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和美国正为着所谓“恐怖主义”而喧闹不已的时候，处在地球另一端的东亚世界，却意外显得特别平静。去年10月印尼巴厘岛的惊魂，曾经一度让人以为本?拉登和他的同伙们已在人类的每一个居住群落点燃了战火，不过还好，那个美丽小岛上的惨剧对东亚世界来说，只是一个特例，而没有成为一种作为复数的现象。相反，人们从这个区域近年来的一些发展变化中，分明感受到了和平与稳定。有人所预计的因中国崛起而引发的东亚军备竞赛，并没有真的成为现实，东亚区域的那些热点，如南海问题、朝鲜问题、台湾问题等，虽然一次次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但要把它们往“战争”这两个字上来想象，却又总让人们大跌眼镜。人们从东亚区域所听到的，似乎都是好消息：大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协商而非战争来处理彼此间的政治军事争端、在进行经济整合的同时开始注重安全领域的合作并使之机制化，诸如此类给世人所留下的印象，是一个新的东亚正在世界的东方屹起。
1、“东亚”作为一个新体验
也许，换一种眼光来看东亚，已经大有必要。
在21世纪刚刚走进历史的时候，处于地球一隅的朝鲜半岛，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两个一直敌对的兄弟之邦――韩国和朝鲜，克服了五十年的“老死不相往来”，实现了最高领导人的直接会晤。时光过了两年，戏剧性的一幕再次重演，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出人意料飞到了朝鲜首都平壤，两个敌对国家领导人的脸，虽然如两国之间的传统关系一样，依然紧张严肃，但当两双同样隔了五十余年的手握到一起的时候，人们自然而然又产生了一些联想，至少，它代表了打破某种僵硬定势的愿望，和在这种愿望下实实在在的努力。
以上还只是近年来东亚世界国家间关系僵冰被逐渐打破的一个插曲，而远不是正题。什么才是东亚世界的正题呢？历史总是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有意味的线索。在我们注意到东亚世界敌对国家的领导人试图握手言和之时，我们需要以晚近以来的东亚历史作为参照。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东亚世界基本还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态中，国家主权与民族权利对这些国家来说，还只是一种被压迫的痛苦所唤醒、而未成为事实的政治理想，在列强们为争霸而发动的战争中，这一区域也被动地参与了世界大战。在二战结束、该地区的一些国家乘殖民者因战争之累无暇他顾而纷起诉求独立时，一场多国参与的严重冲撞――朝鲜战争又在东亚世界发生。随后的一些年代里，东亚世界一直没有获得安宁，朝鲜半岛刚刚平静下来，中南半岛上的战火又开始燃起，超级大国直接间接介入的武装对抗，为东亚国家的独立自主，平添了无数障碍。而在越南战争之后，越南与柬埔寨、中国与越南、柬埔寨国家内部，战事向久不能停息。
二战以来东亚世界国家间的武装交火此起彼伏的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开始逆转。近十余年里，东亚世界偶尔还有一些国家，内部还有小规模的战事发生，但在国家之间，人们再也没有听说有过什么战斗，甚至再也没有听到过什么战争威胁。是因战争而疲倦？或者是战争的诱因业已解除？反正，当东亚世界内部发生纠纷的时候，“战争”明显已列在各国领导人的选项之外。10年时间无战事和相对平静，不能不说是200年来东亚世界的新气象。
一个曾经长期四分五裂、作为殖民地的东亚世界，正在逐步地远离战争――或者按照今年春季号的美国《太平洋评论》上的一篇文章所说，已经发展起抑制战争的成熟机制。与此同时，正如一些东亚事务的观察者所看到的那样，一个新的正题已在东亚出现：在普遍获得了国家独立后，区域经济一体化，已走上了该地区国际关系的快车道。这是一个有别于半世纪前的新东亚。
东亚世界的变化首先就是在经济上。“东亚经验”和“四小龙”经济奇迹已成一句老生常谈，在国家的经济成就之外，近年来，人们注意得更多的，已是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整合。 就在去年岁末、今年年初，一条消息曾经让整个东亚世界如闻福音：中国与东盟建设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不久就将启动，届时，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国内生产总值近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达1万2000亿美元的经济区域将出现在东方世界——这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也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经济联系的增多，还只是东亚经济整合中的一朵浪花，除此之外，类似于“东盟国家们签署70亿美元的天然气输送管备忘录”这样的经济合作计划，在东亚世界已屡见不鲜。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甚至于去年倡言：到2020年之前，建立东盟经济共同体。并且，贸易水平与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已溢出经济领域，在政治、军事等议题上产生连带效应，签署协定共同制止犯罪、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协商解决南海争端，等等都透露了东亚政治的新思想观念和新行为方式。
更重要的是，人们还应该看到，东亚世界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一般大众，对东亚的认识上也正在显著修订。从中日韩频繁举行东北亚国家的围棋与足球赛、东北亚国家与东南亚国家加强文教交流、“塑造东亚共同知识空间”的话题渐而在该区域的学者之间交口相传，及马哈蒂尔、吴作栋等政治家动辄将各自国家的前程与“东亚”放到一起来议论的案例来看，该区域的人们已逐渐习惯视“东亚”为一个有机关联的整体。东亚的未来与东亚区域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相关，这代表着一种新的意识，是对东亚历史与未来命运的新体验。
2、历史性国际体系的复活
如何看待东亚的经济一体化趋势及政治合作的增多？它究竟是这一区域的一个暂时性的现象，还是一种将成为常性的长期性事态的一个前奏和序曲？
就短时间来看，历史是由偶然性组成的，人们经常会被眼前的场景所迷惑，以为它会直接通向可以确定的未来，但实际上，明天到来时，早已又物非人非了。我们现在观察着的东亚会不会也是这样呢？当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然而，如果把东亚近10余年来的变化，放到东亚自身上千年历史的长时程中来考量，我们却又应该树立信心：除了偶然性，历史还有它的相对确定性。
眼下的东亚又使人想起历史中的东亚――我指的是19世纪被殖民地化之前的东亚。这个东亚在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弗兰克等历史学家的眼中，乃是一个有着高度的政治、经济、文化同质性、相互关联度极其密切的国际体系。这个国际体系自足一体，虽然存在着中心和主导性国家（所谓朝贡体系），有形式上的不平等和国家间的争战，但相对与此同时存在的世界其它地区来说，这个地区的战争激烈程度与发生概率，却就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了；体系内国家之间关系的有序度，也非长时混乱的欧洲可以比拟。
我们不妨把在过去时间中东亚世界所惯常表现出来的状态，称作为东亚历史原型。这个历史原型使东亚成为一种“历史性国际体系”。而所谓历史性国际体系，其标志性的特征在于：1)体系内国家大都具有历史延续性；2)体系内国家具有相通的历史文化背景；3）体系内国家具有明显的对本国际体系的认同。具有自身历史延续性的国家，在长期性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作用下，形成各自的战略与历史传统，这些传统在相对固定的空间即国际体系内相互交织、激荡，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常量，则构成了体系本身的战略与历史传统或曰战略与历史定势。
历史不仅指向过去，也预示现在和未来。历史性国际体系的存在，反映了地区性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事实，在国家构成不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被暂时忘却的历史，一旦觅得机缘，因此还会回归事实，重新依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的本来要求恢复自身的传统或定势。在这方面，欧洲作为另一个显明的“历史性国际体系”，其近50年来的经历就说明了这样的机理。组成欧洲的那些主要国家近千年间是相对固定的，它们的文化传统也保持了连续性，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曾经因共同的宗教而一体，就是在分立成世俗的民族国家之后，它们也仍在诸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和维也纳体系中，在彼此间的关系上获得很高规范。曾经分离的欧洲在经历多年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后正在走向政治一体化，甚至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形成“欧洲联邦”，不能不说，这正是历史对现实隐隐作了规定。
复活历史性国际体系的传统，这事儿并不仅仅发生在欧洲，如今东亚也摊上一份，它并不以具体国家、具体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东亚经济一体化、政治合作及与此有关诉求的增多，正是东亚作为曾经一体的国际体系的历史，在今天的重新呈现。
3、民族国家普遍成熟产生“溢出”效应
为什么非要等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亚作为一个历史性国际体系，才逐渐流露出复活自身传统的迹象呢？
世界总是在一些机缘中展开它的诡秘印痕的。究东亚世界向其自身历史复归而言，缘由动力看来一方面深植于历史，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深植于历史中的隐秘意志，受到了相应短期性和即时事态的激发。本文倾向于把后者归结为两方面：其一，作为东亚国际体系的内因，是民族国家在该区域的普遍成熟；其二，作为体系之外的原因，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国家改变以对本区域经济、政治关系的认识。
先来谈后者。从浅层和短时来看，东亚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与以下这些因素有关：1)中国庞大的市场、以及东亚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了中国经济的向心力；2)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造成了南美经济崩溃，欧洲和美国也处于经济不景气中，国际金融资本中的大量游资投向东亚；3)相对其它地区，东亚国际体系保持了政治军事上的相对稳定。在以上几个内生和外设的要素共同作用下，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就已意识到，东亚经济整合的时机已经到来，如果不顺时应势，进行区域经济整合，那么，所谓“东亚经济奇迹”将难以为继。也因于此，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马哈蒂尔提出建设“东亚经济集团”，而日本则主张建设“亚洲货币基金”，但由于美国的介入与反对，这些计划先后夭折。直到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东亚国家才浸透肺腑地感受到，只有致力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才能提高抵抗金融风险的能力。也从那时开始，“10+3”会晤机制才得以建立，建设东亚经济共同体的设想才不断增多，而东亚经济整合特别是彼此间的投资和贸易水平，才有了显著提高。
如果没有东亚国家各自的内部需求，那么，上述所谓“外部原因”，也还不会催生出东亚复活自身历史传统之果。东亚走回历史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和前提，恰恰就是是此一区域经过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经济发展，诸多国家民族普遍实现了独立自主，并在区域内获得了相对以往明显为高的安全感，在此基础上，东亚国家才将视线投向各自国家之外，发育起空间范围更大的生活想象。民族国家的普遍成熟、对实现自身国家意志信心与意志的增强、对自身安全感的增多，使这些国家在相互交往时，会：1）寻求更高程度的合作；2）在合作时会倾向超越以往的国家间悲情意识，即超越历史中的怨恨。东亚的经历其实更完整地体现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欧洲政治中，无论欧洲还是东亚，在其历史中都因战争和杀戮，许多国家间都是有悲情的，在今后的历程中它们仍将会存在，但它们显然已不会硬化到让欧洲和东亚不能实现合作的程度。
远在欧洲、近为东亚的国际政治新地图，验证了笔者对于国际政治的一个判断：民族国家在独立和强大后，将寻求自主并与外界发生更多联系，而这种联系多半不会溢出历史和文化的规范。欧洲走向共同体，扎根于历史中形成的基于“欧洲”的地缘政治、经济联系，同时，共通的文化背景也功不可没。从欧洲共同体、以及英美特殊关系、北约的凝聚力等案例中，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共通的文化和历史有助于合作，那些具有良好合作关系的国际体系，一般都具有共通的文化与历史背景；
其二，为发展合作关系，必须充分发掘国家间的文化和历史共通性作为信任资源；
其三，一旦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利益获得了可靠保证，这个国家将能够克服自卑内向心理，而致力于寻求与外界发生联系，在此过程中，文化与历史因素又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左右这些国家的现实选择。
以上三点结论都正好可以对应当下的东亚现实，曾经受害感很强的韩、越等国都在恢复自信和主体意识，不再单纯以受害者的面貌出现在东亚和世界政治舞台，在二战中饱受西方列强和日本蹂躏之苦的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近年来则不断呼吁“东亚走出(二战)历史”，这些场景都在提醒人们：在民族国家强健之后，超越国家民族反而有了可能。
4、东亚问题寻求东亚式求解
世界是在殊相与共相的相互纠缠中运转的。今天东亚世界回复自身历史，当然不是简单地对过去进行复制--即对既往朝贡体系的复原，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当下的东亚各国在国家主权与尊严上，是对等而不是等级制的，彼此间的合作也因此是以平等相处为前提。因此，东亚世界遵循了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在它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经历中，现代性是它的新增一维，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维。
然而，作为历史性国际体系，东亚的过去毕竟与世界其它地区有别，这种分别依然会影响到现在时态的东亚。东亚世界不会完全按照所谓“全球性”的主流话语来展开它的未来，它以往的经济、政治经历有其殊性，它今后仍会按自身惯有的逻辑掌控自身。东亚世界正在流露出来的一体化趋向本身，就反映了东亚区域的独特性。因此，东亚国家在吸收借鉴世界其它地方特别是西方的历史文化经验的同时，又会凸显其自身特性，对东亚问题进行不同于西方的东亚式求解。
就如日本企业的系列化和华人经济网络的扩大和深化，是东亚经济区域化的初始发动机一样，东亚就是东亚，不仅在经济整合模式上不会如同欧洲，在解决未来共同面临的那些政治、军事、环境、资源、文教、治安等问题上，东亚还会表现出其“独具一格”。东亚的问题不同于欧洲也不同于美国，仅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按照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顾问库珀在去年的划分，东亚世界有的国家已进入“后现代”之列，有的国家正在大步迈进“现代”之途，而个别国家却还在“前现代”的人类社会边缘地带徘徊。不象西欧社会那样整齐划一、统统“后现代”，这也注定东亚国家必须另寻新路，寻找出东亚自身的方式来解决自身问题。
今年春季号的美国《国家安全》杂志，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副教授戴维.耿在其题为《对亚洲的误解--需要重新分析亚洲》的文章中，就饶有趣味地向世人提示了东亚世界的特殊性：冷战结束后西方学者所作的亚洲将经历一段军备竞赛和强权政治加剧时期的悲观预测并没有出现，相反，“亚洲国家似乎并没有对中国之类崛起中的大国进行制衡，而似乎在对这些大国趋炎附势”，并且，“虽然自由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倾向于认为现代东亚是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地区，如果该地区恢复以那种等级制模式，结果可能是东亚将变得越来越稳定”，而“历来都是中国的软弱导致亚洲动荡不安。在中国强大和稳定之时，亚洲秩序井然。”
自1967年东南亚五国缔结协定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后，东南亚国家已经学会用克制和彼此尊重来解决相互间的的纷争，这一点今天已成为整个东亚世界的共识。去年，中国与有关东盟国家共同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今年，中国又与东盟国家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人们发现本“该”是动乱之源的东亚，反过来实际成了世界和平稳定的一个基石。这样的东亚当然耐人寻味!
《南方周末》2004年4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