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是什么？周立波答：“组织就是在你遇到困难时，他说无能为力；在你遇到不公时，他说要正确对待；在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他说要顾全大局；在你受到诬陷时，他说你要相信组织；在需要有人做出牺牲时，他说组织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当需要有人冲锋陷阵时，他说是你的坚强后盾；在你取得成功时，他说是组织培养的结果。”
初一听这段话，无不为其对组织犀利而事关痛痒的评价叫好，直接引来人们一阵阵喝彩，太给力了！不过，这段话的原创并非周立波，民间早有人谈起，可是唯有通过名人之口，这些一针见血的话才会流传更快，影响自然更大，此乃名人效应。
当然，这句话之所以能够如此快速流传，除了名人效应外，还要靠自身的深刻、形象。在一个集体招牌风行无阻的年代，在一个组织成为遮羞布的社会，少有真正为人民服务的集体，多有谎言弥漫的组织。历史的吊诡在于一个社会越是不遗余力的鼓吹集体主义，个人服从组织，往往这个社会越是专制、黑暗、虚伪。
在集体主义盛行的社会里，组织会通过各种借口来说服个体放弃自身权利，牺牲个人利益以服从组织大局。刚开始，个体或许会有抵触，觉得这样不公，可是倘若面对整个国家机器的威逼利诱，个体绝对招架不住，几个回合下来，要么忠实的成为组织机器的一员，要么成为其中的投机分子，反正很少有人会坚持对抗强大的组织。全村的权力在集体的名义下集中于村委会，全镇的权力在集体的名义下集中于镇委会，整个国家的纵向权力链条，在集体的名义下，权力不断由下及上，直到全国权力集中于中央少数人手中。一旦权力集中于中央后，整个权力大厦正式形成，社会控制尽可能的蔓延在任何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人民大众只有俯首称臣的份。
古人云：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古代皇帝为了自己的贪图享乐，便千方百计的维护自己的邪恶统治，甚至厚颜无耻地对人民声称自己是天子，代表上天来统治尔等小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皇帝集全国大权于一身，可以借着上天的幌子，光明正大地愚弄百姓，有时为了自己的虚荣，一将功成万骨枯。百姓遭难也好，受欺凌也好，只要没有引起大规模的起义，皇帝依然高高在上，君主始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有害其权威和尊严的言语，都极有可能以逆君的名义问罪，乃至刀起头落。
可是，专制暴政发展到今天，上天、君主这些古代社会神圣的招牌早已被今人扔下罪恶的深渊，甚至被某些忧国忧民者打入十八层地狱。不幸的是，上天、君主虽然早已消失，但是集体主义却突破重重围阻，一跃成为了专制暴政的新护身符。在集体主义的狂热鼓动下，人们要么跟着一阵热血沸腾，丧失理智，要么出于恐惧而只能默默服从，于是专制暴政乘机迅速蔓延开来，直到人们明白过来时，已经木已成舟，光明之日遥遥不可期。
组织会通过各种办法让每个个体之间都彼此孤立起来，相互怀疑，只对组织负责，只对组织尽忠。一旦组织的领导人想谋取私利时，人们之间由于相互怀疑、彼此孤立，形成不了一个统一的力量，只能任其割宰。在谈到古代农民饱受政府压迫时，刘泽华先生写道：“他们各自之间的经济联系较少，每一家可以在极其悬殊的条件下进行简单再生产，所以一般的情况下各自为事，形不成统一的力量。而掌握政治权力者便可以像马铃薯那样，一个个地对他们施以暴力了。”今天的组织更是如此，借着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掌握绝大部分的社会生存资源，不断削弱个体的力量，迫使其既无法形成一股统一力量，又无法进行自救，只能乖乖听话，唯组织马首是瞻。
根据目前所披露的资料可以得知，东德政权为了全面控制国民的一言一行，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大的秘密警察组织，史称斯塔西。斯塔西在1989年全职员工达9·1万人，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则总人数可能高达200万人。这意味着每6.5个东德公民中，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如同斯塔西的格言“WIR SIND UBERAL”(德语：我们无所不在)一样，整个国家有超过1／3的公民被斯塔西严密监视，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乔治·奥威尔的《1984》中有这样一句话：“在遮荫的栗树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这句令人无比辛酸的场面曾经大范围地在东德上演——妻子监视丈夫，朋友监视朋友，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2006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窃听风暴》的主演乌尔里希·穆埃的前妻简妮·格罗尔曼是东德著名的话剧明星，与穆埃曾是一对在东德时代就家喻户晓的名人伉俪。然而，这对本来恩爱的夫妻，却由于生活在东德这块畸形的国度，妻子简妮成为斯塔西的线人，一度替国家暗中监视自己的丈夫，最终两人的婚姻只能破碎。在强大的组织面前，没有纯粹的爱情、亲情、友情，只有彼此的不信任，甚至为了替所谓的组织卖力，连最亲的人都可以出卖。
这样无奈又悲剧的场面，不仅发生在东德，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里都存在，乃至改革开放的中国依然余毒未消。生活在集体主义社会里的人们，容易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盲目对组织尽忠，甚至为了虚拟的组织，心地善良的人也很有可能干出无比邪恶的事。
阿道夫·艾希曼，前纳粹德国的高官，在犹太人大屠杀中负责执行“最终方案”，被称为“死刑执行者”。然而，从现在的研究来看，艾希曼内心里不仅不是一个纳粹主义者，对自己所屠杀的犹太人没有丝毫仇恨，在加入纳粹党之前并不知道希特勒的计划，而且艾希曼本人还一直声称自己是康德道德律令的忠实信徒。赫内的《党卫军》记载了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的一段回忆：“在我认识的党卫队队员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说不出自己不曾救过别人的性命，虐待狂是少数，真正具有病态主动犯罪的不超过百分之五至十。其他的都是完全正常的人，他们完全能分辨善恶，他们都知道发生的是什么事。”可是，历史却如此奇怪，善良的人会野蛮地拿起屠刀指向善良的人，平时甚至连苍蝇都不忍心杀死的人也有可能成为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当年参与耶路撒冷审判的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针对这种奇怪现象向世人作了非常精确的分析：“做出恶举的人并不需要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哪怕是平日里连一只蚊子都不忍心驱赶的普通人，只要他身在群体中，成为运转机器的一员，就很容易因为选择‘服从’，而做出连他自己都难以想象的事。”
当集体主义在不断地大步向前，当组织生活成为家常便饭时，人性却在不断退化。诚然，人性是复杂的，包含了不少原始欲望，但是欲望本身并没有错，因为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关键是如何去引导和调节这种人性，让其朝向健康方面发展。除了正当的欲望外，人性还有着诸多美好的方面，例如善良、同情心、情感。这些美好的人性，使人类得以区别于禽兽，更为人类奉献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代表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给我们描绘出一幅美好人性的画卷。组织的存在理应维护人性，理应保障人性的自然、健康发展。然而，集体主义下的的组织生活只会不断的排斥人性，迫使人们走向野蛮的边缘，使人难以称之为人，徒留一副空皮囊。没有人性的人类只会助长邪恶，任杀戮和野蛮肆意妄为，悲剧接二连三。
19岁便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刘知侠，在50年代初写下了一部家喻户晓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曾一度成为青少年红色教育的经典作品。然而，到了集体主义高峰的文革，《铁道游击队》成为被全国人民大批判的电影，其作者刘知侠同样被污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饱受迫害。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当时具有最高权威的《关于电影问题的谈话》针对《铁道游击队》批判道：“没写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写的是主席批判的游击主义。游击队不依靠群众，都是神兵，只有芳林嫂一个群众。有政委，看不到政治工作，不像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游击队……没写党的领导，不像八路军领导的，单纯地搞惊险神奇动作，宣传个人英雄主义。”本来，不管从何种角度看，《铁道游击队》都是一部歌颂共产党的著作，却由于没有过分强调党组织的作用，不得已遭受厄运。
根据这部作品的厄运可以看出，在一个集体至上的社会里，个人不能拥有自己的思想，更不能彰显自己的个性，只能千篇一律，只能按照组织的安排行事。组织包办一切，组织决定一切，可是却有一个漏洞：组织既然无所不能，那么组织又是为谁服务的呢？为人民服务？不可能！组织代表一切人民，但是组织又反对和打击任何一个影响其权威的人，让每个人都成为奴隶，这不矛盾吗？人民产生的组织怎么能反过来迫害人民呢？组织是一个虚拟的概念，无血无肉，不仅不能为自身服务，更不能为人民服务，只能借着人民的名义来为少数人服务。
网络作家慕容雪村在中央民族大学演讲时曾说道：“我们这个国叫人民共和国，许多机构都冠以人民二字，有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日报……连监狱都可以叫人民监狱，在这么多机构中，除了人民监狱和人民有点关系，其它的离人民都很远，人民代表基本上不能代表人民，人民公安基本上与人民为敌，人民的公仆基本上骑在人民头上，所以“人民”二字基本上就是个虚词，借用王小波先生的话，我们可以说：人民，你的名字叫沉默的大多数。” 人民的共和国，没有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组织。用一句话来形容：用集体的名义来损害集体，用人民的名义来压迫人民。
人们在谈到生命与金钱谁更重要性时，常常都会有这样一种说法：没有了金钱，生命依然可以存在；没有了生命，金钱再多也没有。同样道理，没有了组织，虽然个人生活环境会变得非常恶劣，而且无法取得进步，但至少个人仍然有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可是，如果没有了个人，组织便永远没有一丝存在的可能性。组织是虚拟的，只不过由于可以促进人类更好的生存，便成为了必要，但是这种必要必须以尊重个体的自由权为前提。
现今中国的诸多组织，不仅自身的存在具有合法性危机，而且还不懂得尊重个体的自由权。本来个体是主动的，是第一位的，可是中国的很多组织却常常颠倒这种顺序。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人首先是人，是有鲜明人性的人，其次才是组织的成员，做好了自己，不用组织费心，其实就是一种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