏，将取决于是“局部恶化”压倒“整体改观”，还是“整体改观”压倒“局部恶化”。
三、美国也在微妙中
站在中国来看，美国当前是在对中国进行围堵，换个位置来思考：在世界总体表现出两种意志的较量的时候，美国为什么乍腾出手来，就马上就开始对中国重新围堵？美国究竟是如何考虑中国和世界的呢？
从伊拉克战争后世界格局的演变角度看，事实上，有危机感的不仅是中国，美国同样处在焦虑中。伊拉克战争激发了世界两种意志间的对抗，对于小国们来说，这是一个更加难以惴测的世界，谁是值得依靠的盟友，谁是不能得罪的对象，它们在艰难作着选择；对于大国们来说，伊拉克战争则扫荡了原先大国关系中的许多暖味不清，它们的国家意志究竟系于何处、下一轮该如何展开合纵连横，已经没有了太多悬念。在这新一轮大国关系洗牌中，美国无疑感受到了对其霸权的严重挑战，作为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虽然在国家实力这个层面上，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都不会有各别国家能够与之比肩，但在其实力运用所背靠的价值支撑这个层面上，今天的美国已经不能与冷战期间、甚至是两极格局终结后的一段时间内相提并论。伊拉克战争后的美国人一觉醒来，发现这个世界充斥着的是对美国的厌弃之声。美国的窘境不在于它的硬件实力是否衰落，而在于它是否还有追随者。一个威望受到损害、没有了追随者的帝国，不过是森林中孤芳自赏的显贵，没有谁敢去招惹它，但也没有谁愿意与它靠近，它也因此不再有那种林中一呼、应者云集的王者之气。
在美国所奉行的价值观再难以重现往日呼风唤雨神效的情况下，美国的焦虑不安在于：如果有其它大国在未来崛起，或一些大国实现了稳定的政治联合，那么，美国的霸权就会衰落。也因于此，今天美国似乎比两极世界瓦解后的任何时候，都害怕世界重新出现其它大国针对美国的联合。如果欧亚两大陆的法德俄中印等大国，其中的几个国家结成盟友，美国的影响力就将被排挤出这个世界最大的陆地版块，如基辛格所说的那样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北美岛国，其情形就有如英国对欧洲大陆。因此，美国必须防止欧亚大陆上的大国联成一体，同时，还要防止任何大国在崛起之后令美国难以应付，它必须严密监视，力求控制住任一个可能的未来对手。
在决定能否保持住其全球领导地位的时刻，美国因此丝毫不敢怠慢。但是，时势看来是在朝着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从全球和东亚两个层面来看，中国目前都处在相对有利的态势上：从全球层面看，中国与其它主要力量日益接近，在反对美国霸权上有共同需求；从东亚层面看，东北亚的中韩两国日益接近、朝鲜半岛与中国亲近程度增加，中韩历史同盟关系隐约重现，而东南亚国家不再把中国当作军事上的威胁，对中国的认同感提高。这两个趋势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不利，也对美国在东亚的军事政治主导权不利。美国必须阻断这一进程，它所担心的是，在这一进程已日趋加快其步伐的景观下，一旦稍有延缓，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国家能力不断增强，它在未来要阻断这一进程，就将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无论是中美双边关系，还是从世界战略格局演变中的中美关系来观察，中国应该了之于胸的是：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重新选择加大台湾问题在约束中国文明复兴进程上的权重，其中的原因也就在于，以往美国所可以借重的遏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资源，在近些年来已经因世界政治长远趋势在当下时间的激烈表现，而变得日益稀少，在没有其它更多的制约手段更能有效遏制中国实力增长的情况下，台湾问题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地位，才得以上升。
四、节制：在谋划长远中解套短期忧患
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总是其国家利益需要与外部环境变更相结合的产物。今天的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与冷战期间、甚至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两极体制终结后的相当长时间相比，都已大为不同，在中美交往中，一方面，美国通过在反恐战争中的军事行动与实力部署，其全球霸权看起来得到了加强；但与此同时，美国反恐战略所造成的与旧盟友的关系紧张及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却又使对美国霸权的牵制力量，也在同时大幅增长，中国在与美国交往中的自由度，因此也在增大。在美国欲巩固其全球霸权和世界战略格局演变的长远趋势正在消解其霸权优势的情况下，中美关系事实上也存在着两种意志的较量：从美国来说，是要防止中国崛起冲击美国霸权，这成为美国在大国体系中的首要考虑；而对中国来说，在美国业仍然是世界唯一超强国家、中美关系仍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中国今后在对外政策上的主要问题，故之是如何化解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以防止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墙妨碍中国的文明复兴。
对于大国来说，战略上最大的困难和忌讳，就是陷入来自多方向的战略压力中而四顾不暇。在复杂的国际关系网络中，为减少被动，在未来一些年份内，中国所不能不去做的，所以是要缓解来自其它方向的压力。这一国际关系的梳理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在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政治军事冲突的同时，继续加强与世界其它主要力量间的关系，进一步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以有利于对美国形成一定制衡；其二，建构有利于中国的地区政治经济体系，以充分保障中国国家安全。在这些环节中，稳妥积极地处理好中美关系，仍有着十分的重要性。
当前的中美台博弈事态，从纵向的中美台三方互动来看，的确，这是中国在处理台湾问题时，所遇到的情况最为严峻的时刻。但物极必反，紧张和悖反累积发展到了至高点，也可能意味着当下时刻恰恰是一个分水岭，对立意志中的优劣位势转换，将由此逐渐出现转折。
如何在时机转换的节骨点上，作战略上的精明筹划？百余年前美国海权论者马汉，在论述国家的战略追求时，曾一再提醒政治家们要注意任何国家都会存在“短期性的迫切需要”，但是，对于一个有着自身历史传统的国家来说，它更应该看重的，却是“长期性的考虑”。马汉对国家战略的思考，渗透了深厚的历史智慧，它告诉当下中国所应思考的，是应该将影响国家安全的即时性的事态，纳入到国家民族的“长期性的考虑”，从更幽深长远的运筹计划中，驾驭短期性的战略需求。
如果固执于“短期性的迫切需要”，事情当然不能令人乐观，今天台湾岛内挟民主而令两岸分裂的势力的亢奋表演，已使中国的国家统一事业备显艰难。而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在未来几年内即诉诸武力，似乎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这种基于即时事态的急切之举，带来的结果将是什么呢？中国必须考虑到届时美国会以某种方式以武力介入，那么，原本“局部恶化”的中美关系，还会急剧进一步恶化，中国事实上将充当起美国的挑战者。一个还处在发展中的一般性大国，“挑战”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显然不能说是明智。美国卡特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不久前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指出在2025年之前，在大国的排行榜上，处于巅峰地位的将仍然是美国，而接着在不太靠后的地方是欧洲，但有一个前提，是欧洲能在政治统一的道路上有所进展，并且能拥有一定程度的军事力量，处于第三位的是中国，第四位是日本，第五位是印度。中国一旦选择在未来几年内与美国交恶，所面临的局面将是：全球将只有一个超级大国，头号国家与第二号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巨大。在此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即使世界其它大国或国家集团一致支持中国，中国也未必能从中获得实际的安全利益，也就是说，“局部恶化”会压倒“整体改观”。
在处理趋向复杂的台海事务问题上，中国不能不“风物长宜放眼量”。着眼于“长期性的考虑”，中国应该看到如果没有美国力量的介入，台海互动的复杂性，就会大为降低，因此，如何处理实质上是因为防止中国崛起冲击美国对东亚世界的主导权而导致的中美博弈，才是问题的根本。在美国的战略构想中，台湾不过是用来牵制中国崛起的一枚棋子，美国从伊拉克分身之后，马上就利用台海危机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压力，中国应体会美国在下出这一着棋时的深层忧虑。
中美关系是中美关系又不是中美关系。伊拉克战争后中国与其它大国关系走近并还在提升其政治影响力，这并不为美国所乐见。美国以台海和朝核问题为借口，在东亚西太平洋加强军事部署，其战略考虑不外是要将这一与美国愿望背道而驰的趋势扼制于萌芽。中国在体会美国良苦用心的前提下所应作出的“长期性的考虑”，故之不能不看到世界政治演变的总体大趋势，并在这种大趋势下小心细致地处理目前与美国的纠葛。如果灵活应付，不将当前的危机在短时期内演化为严重的军事冲突，那么，只要致力于保持和促进世界政治的这种长期性趋势、实现中国与世界其它大国更高程度的合作，中国的战略优势地位，随时间推移就会逐渐加强，而解决同样作为长期性的台海问题，就会积累起更多的经济政治资本。
历史总是能够说明很多东西，往昔大国兴衰的经历业已证实，一个国家的最大危险，莫过于在看到眼前的危险时，就对更广大厚重的长远性安全利益视若不见。当下的台海危机使人忧虑，但理智地看，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不明确的是：其一，它将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而不容感情冲动，以短期性的急切举动冲击既定的长远性规划；其二，它的最终解决，又要在中国营造出良好的大国关系和周边环境、在有利于中国的国际态势下，同时中国国家实力取得更大增长、中美军事差距大幅缩小时，才有可能。如明乎此，对当下的台海局势与中美关系紧张，就还是要把它作为一个长期性问题在某一特定时段的短期性表现来处理，而不要对它一下子过于投入国家精力。一味刺激“短期性的迫切需要”当属不智，但这即时性的事态也无疑在提醒中国：要根据“短期性的迫切需要”所反映出来的长期性问题，果断调整国家战略，抓紧时间做好处理此类事态的准备。
五、主动：建立制衡美国的战略平衡体系
为化解来自美国的战略围堵、减轻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在未来一些年份内，中国还需要根据世界政治在近些年来的演变趋势及其当下表现，主动灵活把握其中的积极因素，多交朋友少树敌，以构筑起能够对美国霸权有一定制约能力的世界新秩序，进一步增大中国在世界政治生态系中的自由度。也就是说，要对对外战略，做出适当调整。
从外交战略层面来论，正如本文作者在《主动性、文化主体性与力量平衡——对伊拉克战争后中国国际战略原则的几点构想》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在世界政治的总体态势，出现了对中国相对有利的态势的情况下，未来中国应抓住时机，充分利用美国的战略失误，尽量把世界政治中那些能美国霸权存有不满的因素集合起来，形成协调有序的制约力量。这一外交上的筹划，至少应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适应其它一些大国的国际政治民主化诉求，抓紧时间梳理有利于中国的大国关系。在此过程中，所应禀持的是这样两个原则：1）能形成战略伙伴关系的，尽量形成战略伙伴关系。这主要是指与欧洲的德法俄等国，及新兴起的一些大国，如印度和巴西，加强与她们的宏观联合。2）存在着领土、意识形态、海洋权益和历史问题等争执的，要尽量把彼此间的冲撞控制住，使之不朝继续恶化的方向发展。这主要是与日本和印度，前者主要是历史问题与东亚世界主导权之争，后者主要是领土纠纷，中国必须致力于控制与他们的争议，不要因这些方向的问题，而影响到关键性的国家利益。
其二，加紧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在此基础上加大建立东亚地区安全体系的力度。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在内的东亚区域，从其历史来看，实际上构成一个历史性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正在恢复生机，重新展现作为一个自立自为区域世界的形象和特征。在东盟内部经济整合势头日猛、东盟与中日朝三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协调明显增多、中韩之间历史同盟关系重新出现、中日朝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等等这些与往日的东亚迥然有别的新气象，在21世纪初始时充塞于此一区域时，作为一个地区大国，中国需要在其中发挥出更大的主动性，要对地区经济政治的未来有更多的设想。在东亚经济一体化日盛、和在此基础上政治合作增强之时，一个联为一体的东亚，不仅是东亚之福，也是中国之福，它将成为中国的战略屏障，能够有效阻隔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也为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提供更为有利的外部空间。
在中国通过不断增长的经济规模和主动灵活的外交手段，对外部世界施以政治影响力的同时，中国还应利用目前在世界政治生态系统中增大了的自由度，运用其它层面的实力，针对台海局势及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争执，采取一些积极的攻势行动。而其主要，就是军事能力的行使运用，也就是说，要在打造实力的同时加强军事威慑。
没有多少人希望看到台海发生战争，但究竟如何去防止这样的“不测”出现，善良地认为只要大陆持续释放“善意”，放下身段展开软性攻势，横亘在海峡两岸之间的人心隔阂，迟早都会冰释，这种建构主义的思路明显已不能适应于业已恶化了的台海争端。在这样无比复杂的事态面前，不得已的选择，恐怕还是要在简单的温和主义与冷血的战争选项之间，寻求必要的平衡与张力。这也就意味着要加大非战争性质的军事威慑，在处理台湾问题中的份量。
近些年来台海局势的恶化，一方面是因岛内独立意志的汹涌膨胀，另一方面，岛内对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能力和意志的低估，也不能不说是一大因素。自李登辉到现在的陈水扁，一再宣称大陆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进攻台湾，这成为了他们将“台独”公开化的一个强大心理支撑。同样，也由于中国在军事上一直保持着克制，美国对中国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能力与意志，也向来心存疑虑，这促使其开始倾向于选择以武力介入台湾事务。鉴于这一状况，在以经济交往、文化对话等软性诉求防止台海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同时，必须加大对军事手段的运用力度。在军事上有所作为，并非就是指要对台湾发动战争，而是要通过调整对外军事政策，向外界主动显示中国的军事实力，让其它国家明白中国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意志，形成战略威慑。
非战争性质的战略威慑，实际上是和战之间的中间性选择，这种军事策略能否凑效，取决于是否拥有有效的战略威慑能力，是否有使用战略威慑力量的决心和意志，另外，是否能够通过一定的途径使对方认识和相信以上两点。威慑的“中间性”意味着，在威慑成功的情况下，将出现和平的局面；而威慑不成，那么，冲突就会向战争演化。实际上，战略威慑，恰恰就是通过显示实力和进行战争的决心，来达成避免战争之目的。实战与威慑，因此都是军事准备的一部分，威慑是建立在实战能力的基础上，但实力是否转化为权力，还是看是否有决心意愿运用实力，只有通过显示实力，让敌对者意识和感受到实力，才能产生威慑效果。
在加紧时间打造实力的同时，如何显示实力以形成威慑效果？战略威慑，作为一种应付冲突的非战争形式的军事行动选择，从其实施来说，必须上升到国家决策层面，来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管理，它才会发挥出应有的效力，起到遏制冲突、防止战争和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作用。因此，在尚未面临战争的情况下，必须对战略威慑等非战争性军事行动，进行周密谋划、精心准备。从未来中国的实际需要来看，值得重视的是以下这些方面：
1）建立可靠的战略威慑力量。在冷战期间，我国曾建立起一支不可小视的战略核威慑力量，但由于核武器是绝对武器，于实战并无效用，因此，在加强小型核武器研究、不放弃核威慑的同时，未来中国还要在常规兵器研究上有所突破，使一些常规兵器，也可作战略威慑之用。
2）实现战略威慑力量管理使用的组织化制度化。在国家战略层面，对战略威慑力量的建设和使用，都要建立起专门的决策、协调机构与机制，以使战略威慑决策与管理制度化。还要建立起国家安全威胁的评估机制，定期不定期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状况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来对战略威慑的手段、方式进行宏观筹划。
3）建立起适当的宣传舆论机制，以配合战略威慑行为，使威慑对象了解威慑所要传达的信息。威慑，不仅是力量显示，同样重要的是，要让对手了解力量显示背后的政治军事意图，这样，威慑才不致于被轻视或误断从而失去其效益。
4）要对战略威慑的效果经常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适时调整战略威慑力量和机制。台湾问题的恶化、中国国家安全边界的扩大，使未来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不仅强度加大，而且复杂性、不可预测性增多，因此，战略威慑力量的使用必须充满灵活性，能适时根据不同情况而实施不同的威慑行动。
此外，由于战略威慑是互动的行为，今后，参与多边军事对话机制和与其它方共同的军事演习，以军事对话和军事演习，告知中国军事力量发展状况、和中国保卫国家安全利益的意志与决心，这种方式也应受到重视。有报道说，在6月底的东盟地区论坛（ARF）上，中国提出议案，拟与日美韩及东盟国家建立有军事人员参与的新安全对话（国防部副部长级）机制。在此军事对话框架内，中国军方不仅将就地区形势与他国交换意见，还将讨论军事理论和军事战略的核心内容、军事现代化和技术革命的进展情况、亚太地区存在的不安定因素，以及如何在军事上应对恐怖主义等新生威胁等问题。与以往中国在多边对话问题上的消极态度相比较，无疑，这是一个积极的转变。有分析认为，此举可能会把不满美国“单边行动主义”的一部分亚洲国家联合起来，通过向美国与会者质问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从而有利于在亚洲遏制美国的单边主义。凡事有弊必有利，参与多边军事对话和跨国军事演习，不会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都对中国有利，但这些军事交往中的信息传递与意志表达，也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威慑行动，使事情朝有利的方向转化。
六、结语
作为一个有着全球性影响的地区性大国，中国须有大战略的概念，学会从世界战略格局演变及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威胁的角度，来思考、定位和处理某一局部的问题。如上所述，在未来对台湾问题的掌控中，中国应该清晰感知背后的中美角逐及这种角逐的特点与背景。在美国成为中国主要的需要应对的对象后，中国的战略选择，因此是在这一新的战国时代，吸纳反思中国战国时代曾一度强盛的齐国在战略上的失误，不要把注意力集中于细枝末节和与一些次要力量间的争斗，在加强对美沟通协调、并以必要的武力显示，表达在捍卫国家统一等涉及到重大国家利益问题上的决心意志的同时，对世界其它重要力量特别是东亚世界，应汲取中国传统天下主义和文化主义的战略思维传统，着眼于建构主义的思路，以成熟的谈判手段和技巧解决彼此间的争端问题，化解敌意，争取联合。在未来一些年份内，中国一方面要设法拉近大国关系，另一方面，在自身安全赖以屏障的东亚世界，应尽力避免该区域小国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局面的出现，因次要而罔顾主要，实乃战略之大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