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术与政治，放在更大的框架来议论，是知识/文化生产与社会生活演进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问题，历史学家余英时有很好研究，他的结论，是思想更新必然会带来社会生活变革（余英时，《士史论衡》）。这大概是真确的，不过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考量，这里面的疑问，却又复杂多多，知识/文化支配社会生活，反过来，社会生活就不影响知识/文化？况且现在有着理论：权力生产话语，话语产生权力。所幸问题虽多，主要的东西，却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对知识/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支配—被支配关系的发问中，这两者之间，究竟谁是主角，谁是配角，而且，主角与配角关系的配对，又对知识/文化增长与社会生活演进各有何影响？
为什么想到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与不久前的中美军机相撞事件有关，也与两年前的科索沃战争有关。先讲科索沃战争，这场世纪末之战之甫发，曾大出中国精英决策者和知识阶层的预料，在他们看来，“劳师而袭远”，非兵之道也，而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对一主权国家堂而皇之施以武力，亦非正人君子所可能为。可是不可能的事情，却还是发生了，不免这就使善良的中国精英们莫然思之不得其解：美国和西方列强，怎么会如此行事呢？！
对科索沃战争所发的感慨，自然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所经常讲的“人权”“主权”“自由”“平等”“相互尊重”“国际民主”等，都是从地球的北面传播过来的。既然宣读着“相互尊重”，既然谈论着“国际民主”，那你为什么还要施兵出戎？你做的事情叫我们无法理解！
仅仅在科索沃战争这一件事情上，“无法理解”也就罢了，我们可以解释为偶然，偏偏“无法理解”的事情，并不止于这一桩。再举十年前的海湾战争，中国人都说“不会打”，结果还是打了；又如北约东扩，都以为既然冷战已经结束，北约应该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却却，唉，北约竟然收购起前苏联的卫星国；还有日美安保条约的修改，这也不合常理啊，不是一直在流传着“日本威胁论”嘛......举凡大事、中国人不希望和认为不可能出现的事，却都“无法理解”地发生了！莫非正如鲁迅所说：“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或者如斐多芬云：“希望是可恶的娼妓”？
上面所列，都是有了一点时间的事情了，拉近一点，中美军机相撞，也引来了不少谈论，有人说，现在中美之间出现一些磨擦，不足为怪，新政府班子刚上台，还缺乏与中国的摩合，时间久了，小布什终会“改邪归正”，如克林顿一样对中国“好”起来，克林顿上台伊始，不也曾对中国说三道四嘛！这真是个奇妙的远景，不过甘阳先生却写了一篇《从克林顿到布什》，劝中国人还是丢弃这样“美好的愿望”为好，此一时彼一时，对克林顿的经验，不宜用于小布什身上，况且即使是克林顿的对华政策，也非如一些人所主观理想。
因为以上的如许这些“无法理解”，我们应该来体会一下南京大学任东来先生的那个问题：“是中国人更了解美国，还是美国人更了解中国”？任先生认为在“知彼知已”这一点上，中国人并不因为有《孙子兵法》，就比美国人更有优势。本文作者的感受，也是一样，中国人不了解美国，套用一本书的题目，叫做：“你总是活在表层上”。
（二）
在中美交往中中国为什么屡屡误判美国的战略意图、“活在表层上”？基本的成因在我看来源于文化差异，中国人以中国人的思维来度量美国人的作为，难免这就南辕北辙、牛头不对马嘴。学术与政治、知识与权力，在美国的情形与在中国的情形，不可同等而语。
还是从科索沃战争说起。关于美国参与主导科索沃战争的原因，说法很多，比如，是美国利用冷战结束后的超强地位、图谋建立单极世界，是美元与欧元争夺世界货币主动权、美国借科索沃冲突压制欧洲勃兴，是为北约东扩扫清障碍、进一步打压俄罗斯，等等。这些说法都见于纸面，是毛泽东所说的“阳谋”，不过，“阳谋”并不是全部，在“阳谋”之外，有一种说法，不太为人所注意，它也参与了对科索沃战争的解释——不是别的，正是哈佛大学大名鼎鼎的政治学教授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据报道，在北约组织刚开始往主权国家南联盟的领土上扔炸弹的时候，远在美国的亨廷顿，就兴奋异常地对前来采访他的记者说：你瞧，那不就是一场文明之战吗！一边是信仰基督教的西方文明国家，一边是信仰东正教的南斯拉夫，而为南斯拉夫大鸣不平的俄罗斯，也是一个东正教国家。
是文明差异导致了科索沃战争，这样说的人很少。“文明冲突论”在1993年抛出之后，曾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争论，但令人奇怪，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包括中国在内的对战争提出异议的国家，都没有什么人想到要从文明角度来对战争作注解。是不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对西方文明国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表面来看，确是如此，然而“表面”永远是靠不住的。且以北约在冷战后的加强为例，稍作分析。我们留意一下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北约的说法：“北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它是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哲学思想的西方国家的主要安全组织”，“军事同盟和经济联盟要求成员国之间进行合作，而合作有赖于信任，信任最容易从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中产生”（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不难感受到，北约与文明，是联系在一起的，它实际上先是一个文明组织，然后才是一个军事组织。十年前冷战结束时，作为冷战产物的北约，按道理说已无存在的必要，可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北约却如火如荼，一边改进职能，一边推进东扩，而在此之前，因为亨廷顿的鼓噪，整个世界恰好都在谈论“文明冲突论”，这两件事情，一前一后发生，把它们放到一起来思考，个中玄机，不是颇有意味吗？！我们再留意一下近年来美国和澳大利亚关系的改善，80年代以来，澳国一度宣布放弃传统的“澳洲是西方一分子”的利益认同与区域意识，而代之以“澳洲是亚洲之一员”的区域概念，可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美国三番五次走访澳国，劝澳国向美国靠拢，与之签订新的美澳安保条约，并给予澳国人特别待遇，宣布澳洲人今后赴美不须签证。这种“特殊亲善”态势很有效果，甘阳先生认为它“有力地促使澳洲放弃其从80年代开始强调‘澳洲是亚洲一分子’的主张，而重新走回大力强调‘澳洲是西方一分子’的传统白人至上主义。”（甘阳：《从克林顿到布什》）美澳的重新接近，也发生在“文明冲突论”明确提出之后，这里面的奥妙，同样耐人寻味。再把对南联盟的战争联系起来，“文明冲突论”不能不有“自我证实”的嫌疑。
囿于“政治正确性”，“文明冲突论”与白人至上主义相纠缠，“隐形”地影响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从这一个案，我们看到了学术行为下的知识与文化生产，对现实政治的牵引和导向，简单地说，就是学术支配政治、知识驾驭权力。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学术对政治权力的顺向作用，是必然，还是偶然？是常态，还是异态？
（三）
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身在美国的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生薛涌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世界史观与美国的外交》，文中指出，保罗.肯尼迪作于里根时代的《大国的兴衰》和尼奥.佛格森(Nial Ferguson)呼应肯尼迪而作的近著《金钱之链》》(The Cash Nexus)，是理解当今美国外交走向的必读书。这两本书给美国外交开出的药方，刚好一正一反。前者检讨了从16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与军事史，认为历史上霸权国家的衰落，是源于霸权形成之后，扩张过度，战线拉得过长，致使经济资源难以支持其军事与政治上的雄心，结果耗尽元气，霸权不复能够维持。有基于此，肯尼迪力主美国应适时进行战略收缩，以免过早衰退。但这种“过度扩张论”遭到了佛格森的反对，他的研究结果，是大英帝国的衰落不是因为它扩张过度，而是扩张不足。而如果当年英国在大好时机之下不搞绥靖，能够先下手为强，彻底动员其经济资源，在欧陆抑制德国的兴起，世界历史就会重写。佛格森在《金钱之链》中因此强调：美国要趁目前经济力量十足，政治和军事上独霸全球的时机，在全球强势推行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秩序，以确保美国的常盛不衰。
两位学者提出了两种相对立的世界史观，那么，政治家又是如何行事的呢？薛涌说现在的小布什在外交上有退有进，欧洲政策颇为遵循肯尼迪的思路，试图从科索沃脱身，让欧洲诸国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在东亚，却颇有沿着佛格森的路线走的趋势，布什政府借口中断与北朝鲜的和谈，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南北朝鲜一和解，美在日本驻军的合法性和导弹防御系统的必要性，岂不就成了问题，美在东亚就有失去半壁江山的危险；而若台湾与大陆和解，美国在东亚就更无容身之地，崛起的大陆就更难对付。故此不抑制大陆的崛起，就等于重蹈英国姑息德国的覆辙。美国与中国，在小布什上台一百来天内，所以不能不连连发生冲撞。而且需要指出来，其实小布什的前任，就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学者的知识生产与政治家的所为，又这样一前一后，产生了因果关联。我曾在科索沃战争的时候，指出这或许可称作为“学术政治”，即学术对政治的有效导引。有理由说，这在美国社会乃是常态和必然。如不信，不凡就去看看尼克松、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约瑟夫.奈等人的一些意见主张，它们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演变，是不是可以对应。布热津斯基建议冷战后的美国要布置“大棋局”，克林顿在位八年，不正是整天忙着在欧亚大陆布置“大棋局”吗！尼克松说冷战结束后的美国要控制联合国、要推进北约东扩、要加强日美同盟关系与日本“步调一致地进入下世纪”，克林顿不就这样做了吗；约瑟夫.奈提出美国要加强“罗致行为能力”即“软权力”的诱导，近些年来的美国，不也就不停地把“促进人道主义”“推进我们的价值观”挂在嘴边吗！
要把握美国对外政策的未来走向，你必须了解美国的国际政治学者和战略家们现在做了哪些研究、提出了哪些观点，粗略说来，知道了学术创新上的新进展，你就对下一步美国政治家可能往哪个方向走，稍微心中有数了。这是美国社会学术与政治相关联的一道风景。
学术资源转化为政治智慧，在美国至少存在两种模式：
一是学者和战略家们著书立说，被政府决策层所采纳。采纳的途径，又可分两种：一种为直接吸收知识生产的思想成果，以之作为决策的基础；二为学术资源进入社会，成为民间的一种声音，影响社会舆论环境，并通过舆论环境干预政府决策。
二是学者直接参政，成为政府的决策者。这在美国社会比较常见。由大学教授而成为政府高官，远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近如约瑟夫.奈、赖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克林顿在做州长之前，也曾是一名大学教授。
凭本文作者有限的观感，学术资源转化为政治智慧的途径，在美国社会始终是通畅的，这是美国作为一个开放社会的特色。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对美国社会学术与政治的联系观察得多了，则不难发现事情还有另外一方面，即政治对学术也能施加影响，不过，需要指出来，这种影响绝不是中国人所熟悉的权力对学术发指令。大致能够说，在美国社会，学术资源与政治智慧之间，存在着一种良性循环与互动的机制。
美国社会学术资源与政治智慧的互动，很大程度体现在学者阶层与官员阶层的频繁交流上。
由学入仕，如上文所言可以列出很多，不过，入仕之后的情形，却更耐得中国人的寻味。“仕”在美国，不搞终身制，一届新政府上台，会有一班人“学而优则仕”，做了政府高官，而旧班子就此解散，以前的“仕”，该如何去？“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中国人经常批评的，但在美国，则为正常，政府高官，再回到学术岗位，又将得其所终。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约瑟夫.奈、亨廷顿等，都是由学入仕、又由仕入学的典型例子。
不妨重点看看现任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她已经是“二进宫”了，这位黑人女性，确实很不简单，在老布什当总统的时候，就做过老布什政府的外交问题专家，主要负责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干得很出色，得到了老布什的赏识，而在此之前，她则在美国乔治城大学做学问。老布什下台之后，赖斯又回到乔治城大学，有滋有味做起了教授，后来又做了乔治城大学的教务长。小布什竞选总统，赖老布什举荐，赖斯成了小布什竞选班子的主要成员，现在小布什上台了，她顺理成章做起小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熟悉美国决策架构的人都知道，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不亚于国务卿，而小布什的国家安全构划，据分析就大多来自赖斯。
赖斯的“二进宫”，反映出学者阶层与官员阶层的互动，在美国社会已习以为常。由学入仕，并不需要学者的刻意钻营，“天上掉下馅饼来”，有时不凡真是事实。卡特竞选总统成功后，打电话邀请布热津斯基做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竟然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没想到一不留神，就“鲤鱼跳农门”，位尊九鼎之上了。不过一届政府期满，又解甲归田，重新走上大学讲堂，却同样心安理得。
（四）
学术资源与政治智慧的互动，有什么好处？回答是肯定的：好处多多。至少有两点，值得多说几句。
之一，是使学术资源能尽快为政治决策所用，增加政治决策的科学性、预见性、灵活性。没有对事理的透彻分析，没有对世界发展变化的真实描绘，实践就会在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社会吸收学问成果作为决策资源，可以丰富决策视野；由学入仕、学者直接参予现实政治运作，学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习惯则可以使决策更趋精确。细心地观察一下，相应于美国的霸权需要和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追求，近些年来的美国对外政策，不能不说，是很少有失误的，这绝非偶然。
之二，是使学术研究深具现实针对性。单纯的学者，由于缺乏对现实世界的具体感知，其学研成果难能具备可操作性，而经历具体政治运作的官员转而入学，在实际工作岗位上磨练出来的对现实问题的感知，则非一般的纯学者所可比，而所作的研究，也更容易受现实问题的引导。学问是建立在“真问题”还是“假问题”上，学术研究的实际操作效果是不会相同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其好处归结为一点，在于能够最大程度运用和开发一个民族的智慧。社会学的一大部分，是研究关系和交往的，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关系，很大成分正是思想的交流和智慧的流通，一个社会不同职业的人群之间，如果能够在思想和知识上互通有无，那么这个社会对自身的智慧资源的利用效益，肯定也很大，一个社会充分利用了自身的智慧资源，这个社会开发出来的能量和能力，相应地也就很大。每一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精英分子，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的智慧，按道理讲，每个民族如果充分利用了本民族的智慧，都可以使自己获得大的发展，使自己充满生命活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现实世界，情况却又如何？有国家强，有国家弱，有小国受人尊重，有大国被人蔑视。国家与国家之间为什么在地位上不能平等、发展能力上有大有小？原因很多，有客观的因素，有主观的因素，不过，从主观一点的因素看，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有效利用本民族的智慧资源，那么，它就不太可能激发自身的生存活力、提高自己的国际行为能力和国际地位。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智慧能不能被发掘和应用，这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然而，智慧不是说开发就能开发的，它需要一定的条件、环境和机制，缺乏合适的环境和机制，一个国家和民族内部精英分子再多，民间和社会蕴含的智慧再怎么充足，这些智慧也可能派不上用场。这个环境和机制，就是学术资源与政治智慧形成互动的机制，有没有这个机制，对一个国家来说，大不一样，没有，就“有劲使不出来”，社会和民间蕴含的智慧资源再多，也都统统象白开水一样一文不值；而有这么一个机制，就会力大无穷，国家和民族生机勃勃。
本文是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层面来对美国的学术资源与外交决策作考察的，观察思考得越多，就越发现学术资源与政治智慧的互动，在美国社会已呈良性循环发展的局面，它的确反映了美国社会一些机制的优越所在。而这并非为所有的国家都能具备，这使身处美国之外国家的人，不太容易深入了解美国对外决策的堂奥。
学术资源与政治智慧实现“良性互动”，从美国的情况看，需要的条件、环境和机制包括：
首先，学术要有不受政治权力干扰的独立性。与“学术政治”相对应，实际上还存在“政治学术”，由现实政治来操纵学术过程，学术的地位，已不再能谈，学术也就沦为了为政治作注解、为权力充帮闲的一种工具。是由政治而谈学术，还是由学术而论政治，效果会大不一样。学术跟着政治走，会使学术“斯文扫地”，不仅产生不了真学问，而且会加重政治决策的不合理性；而政治决策从学术论证中来，让学术研究下的知识生产推动权力的运作，则权力运用与学术创新皆可能各得其所、各享其成。学术的独立性，是智慧生产的必要条件，因于此，如果学术的声音与政府的当前决策出现不一致，不要对此感到奇怪，学术，在一个社会中所要负起的，正是批判、反思的作用，否则建设将无从谈起。
其次，我们看到，学术资源与政治智慧的互动，是双向的，不仅有学术到政治，而且有政治到学术，“学而优则仕”与“士而优则学”，两者合而为一。因此，一个社会要创造有利于不同类型的精英相互对流的渠道，形成有利于对流的环境和氛围。每一个社会都会存在两种精英集团，一是政治精英，一是事业精英，这两种精英之间实现了交流和互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则社会能够最大程度实现合作、减少磨擦、增大智力资源利用的效益，整个社会就会充满了哲学家罗素所喜欢讲的‘活动力’。学术精英隶属事业精英集团，在学术精英群体与政治精英群体之间，要搭起你来我往的桥梁，不仅仅在思想上要便于互通有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工作性质和扮演角色上能经常性互换。也就是说，学术精英不断充实到政治精英当中，而政治精英不断充实到学术精英当中。当然，这种理想局面的出现，有赖社会价值观念的宽容，一个习惯于等级、官本位思想浓厚的社会，不太可能创造出这样的皆大欢喜局面。
学术的独立与两种精英的交流，并不那么容易建立起来，它们的有无与活力大小，体现了一个社会究竟是开放还是封闭。封闭社会难以形成学术的自主与精英间的任性流通，各种资源、各项权利都实施暗箱操作，思想都被控制于一个方向，人的身份服从于某种钦定，有的，只会是学术的依附和精英的固定式职业分化。好的情况，也只是由学入仕，学问做好了，也许能弄个官做做，但做了官之后，再回到学术岗位，则不仅自身没有这样的观念，社会普遍的价值观也将不再允许。这也是等级制社会的基本特征。
由此得出学术资源与政治智慧良性互动的第三个条件：那就是一个社会要有开放性。开放才有宽容，开放才有流动，开放才有资源的优化配置。一个社会开放程度高，那么，各种精英群体的交流也就充分有力，学术资源转化为政治智慧，就来得简单和方便，政治精英改行进入学门，也就稀疏平常、多见不怪。而开放程度不高甚至封闭，那么，社会内部各种精英的交流也就相对来说很少，学术资源也就很难转化为政治智慧。不过，应该指出来，这里讲的“开放”，主要是指一个社会内部的开放性，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对外开放”的“开放”，“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还是大有差别的，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一个社会对外开放程度高，并不能说一个社会的内部开放程度也高。当然，对外开放程度高，是能够促进一个社会的内部开放的。
（五）
是选择“学术政治”还是选择“政治学术”，是诉求学术资源与政治智慧互动还是固化学术与政治的各自封闭，对一个社会的学术创新能力与政治决策科学性影响颇大。本文以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为个案，考察美国社会学术与政治的互动，难免挂一漏万、以偏概全，不过，这对任一社会的学术发展与政治操作，都不凡是一镜鉴。如何利用民间学术资源，如何建设政治决策的合理性，如何在学术与政治的交往中促进彼此的进化，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在所有的社会，都已得到了解决。
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中国人对美国人做事的“无法理解”、不能预测，说明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并不熟悉美国式的“学术政治”，因此观察美国的事情，习惯于按照中国的形态来作理解。那么，在学术与政治的互动中，中国的情形，整体而言又是如何？可以肯定地形说，由学术而政治，曾经是古代中国的一个传统，“学而优则仕”，正是中国人的发明。譬如从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乃至后来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我们就可以发觉学术对政治的巨大约束。从学术精英与政治精英的流动角度看，在中国传统社会，由学术到政治的道路，基本是通畅的，但也显而易见，由政治到学术、“仕而优则学”的道路，却极为不畅通。这也使传统中国社会，终于还是形成了权力支配学术的局面，所谓学术，也只能是“政治学术”，学术上的独立与自主空间，极其之小，学术资源转化为政治智慧，也极其之难。这种状况，在近百年来应该说已有一些改变，但改变的幅度，究竟有多大呢？笔者尚未深究，在此只能悬搁。
22/5/2001
附：学术政治与政治学术
“学术政治”这个词语，是我生造的，意思是说学术可以对政治产生影响。之所以冒出这么个概念来，是与最近的科索沃冲突有关，而且与中国知识阶层的理想主义相沟联。
知识者一向是惯于理想主义的，这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好，枯躁乏味的人类生活，随时都需要有超越性的物质给人的心灵点燃火焰，然而理想主义走到极致，又至少确有一点是很不太好的，那就是大凡持着这种精神和情感倾向的人，多半会昂首于世界和社会的现实，即令活生生的现实与空疏的理想明明白白背道而弛，也要坚定地把理想当作真实而置之现实于不顾，更甚为之，还有可能反将真实的事情视作虚假。这样的结果，难免就造就“乌托邦”，使本该脚踏实地的生活空心化，乃至实际的危机和挑战迫近而来时，亦因平时缺少思想准备而措手不防，天真所至，也许还要对意料之外的东西问上一句“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呢？”，仿佛正在发生着的并不是事实，而没有如愿发生的才更真切。
因为理想主义，中国的知识者在做学问上，也不可避免带有浪漫化倾向，凡是与自己的理想和情趣相契合的，就毫不犹豫认同之，而与自己的审美取向不相契的，则不予注意。这次科索沃的危机及其战事发展，无疑就给中国的知识者们上了一课。有一些本来并不难想见的事情，直到战争成为现实时才知道被我们忽略了，比如美国式“学术政治”的长期避而不见，即是显著的一例。这种感觉在我重读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竞技场上》《抓住时机》《超越和平》等著作时，尤其强烈。旧书新阅，不由便感叹我们对美国政治的理解实在是太单薄了，以致对一些本来不难预见的事情却怎么也没有清楚作出预测。
世纪末的战火，兼之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被炸，应该说对中国知识界的震动是很大的。学者汪晖最近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他和他周围的人都对美国的行为感到有些吃惊和不可理解。不是说民主国家之间不打战，而且民主国家不主动对外征伐嘛，偏偏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悍然便将国际准则丢在了一边，对一个弱邦小国又一次展开了“十字军东征”，以先进作战飞机和精确制导武器推广起了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这当然很不合所谓“英美自由主义”，也不合“全球化”的美好预期，更不合“多极化”的热烈鼓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不能不说我们对很多事情是过于想当然了，仅看到了它们好的一面而对它们不好的一面从没有认真追究。
其实只要对美国的国际战略稍稍全面一点作出观察，都不难发现其中自有不易发生变化的因素的存在，而它们却经常不被我们所关注。不久前听一位对战略文化/战略思维颇有研究的学者作学术报告，他刚从美国访学回来，谈及与美国政界、军界及学术界开展交流的情况，很是有些感触，原先他一直认为美国因为建国历史短，战略文化/战略思维应该是不太发达的，但实地考察，才知道这是误解，美国人象中国人一样，也十分注重长期性的考虑，认准了事情，多半不会因总统和政府的更迭而改弦易辙。这种一贯性思维非常明显地体现在美国的学术研究中。在美国，国际政治方面的学术研究是极其兴旺的，而且对美国现实政治的影响很大，在学术资源和政治智慧之间，存在着良性循环和互动，这与中国的情形大有不同，中国大抵还是政治影响学术的，而学术对政治的影响则不宜高估，因为学术与政治相互交流的渠道还很不通畅。几乎可以说，看一看近年来美国有影响的政治家和学者的著作，就基本上可以了解美国国会和政府的外交决策，同时我们也将不会对美国近来的行为感到难以理喻。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就不说了，从上世纪末的马汉到本世纪末的亨廷顿，贯穿着的是同一种战略思维，就拿上文提到的尼克松来说吧，说尼氏的政治著作是美国政治的遗嘱，大概并不为过，克林顿政府所做的几件比较大的事情，在尼克松的书里都有交代。比如美国要不要服从联合国领导的问题，尼克松早在1988年所著的《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就提出，美国必须超越联合国，担负起“领导世界”的“天定命运”，同时提出美国在本世纪剩下来的12年里的主要任务是“塑造”下一个世纪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对冷战后北约组织的前途问题，尼克松在90年代初就一再强调，“北约应该扩大而不是遭到削弱，而美国要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承担新的使命。对于美国来说，北约是我们与欧洲保持经常联系的主要纽带，我们决不能将它割断。”“北约必须具有更多的国际主义，而不是更少”，并主张北约东扩，要“积极地支持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新的民主国家实现完全加入北约的目标”（《超越和平》p71-81）；并认为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十分重要，他说，美国和日本应该“步调一致地走入下一个世纪”（《超越和平》p89）；他还反复驳斥了那种认为冷战结束后军事实力在外交决策中地位下降了的观点，指出权力政治依然要密切依赖于军事实力；而冷战后美国对地缘政治的运用，则与布热津斯基和尼克松所鼓吹的“抓住时机”、布置“大棋局”、“重拨它（美国）的地缘政治罗盘”相关联。很可惜我们有意无意对这些东西都疏忽了，以致我们还以为有些事情是“突如奇来”。我们惯常地以中国人的思维想象美国人的所作以及世界，难免这就南辕北辙，差谬千里。
世界在这几十天的日子里所发生着的一切，无疑是应当引起我们深刻思考的，我想在那些需要思考的问题当中，千万不能忽略的一个便是不可以情感代替学术，学术研究讲究客观，注重事实，事情是怎么样就应该怎么样去说、去想，怎么去考虑对策，把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的喜好偏向过多带入到学术研究，乃至对所要研究问题的选取都按趣味而定，这往往就会以一叶而障森林，得不出能够反映事物本来面貌的结论和成果，而这又将严重制约我们应付危机和困难的能力。我们不能因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符合世界的正义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就只管对这一理论单纯作无谓声讨而不研究它对美国政治的实际影响；我们不能因为美国人鼓噪“中国威胁论”毫无来由，就不理会美国的政治决策者们将会因此如何考虑与中国的关系；我们不能因为多极化契合着我们的世界理想，就不仔细剖析一极与多极的较量到底谁是占据上风......学术就是学术，还是“如实道来”为好。 1999/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