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一盘散沙”之说自清末由梁启超提出之后,成为20世纪上半叶国人对中国社会病象的一个基本描述。梁启超的“专制”概念和严复的“宗法社会”概念深刻影响了民国思想界和政界对一盘散沙成因的认识。一种观点主张通过社会组织解决中国社会一盘散沙问题,另一种则希望借助“强有力的政府”来达到“举国一致”的效果,从而将重点转向政治组织。在大敌当前的严峻形势下,前者终因缓不济急而被后者压倒。国人面对四分五裂的政局不断寻求建立中心势力,其间恰逢强敌入犯,“团结”便临时取代“组织”成为解决时局的关键。外敌既去,中心势力无法靠“团结”维系,而是靠因组织动员而积蓄的政治势能完成重建。“一盘散沙”论原本就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物,民族主义与进化论的结合导致了现代中国思想上的身份识别问题和政治上的道路抉择困境。这两个难题与民国政局的分裂割据局面相互凸显。
关键词：一盘散沙; 现代中国; 组织; 政治逻辑;
梁启超在清末将中国社会比喻为“一盘散沙”。这一提法在民国极为流行,成为国人定义当下情境的一个基本概念。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仍然被视为“旧中国”形象的一个基本特征。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在西方参照下凸显出种种问题,国人时常赋之以“病”的意象,“一盘散沙”即其一。它是对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整体性描述,从而也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的一个逻辑起点。思想界和政界普遍相信欲自存于世界,就必须结束一盘散沙的局面。近代中国面对世界殖民主义的“大变局”,产生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和道路取舍问题。这在学界极为关注的民族国家建构和革命问题研究中已有大量的探讨。据笔者所见,这些探讨尚未充分注意到“一盘散沙”概念所包含的重要历史信息。1因此,本文将围绕这一概念展开论述,考察它如何在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和行动中发挥作用,从而为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治过程提供一个新视角。
一一盘散沙病象与病因
近代国人好以疾病喻时势。1906年上海《时报》发表以疾病比喻中国民气变化的一段论说:“中国从前之病,是为麻痹不仁,既投以温剂,其病状忽易而为疯癫狂痫,病虽不同,其为病则一也。”2这种以疾病比喻时局的现象在近代报纸上屡见不鲜,一直延续到民国。吴稚晖在对比章士钊的保守和陈独秀的激进时说:“于是疑心本来无病,都是吃药吃坏的,止要清心寡欲,自然慢慢的会好起来,就是章先生。断定痞积不少,十四年中现象更显,止要巴豆大黄,一帖即愈,就是陈先生。”3不仅是章陈截然相反,近代时人对中国病症的诊断有着巨大的不同。康有为在清末就注意到:“医论日以多,药方日以难,脉证日以乱,病势日以深。当此危命如丝、弥留喘息之时,言学之参术,既迟不及救;言自由、革命之天雄大黄,则益以促其生。”4总之,中国被视为是病态的。医国如医病,鲁迅小说《药》便是源于这一语境。20世纪后流行的“东亚病夫”污名,更是将这种病态置入一种家—国同构体中。
1901年,梁启超发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提到中国的大群与小群问题时说中国之群甚多,“然终不免一盘散沙之诮者,则以无合群之德故也”。5次年,梁启超两次以“一盘散沙”描述中国。其一谓:“外人之诮我中国也,曰‘滩边乱石’,曰‘一盘散沙’。”6梁启超的言论在清末影响巨大,这一比喻很快被借用,成为描述中国社会和心理的一个流行语。如1903年创刊的《湖北学生界》描述中国为“滩头乱石,一盘散沙”,7又说“中国如一盘散沙”。8《直隶白话报》谓“向来好似一盘散沙一样”。9《大同报》指出“中国人性质如一盘散沙无团聚力”。10《甲寅》则感慨“亿万其人,亿万其心,一盘散沙,抟之无术”。11陈独秀更是批评“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12一盘散沙成为20世纪初舆论界笔下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民国时期,国人视一盘散沙为中国社会基本病象。《申报》即有作者提到“中国社会之大病就是一盘散沙”。13中国思想界和政界名流也时常以此为论。热衷乡村建设的梁漱溟说:“中国社会原病在散漫,缺乏集团;而近代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这一些,却是对于集团生活一种离心倾向;不止药不对症,且适以加重其病。本来中国人就是各顾身家,有一盘散沙之讥;现在再教以‘自我中心’‘个人本位’,试问如何得了?”14另一个社会学家潘光旦也指出:“中国民族在社会生活方面所表现的病象不止一二端,而最关重要的自莫过于组织的缺乏。”15他不止一次将这种组织缺乏的状态喻为一盘散沙。梁和潘二人的论述可追溯到孙中山。1924年,孙中山说“中国人现在所受的病,不是欠缺自由,如果一片散沙是中国人的本质,中国人的自由老早是很充分了”。16孙中山这一论述成为国民政府时期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蒋介石便屡次提及。如蒋在1927年指出:“要留心外人为什么来欺侮我。我们智识才干都与外人一样,因为没有团结力,如散沙一般……他们看准我们的毛病在这一点。”17
进而言之,这一病象成为思想界和政界观察中国问题的逻辑起点。孙中山在1917年成书的《民权初步》的序中说:“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是中国之国民,今日实未能行民权之第一步也。”18“一盘散沙”也是蒋介石论述中国问题的一个关键词。1927年,蒋介石对民众称:“大家不是知道人家骂中国人‘一盘散沙’吗?要争中国民族的生存,就在先解决这‘一盘散沙’的问题。”191936年,他又说:“国家就是由人民集结而成,人民就是国家的根本。因此我们要救国,就先要救民;要医国家的病根,就先要医好人民的病根。”他指出人民的毛病就是“各人自私自利,始终不能团结爱国,如同一盘散沙”。20
20世纪前期思想界和政界对一盘散沙病因的论述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一盘散沙肇因于中国两千年的专制制度,另一种观点则归咎于中国的宗族制度。前者的思想资源可追溯到梁启超的《中国专制政体进化史论》;后者则是受了严复所译《社会通诠》中“宗法社会”概念的影响。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中国专制政体进化史论》一文。文中指出:“贵族政治者,虽平民政治之蟊贼,然亦君主专制之悍敌也。”梁启超认为“泰西之有贵族而民权反伸,中国之无贵族而民权反缩”。21他对封建制与专制之间关系的论述一度被民国思想界广为接受。胡适和傅斯年师徒就曾是这种论调的坚定支持者。
师徒二人都将中国社会的一盘散沙归因于封建制的瓦解和贵族的消亡,由此造成了专制时代社会组织的平民化,而平民社会很难产生西方式宪政。罕言一盘散沙的胡适在1932年说到封建制消亡的后果:“社会组织是平民化了,同时也因为没有中坚的主力,所以缺乏领袖,又不容易组织,弄成一个一盘散沙的国家;又因为社会没有重心,所以一切风气都起于最下层而不出于最优秀的分子,所以小脚起于舞女,鸦片起于游民,一切赌博皆出于民间,小说戏曲也皆起于街头弹唱的小民。”22胡适不止一次肯定贵族和门阀的正面作用。23
傅斯年更是多次提及中国社会的一盘散沙状况,并将其全部归结为封建制的瓦解和专制的建立。他说:“中国人在专制之下,所以才是散沙。西洋人在当年的贵族时代,中流阶级也还有组织,有组织便有生活,有生活便有责任心。中国人没有责任心,也便没有生活。”24他又说:“凡研究中国社会上任何问题都不要忘现在的中国社会,和运用它的素质,是被二千年的专制历史陶铸成的。从封建跳入新潮流,和从专制跳入新潮流,所得结果当然不同。封建诚然不是一个好制度,却还存着几分少数人自治的精神,不至于把黏土变成沙漠,把生长体变成机械,把社会的发育换作牛马群的训练。”他甚至阐发顾炎武封建论,指出土司制度都要好于专制,因为前者“还不至于把社会变成散沙一般的群众”。25傅斯年强调西周的“封建是谓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称“其能封建稍久的,在内则公室贵族平民间相影响成一种社会的组织”,而后来的专制时代“其为政者必使其人民如一团散沙,然后可以为治”。26
梁启超在《中国专制政体进化史论》一文的结尾讲政府对人民的各种“不问”,这一现象在民国屡次被人注意到。陈独秀即批评“上面是极专制的政府,下面是极放任的人民”的怪象。27孙中山也推导出人民的自由散漫。在《民权主义》一文中,孙中山不断强调专制制度导致个人的自由散漫,中国只有限制个人自由才能实现国家自由。孙中山所论个人自由与一盘散沙的关系在国民政府时期被广泛援引。蒋介石在1931年说:“我国从来守法尊法之习惯较为缺乏,民主与自由之意义常被误解,致受一盘散沙之讥,以贻国家危乱之祸,是则法治精神之培养,又为训政工作之要件。”28这是蒋在孙中山自由论基础上的一个推导。孙、蒋两代均将一盘散沙论导入国家主义。
梁启超批评中国社会一盘散沙,并非否认中国无社会组织。不过他是以建立大群为旨归,在此命题下发现中国社会无合群之德,导致一盘散沙的局面。梁启超所说的“聚族而居”的小群,在严复笔下被命名为“宗法社会”。尽管严复未将一盘散沙与宗法社会做直接关联,但受同期梁启超“聚族而居”之说的影响,“一盘散沙”便与宗法社会建立了因果关系。严复在1905年亦就抵制美约问题批评中国“势若散沙”,29同时又指出宗法社会乐于排外。这提示他或许将宗法社会视为一盘散沙。民国时期,梁启超所说的“小群”成为思想界重要攻击对象。攻击集中指向由严复所说的宗法社会延伸出来的家族制度。如《新青年》有文章指出:“国人固不知有个人不知有国矣,只见有数千万之家族本位,何怪一盘散沙,随风飞扬,而任其销失耶。”30吴虞因反家族制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后来的社会学家潘光旦也是典型的例子,他认为:“人们常说中国是一盘散沙,我要否认这一点。我比它作一团面粉,由于滴水及蠹虫,混成一个个发霉的或虫蛀的小团,连沙子都不如,不能再有一点用处。”31此处的“小团”就是指向以家族制度为中心的传统社会组织。
不过,时人对小团并非都持否定态度。清末留学生刊物《江苏》说“人未有不爱其亲而能爱其乡党邻里者,即未有不爱其乡党邻里而能爱国者”。32这一说法表明起初的“群”包罗甚广。后来孙中山也说:“我们要结成大团体,便先要有小基础……我们中国可以利用的小基础,就是宗族团体。此外还有家乡基础。”33孙中山也受梁启超和严复影响,认为中国只有家族和宗族团体,没有民族精神,因此是一片散沙。不过他认为这些团体是可资利用的资源。蒋介石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对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大唱赞歌:“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在血统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由家族而保甲而乡社。两方面的系统都很分明,两方面的训练和教育,亦最为古来的贤哲所致力……其自治的精神,可以举修齐的实效,而不待法令的干涉。其互助的道德,可以谋公众的福利,而不待政府的督促。”34
梁启超的专制概念和严复的宗法社会概念的结合,勾勒了中国社会有小群无大群的基本形象。所谓大群,即民族国家。在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中,大群与小群的关系一再成为讨论对象。其题旨是以何种方式“组织起来”从而建设强大的现代国家。
二组织起来
合群的观念是在甲午战争后兴起的。严复和梁启超的作品在这一观念的兴起过程中扮演了关键作用。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称:“以物竞天择之公理衡之,则其合群之力愈坚而大者,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上,此稍学哲理者所能知也。”35《湖北学生界》论述湖北同乡会缘起时说:“自皇古以迄今兹,凡属含生负气之类,无日不在此天择物竞之中。优者以胜,劣者以败。然其所以致此者,果何道乎?曰:其始以有群者与无群者战,而有群者胜。其继以群之团结力强者与群之团结力弱者战,而群之团结力强者胜。”36所论与梁氏如出一辙。另一刊物《江苏》更是说“国之亡也,亡于不能群,而惟爱力足以救之”。37清末的这些表述延续到民国,1919年,毛泽东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38时人不断以无合群性自相警醒。如余家菊提到:“中国国民无合群性,无功德心,亦不知受了多少恶口,挨了多少臭骂。‘一盘散沙’哟,‘无三人以上的团体’哟,真是说得令人难过。”39
引文提到的群与团体,在民国更多地由“组织”一词来代替。对组织抱有厚望,反衬出了时人对当前中国社会组织状况的普遍悲观。国人将组织力的缺乏视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症结。如朱经农致胡适的信中所说:“我想中国人第一样缺乏的就是无组织的能力。无论什么事体,什么团体,都是一盘散沙,各行其是。这样情况要同世界上organized force(组织起来的力量)相竞争,有不失败的么?”40大致同一时期的毛泽东为《湘江评论》所作的创刊宣言说,湘江边上的居民“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411925年,国民党在一份宣言中指出:“帝国主义者诮吾国人,不曰一盘散沙,即曰五分钟热度。夫热度之激进,由于感情,而感情之持久,由于组织。”42总之此类论述不绝于耳。
与此相应,民国以来对当下社会的批评和改造社会的呼声蔚然成风。《新社会》发刊词指出:“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他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43陶孟和有感于言论界对社会的挞伐,写道:“社会,社会,此近来最时髦之口头禅。政治之龌龊,则归咎于社会。教育之不进,则溯源于社会。文学之堕落,则社会负其责。风俗之浇漓,则社会蒙其诟。要之,无往而非社会。嘻,社会,社会,人间几多罪孽尽托汝之名而归于消灭。”44从社会寻病根,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尤为流行。
国人对中国社会的类似批评具有极其强烈的文化比较意识。陈独秀有过清晰的表述,他认为英美两国“政治的民治主义”之所以发达,“乃是经许多岁月,由许多小组织的地方自治团体和各种同业联合,合拢起来,才能够发挥今天这样大规模的民治主义;好像一个生物体,不是一把散沙,也不是一块整物,乃无数细胞组织、器官组织,合拢起来,才能够成就全体的作用”。他强调英美的“民治主义”不是由中央政府主导,而是“全体人民一小部分一小部分自己创造出来的”。45
西方的历史经验成为清末以来思想界对中国未来的一种理想预期。1930年,邓演达即指出:“在今日的中国,在平民群众的组织当中,最切实的莫过于职业的组织,如工会、农会等。只有职业组织能使从事各种生产的平民发生密切的利害关系,只有职业组织能够团结他们。”46随着20世纪30年代以后唯物史观的流行,这种对职业和生产的强调越来越常见。艾芜曾有过明确的阐述:“外人譬之为一盘散沙……最显明的地方,便是社会经济的结构,不是将整个中国人的生活联系得紧密,而是各个地方几乎都可以办到自给自足,无须依靠另一地方的供给,始能存在。”47
在民国的社会组织中,学生组织具有特殊意义,这与思想界所赋予学生群体的社会角色有关。1919年初,傅斯年写道:“说到学生的生活,也是群众的,不是社会的。”学生没有组织,所以“只可算做在群众里边,做散沙的一分子”。48傅斯年认为学生群体是应区别于一般群众的,因此不满学生们与一般群众无异的生活。稍后,恽代英在《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一文中也认为缺乏“群众生活的修养”限制了学生的救国能力。这种修养显然与组织有关。
对学生特殊角色的渲染表明社会组织的建立需要精英来实现。罗素在访华期间所作的最后一次演讲中说,“中国最要紧的需要是爱国心底发达,而于有高等知识足为民意导师的尤为要紧”,并说“改革之初,需有一万彻底的人”去做这个导师。陈独秀说“恐怕有许多高论家骂他提倡少数人专政”,但陈本人是持赞同意见的,他论证说:“中国此时不但全民政治是无用的高论,就是多数政治也是痴想;若照中国多数人底意思,还应该男子拖下辫子,女子包起小脚,吃鸦片,打麻雀,万事都由真命天子做主。”49据此,“少数人专政”是不当被批评的。胡适当时曾写诗讽刺罗素的“一万彻底的人”之说,但他此后的“好政府主义”和“干政团体”主张,无不受此影响。实际上胡适有浓厚的士大夫意识,他曾抱怨中国“一切风气都起于最下层而不出于最优秀的分子”。
由此推导,很容易指向社会精英的自组织,其最高形式就是组织政党。虽然议会政治的失败一度让政党乃至各种政治俱乐部组织臭名昭著,但对思想界精英来说,组建属于自己的政党仍然是个巨大的诱惑。恽代英回答“怎样唤得起全国一致的这些行动”问题时便说:“一盘散沙的民众,要他们怎样恒久的做全国一致的行动,无论是哪一国的人民都是做不到的。但是若在这些民众中间有了能号召指挥他们的党,便容易全国一致的行动。”50政党组织全国一致的行动,前提是其获得政权。对此,恽代英有如下论述:“许多人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其实这是产业落后的国民,当然的现象。这决不是中国民族性有什么弱点。要希望中国人能免于一盘散沙之诮,不是用什么合群互助的空道理,去向他们强聒;是要靠政治的力量,发达产业,或用其他的方法,使人民相互间发生密切的经济关系。所以革命党需要政权,用政权以组织人民,然后人民能有政治上的力量。”51
革命党以政权组织人民,是孙中山政治学说中的核心内容。这样一种设计,需要以一党专政为前提。潘公展曾指出,“由‘无党’政治进而为‘多党’政治(即政党竞争的政治),更由‘多党’政治进而为‘一党’政治,乃为政治上进化的必然趋势,也是由无组织进而致于有严密组织的必然步骤”。如果“由‘一党’退而至于‘多党’,更由‘多党’退而至于‘无党’”,那就意味着“还我中国四万万同胞一盘散沙的本来面目”。52这是为国民党一党专政制度的辩护。早在接触苏俄政党体制之前,孙中山便已确立一党专政思想。53国民政府的建立使国民党获得实践一党专政的机会。他们在这一框架下尝试过县级和乡镇级地方自治。这种训政框架下的地方自治一度被寄予厚望,如有论者畅想:“一县如此团结,推及一省,以至全国,外人还能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吗?”54但国民党以政治主导的县自治实践并未获得预期中的效果,这也提示社会与政治的次序优先性是个问题。
晚清维新派对民权的倡导,引发了君权与民权的冲突问题。在民国,这一问题置换为社会与政治的优先次序问题。谈社会还是谈政治,成为困扰思想界的一大问题。黄远庸在给章士钊的一封信中便说“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说起”,主张“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55而章士钊则认为:“提倡新文学,自是根本救济之法。然必其国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线下,而后有社会之事可言。”56在实践层面,清末以来的政治是向着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现代政府以驱动社会运转的趋势发展的。杜亚泉1912年在《减政主义》一文中对此有过忧虑:“今各国政府,组织繁复之官僚政治,视社会上一切事务,均可包含于政治之内,政府无不可为之,亦无不能为之。”57
新文化运动时期,先社会后政治的思路相当盛行。傅斯年是其中的健将,他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说:“中国社会形质极为奇异。西人观察者恒谓中国有群众而无社会,又谓中国社会为二千年前之初民宗法社会,不适于今日。寻其实际,此言是矣。盖中国人本无生活可言,更有何社会真义可说?”58在《时代与曙光与危机》一文中,他明确指出社会与政治的优先性:“凡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社会,都不免有几分专制的臭味;凡相信改造是自下而上的,都是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才算有彻底的觉悟了。”59
新文化运动者中的这种整体性趣向,在陈独秀1918年的《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中即有所反映。他说“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他则认为政治问题“往往关于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应该装聋推哑呢”。60五四以后,风向生变。就连一度对政治抱有戒心的胡适也创办《努力周报》公开谈政治。1921年,胡适在演讲中提倡好政府主义,说政府是一种“工具”,如果运用得当就能“促社会全体底进步”。61次年,少年中国学会一份提案也指出:“政治斗争是改造社会、挽救颓风的最好工具。”反之,“希望以社会运动,教育全体人民,待全体人民觉悟后再谋政治运动,推翻恶政府,这永远是一不可能的幻想”。62稍后,李大钊发表《社会问题与政治》一文,得出一个明确结论:“欲改良社会,非靠政治的力量不可,因为政治的力量,可以改革一切的社会问题。”对新文化运动从社会转向政治,李大钊在此文中亦做了分析:“自民国成立以后,专制政体虽被推倒了,然而政治仍旧是腐败。一般人心理,都觉政治不可为,于是转过来纯作社会运动。可是政治愈无人改革,愈不能好,社会也愈不能改良,且许多年经营的社会事业,也许一旦被不良的政府破坏了。所以现在很有些人得到这种觉悟,以为拿政治作改良社会的手段,是‘事半功倍’的。”63
一如前述黄远庸与章士钊的分歧所示,先社会还是先政治,其实是存在悖论的。1923年,丁文江的一篇文章便涉及政治与社会孰先孰后的悖论。64胡适也注意到这一点,此前他曾略带俏皮地写道:“没有好社会,那有好政府?没有好政府,那有好社会……这一套连环,如何解的开呢?……从下手处下手,‘干’的一声,连环解了。”65以“干”去解社会与政治的悖论,是胡适实验主义的学术背景使然。李大钊也提到“社会不良,政治是不能好的”和“政治不良,社会是不能好的”两种对立的看法。他本人明知社会与政治互为因果,也不得不“偏重一面”。
应当指出,民国思想界从未存在一个步调一致的转向。如梁启超便主要由于个人境遇的机缘,在此时从政治转向社会。如果将视野放大到政界,并考虑到在朝和在野的差异,人们对社会与政治次序问题的看法更显得参差不齐。不过,如果将思想界和政界的言论放在一个时间轴上看,政治压倒了社会。与之对应的政治模式变化是国民政府的一党专政取代了北洋政府名声不佳的议会政治。
外敌入侵的机缘破解了思想界关于社会与政治次序的悖论。外患原本就是国人思考中国出路时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晚清时期王照对康有为讲教育,康有为反问:“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的及?”66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外敌威胁急剧迫近,进一步影响了国人的心理。1934年,钱端升论证了“何以独裁是少不了的一种过渡制度”:“因为独裁是一种最有力的制度。苟不用独裁,则民治时代一盘散沙式的生产制度将无法可以纠正过来。……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必绝对无成的。欲有一强有力的政府,则提倡民主政治,不但是缓不济急,更是缘木求鱼。”67同一时期,丁文江也指出:“若是国家没有外患的压迫,我们可以主张革命,可以主张——如吴景超先生所说的——用教育的方式和平的走上民主政治的路。现在这两种方法都是不能实现的,都是缓不济急的。惟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68钱和丁的上述言论发生在他们与胡适等人所进行的民主与独裁论战期间。对蒋介石政权的期望和对日本侵略的忧虑,促使一批知识分子倾向于支持独裁。傅斯年即是其一,胡适批评他过于迷信独裁者。1927年5月,朱家骅和傅斯年向李石曾与吴稚晖陈说“党国大计”:“国民党在组织上,颇有些应当改善的地方,如照现在的样子下去,待‘四万万同胞’都进了国民党,恐怕党就亡了。原来以党建国,而不容有他党者,以中国散沙一般之社会,无统治者之组织。欲集合肯革命能革命之分子,以为中心组织而革命建设也。”69表明傅斯年此时已接受一党专政的事实。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针对日本侵逼的事实又说:“今日之患,在乎没有政治重心,一有政治重心,中国是能有大组织的。”只要有了政治重心,“无论是国民党或其他乃至于一种能拿得起政治来的阶级统治,一切事都可望进步”。70相比早年的观点,傅斯年在社会与政治关系上的论说发生了明显的逆转。
相比之下,因提倡好政府主义而广招物议的胡适此时刻意坚持一条“迂缓”的道路。1932年,他在《惨痛的回忆与反省》一文中说:“我们要御外侮,要救国,要复兴中华民族,这都不是在这个一盘散沙的社会组织上所能做到的事业。……我们所以缺乏现代国家的组织,是不是因为我们至今还不曾建立起我们的社会重心?”胡适又问:“我们应该怎样努力方才可以早日建立这么一个重心?这个重心应该向那里去寻求呢?”71他随后给出的方案是建立一个超阶级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性质,在他另一篇文章中有明确的解释:“我们只能希望在最近几年之内国中的知识阶级和职业阶级的优秀人才能人组织一个可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并且援助政府的干政团体。”这个团体的目标是“产生一个有计划有力量的政治大组合”。72这一方案相比他早年的“好人政府”主张,更突显了社会性而淡化了政治性。但毫无疑问,这一方案对于当日情势下的中国而言不只是“迂缓”,更在于缺乏可行性。胡适的主张表明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此时已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况。
三团结起来
1980年,邓小平提到:“中国一向被称为一盘散沙,但是自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成为全国团结的核心力量,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就结束了。”73在这一高度概括性的叙述中,“一盘散沙”指的是民国的分裂状况。实际上,自民国以后“一盘散沙”经常用来指代中国四分五裂的割据状态。
近代国人希望“组织起来”建立民族国家。组织自身是否强固,会直接影响到它的效力。早在合群思想兴起之初,唐才常就指出:“夫学会、公司,宁非群权之善者哉?然非以热学激宕之,热力干摩之,则旋群旋涣,旋群旋独,旋群旋私。……心之死,其死于亡肝胆矣。”74但组织的实践效果却让晏阳初痛感:“现代人往往喊着组织民众的口号,不知道组织了而没有教育,这个组织仍不能变成好的东西的。”75组织在其实践中的效果确实有不让人乐观处。1922年,某工会会长的一份通告就不客气地指出:“我国人民相处之弱点,其著者,莫如互分畛域,每见一团体之中,既有省界之别,复有府县界之分,外人常谓‘中国人民直一盘散沙耳’,岂偶然也哉?”761933年,《申报》一篇文章讥讽说:“谁说中国人无组织,咱们中国正有的是组织,多的是组织。党国大事且不去说他。只说一般小百姓们,要有花样玩,就非闹一个组织不可。”77组织虽多,但多属散漫,颇多跟风与投机。近代中国并没有解决梁启超当初提到的“合群之德”问题。
组织实践的效果,为孙中山的专制之国个人自由散漫的论调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潘光旦看来,中国的自私和自由从社会生活渗透到了政治生活。他在《民族先天果无恙么》一文中说:“我记得幼时上修身课,先生就极言‘合群’的重要……但是二十年来在实际生活里所见到的,下自学校里的集会,上至国家的政治,何处不是‘猜疑,妒忌,倾轧,造谣,诬蔑,排除异己等等’心理在那里活跃?甚至最近国难当头,京粤合作,会议呀,信使往还呀,邮电交错呀,整整闹了三个月,还不能说已经成功。而这一班领袖人物,谁没有沐过课堂教育的泽惠,谁没有上过‘合群’的课,唱过‘合群’的歌,又谁不知道‘众擎易举’的理论?”78潘光旦所揭示的这一现象耐人寻味,近代中国恰好就是在“合群”的声浪中走上了四分五裂的道路。
那么,中国的出路何在呢 1934年,一个叫苏实的作者发表《救亡图治与培植中心势力》一文,指出“建国二十三年以来,祸乱频仍,则由中心势力未树立也”,认为“所谓组织,非具文之典章制度,亦非机关具备,职司齐全之政府所能概括”,而是“必有雄才大略之领导者,足负民族与时代之大任,统率干部,号令全国”,进而“全国官若众星之拱北辰,服从效命。然后众志成城,众擎易举,凡百可兴,而国家乃有救亡图治之望”。79正是出于对作者所描述的这一美好政治前景的期待,自民国元年以来,政界和思想界不断呼唤建立中心势力。
1912年秋宋教仁起草的《国民党宣言》对“中心势力”在政治中的作用做了如下论述:“一国之政治,恒视其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以为推移。其中心势力强健而良善,其国之政治必灿然可观;其中心势力脆薄而恶劣,其国之政治必暗然无色。”他继而指出共和立宪国“政治之中心势力,则不可不汇之于政党”,并在此基础上论证政党政治“所以成为政治之中心势力,实国家进化自然之理势”。80但是,随着宋教仁遇刺身亡,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政党政治都失去了成为政治中心势力的机会。
1916年袁世凯病亡后,中国政治迅速走向分裂状态,关于中心势力的议论再次展开,思想界对中心势力的需求甚显迫切。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均有相关论述。1917年,李大钊撰文论述中心势力的缺位及其创造。他认为中心势力的亡失是当前“政治上之绝大危机”。他主张应“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81此时李大钊和陈独秀、胡适等人一样是民主宪政的鼓吹者,相比陈独秀的三党平分政权以组阁从而建立中心势力的政治主张,李大钊对“中流社会”的政治期望在理论上显得更为彻底,但无疑也属纸上谈兵。
李大钊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后,其中心势力观发生变化,并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共三大宣言如是说:“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孙中山对此作出积极回应,说“此次改组,所希望者何?就是希望吾党造成一中心势力”。82
1927年国共决裂,随后国民政府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在胡适看来,这种统一并未延续国民党的中心势力地位。他承认1924年以后孙中山“改造的国民党成为一个簇新的社会重心”,但是“这四五年来,又渐渐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83这一表述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思想界不乏同调。胡适所说的社会重心和傅斯年所说的政治重心都是关于中心势力的讨论,不过是措辞上不同而已。胡适的“社会重心”说在措辞上比较模糊,也反映了他对政治态度的游移。在此借助苏雪林的一段话来理解。1936年,苏雪林致胡适信称:“先生拥护现政府的目的,是希望从散漫无纪的国家,一盘散沙的民众中间,造成一种‘中心势力’;借着这‘中心势力’内以促中国现代化之成功,外以抵抗强敌之侵略。”她认为这是胡适“一番拥护现政府的苦心”。84
这一时期,蒋介石也在呼吁建立中心势力。他鼓吹说:“凭借有主义有组织之中心势力以树立强固而有力之中央政府,真今日保障和平惟一之利器也。”85但蒋介石尚未如愿,全面抗战便爆发了。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极速崛起。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自信地宣称,经过多年奋斗,“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86
抗日战争为中国政治提供巨大的转变契机。在抗战期间,胡适颇有几分自得地指出:“十年之前,在九一八之后,我们的敌人向世界宣传说,中国不是一个现代的国家,中国人民只是一盘散沙,没有组织,也没有团结力的。可是奇怪得很,敌人越打进来,这一大盘散沙团结的也越坚固,散沙好像变成了‘水门汀’了,好像变成‘钢骨水泥’了!”87这种看法相当普遍。1938年,《申报》汉口版提到:“日寇常常污蔑我国人民是一盘散沙,如今已团结成士敏土了。”88于右任和颜惠庆等人也都提到中国因抗战而团结,不再是一盘散沙。
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团结”一词频频出现,成为引人瞩目的关键词。其实,“团结”概念与“组织”一样,在时序上几乎是伴随着合群观念而来的。但在现代中国的历史逻辑中,组织与团结是一先一后成为两个关键时代议题。民国政治四分五裂,为应对强敌的入侵,致使“团结起来”成为比“组织起来”更紧要的事项。1934年,一作者甚至评论说:“二十多年前有些‘志士’摇笔写经世忧时的文章,敢怕总有这么一句:‘呜呼,一盘散沙之国人!’为什么会是‘一盘散沙’呢?没有推究下去。近来是推究到了,原来为的没有团结精神。”89这一“新”发现表明,在外侮日亟的局面下,“团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45年,毛泽东发表《论联合政府》一文,反复提到“团结”一词,准确地把握了时代心理。外患消除之后,“团结”失去直接动因,中心势力问题仍待解决。此时,因“组织”而聚集的政治势能导致历史最终选择了战争的解决方式。此处的“政治势能”,是汪晖所说的20世纪的“政治化”的一个后果。90邓野认为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是武力,91在笔者看来,武力不仅由20世纪中国政治的道德主义延伸出来,也是“政治化”进程中政治势能长期积蓄的产物。
余论
从意识到身处“大变局”开始,近代士人要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生活图景。在这个想象中国和建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少标签性的符号。它们一旦得以流行,便会融入历史行动者的思想观念,成为他们观察和判断世界进而付诸行动的依据。“一盘散沙”就是这样一个标签。这一标签关联了现代中国的身份困境与道路选择问题。
1914年,杜亚泉提到:“吾侪平日,抱改革社会之思想,大都由接触西洋社会而发生。”92对中国社会的“一盘散沙”的认知便是由西方民族国家概念而来。严复说:“盖国家为物,非聚一群人民,如散沙聚米,便足当此名也。”93此语重点未必是批评中国社会的一盘散沙,而更可能是在介绍“国家”之为何物。但国人接受“国家”观念后,反过来聚焦于“一盘散沙”这一面。
更有甚者,对中国社会所作的“一盘散沙”的比喻被说成是来自外国的讥笑。1895年,上海强学会章程要求会员登记编号,称其目的是“会中遇事知照,展转援引,愈推愈广,庶几自保其类,不致令外国诮以散沙”。94此处尚且是“不致令外国诮”的“散沙”,数年后在梁启超的笔下摇身一变,成为“外人之诮我中国”,然而此时“一盘散沙”仍是与“滩边乱石”并列的一种比喻。此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不断以“一盘散沙”为论,方才确定了它在描述中国社会整体特征时的独特地位。至于这种说法是否源自外人,国人其实并无确据。某文章称“西人赫德曰中国乃天然无公德之人也,又外人之讥我中国曰如一盘散沙”。95提到“无公德”则对赫德指名道姓,提到“一盘散沙”则变成了笼统的“外人”。从现有史料看,“一盘散沙”外来说与梁启超有直接关系,西源说经他鼓吹很快流行并放大。《湖北学生界》将“中国如一盘散沙”说成“欧人屡讥之矣”。96《申报》则说“西人常诮华人如一盘散沙,无爱种保群之观念”。97似乎西人对中国的这种讥诮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1930年,《申报》有谓“‘中国人一盘散沙’久已为异种人对我之定评”,98便是对一盘散沙西源说的概括。
民国时期思想界普遍将这种外来的讥诮接受为事实。1920年,王正廷在演说中指出:“外人评论吾国者,常曰‘中国人如一盘散沙’。吾人苟细自观察,亦觉斯言之不谬。”99有作者作《散沙论》称,“一盘散沙”的批评“听上去怪刺耳,但觉得耳刺之外,我们能用什么言辞去掩饰自己的缺陷呢”。100周作人在抗战时期也说“中国民族被称为一盘散沙,自他均无异词”。101
外人确实对中国有类似看法。近代中国最接近甄克思所说的宗法社会的特征,相比军国社会,宗法社会在民族国家意识上要淡薄得多。明恩溥便认为中国人缺乏公共意识和同情心等。102但明恩溥的作品为国人所熟知,已是民国之时。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发现:“中国本身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的国家,在这些个人主义者中间还没有一致的民族意识,没有天生的爱国思想,也没有个人对他们的政府克尽责职的传统习惯,他们也没有亲自参加制订支配他们生活的法律的想法——我认为这些是我在这个共和国成立初期出使来华所得的第一个清楚印象。”103这与孙中山所讲的个人自由十分相近,但一盘散沙论无疑早于芮恩施来华。当然,西方人虽未必讥诮中国人“一盘散沙”,但在华西方人自清末便已普遍感知中国缺乏与西方类似的民族情感。这种看法对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间接推动了一盘散沙说的流行。
“一盘散沙”说流行的这一时代背景,关联的是西学兴起中所产生的西方镜像,以及中国人的自我观照。即中国人开始在同西方形象的对照中发现自身的弊病,进而寻找对应的“海外奇方”。104闻一多从宗教论中西风格的结论竟然是:“你没有灵魂,没有上帝的国度,你是没有国家观念的一盘散沙,一群不知什么是爱的天阉(因此也不知什么是恨)。”105这一情绪化的表述恰恰是20世纪上半叶思想界集体心理的一个写照。
胡适和傅斯年等接受梁启超的看法,认为西方民主宪政脱胎于贵族制度,与之对应的是,中国自秦以来便进入平民社会,从而形成一盘散沙的局面。但在余家菊看来:“中国民族素来长于组织。封建之下,是大规模的封建;郡县之下,是大规模的领域。统治庞大的领土,控制众多的人民,都是需要组织才力的。而组织才力之发挥,又须民族本质上具有群力,否则抟沙如何可以成器呢?有离心力无向心力的人群如何可以共生共存呢?家族制度也,里社制度也,同乡组织也,同行组合也,都是中国民族群力表现而成的种种方式。因现代情形之变迁,中国固有的组织方式当然有不少应当改革补充之处,但是这是无关于群力或组织力之本身的。”106这一看法并非没有说服力。另一论者更是指出:“泰西之好事者,每拟吾国民如散沙……第彼以散沙相加者,吾亦以散沙相加焉可。或不以散沙相加,而亦不以散沙自居焉。亦无不可。矧吾国人拥宏大之版图,聚繁颐之民族,负光荣之历史,远衡欧美,近比东邻,尤有可以自雄者乎?”107中国与泰西究竟谁更一盘散沙,是完全可以重新审视的。
但整体而言,近代国人根本没有底气与泰西一较雄长。诚如邓实认为“泰西之民,神智飞扬,精神充足”,而“而泰东之民,则智虑短浅,颜色憔悴”。108这种对比在晚清时有出现。吴熙对此现象批评道:“洋人藐视中国,然不过窃笑之尔、明讥之尔,初未尝连篇累牍、大书深刻,举吾朝野上下日日诟詈,不值一钱也。不谓吾华之士人反忍肆行诋毁,上而至尊,下而宿学,内而政府,外而封疆,奋其笔舌,刺讥笑骂。而推尊彼族,如帝如天,夸其富强,且美以文明,果皆然乎?”109对本国的诋毁和对泰西的推尊,其实是一事之两面。
民国历史问题每以西方知识为决策依据。但与此同时,清人吴熙“果皆然乎”的质疑,因民国政治实践的每况愈下而越来越是个问题。中国人在清末翘首期盼的海外奇方并没有轻而易举地解决中国的问题。陶孟和即指出:“了解中国问题既然如此困难,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更加困难了。但是我们常听见人提出种种的解决方法:例如立宪、革命、开明专制、物质救国、联邦制、联省制、贤人政治、省宪、职业救国、共产救国、都是这一类……此外还有许多好听的,引人入胜的目标我们不能悉数了。”110陶氏所列举的名词,都是来自西方的救国术。它们虽或“好听”,但在实践中皆未显现国人所期待的疗效。
西学源流的多元性导致了中国思想学术的混乱,进而造成了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危机。1929年,胡适讨论“我们走那条路”的困惑时,引用旧典比喻说“今夫盲者行于道,人谓之左则左,谓之右则右”。111钱基博亦做过尖锐的批评,他说国人“不忠于所学,以讲学为投机。今日国粹,明日欧化,其实不过揣迎时好,弋猎声誉,作一种投机事业而已,非真有所主张,有所研究云尔也。卒之随波逐流,而思想陷于破产,转徙流离,伥伥乎何之”。112
其实这些思想学术乱象并非全由投机所致。严复针对抵制美约运动说过:“顾海客之言凡所发挥,多过其实,往往四五分之事,常纵其笔舌,扬厉之至于十一二分。”113近代言论界的趋新人士对西方的学习和接触往往并不充分,对西方的理解常常带有强烈的主观随意性。这就为文化保守主义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康有为即批评道:“至戊戌之后,读东书者日盛,忽得欧美之政俗学说,多中国之所无者,震而惊之,则又求之太深,以为欧美致强之本,在其哲学精深,在其革命自由,乃不审中国病本之何如,乃尽弃数千年之教学而从之。于是辛丑以来,自由、革命之潮,弥漫卷拍,几及于负床之孙、三尺之童,以为口头禅矣”;114又说:“中国之人早得自由之福已二千余年。而今之妄人,不察本末,以欧人一日之强,乃欲并其毒病医方而并欲效法而服之。”这种心态在民国十分常见。
发生在晚清民国的传统—现代转型,是源于西方的冲击。在这一冲击下,中国传统一度失去了合法性。鲁迅便以“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为由反对保存国粹。115这种观点固然是对国粹的粗暴否定,但也可以推导出另一方面涵义,即国粹并非糟粕,只是不能用于保国而已。自新学兴起以来,思想界屡次有过类似表述。严复戊戌年上皇帝书时提到圣人之治理的奥秘在于“求措天下于至安而不复危者,心一而已”。假如“天下常为一统而无外”,那么此道“固远过于富强也”。问题是“而今日乃有西国者,天假以舟车之利,闯然而破中国数千年一统之局。且挟其千有余年所争竞磨砻而得之智勇富强以与吾相角,于是乎吾所谓长治久安者,有俛然不终日之势矣”。116黄遵宪稍后向梁启超辩称假若“时非今日,地无他国”则必无专制之说。117显然这个假设在时空上均已不能成立。1914年,胡适也说:“吾国之旧文明,非不可宝贵也,不适时耳,不适于今日之世界耳。”11820年后他又对蒋廷黻说:“无论蒋先生如何抹杀新事情,眼前的中国已不是‘旧社会’一个名词能包括的了。千不该,万不该,西洋鬼子打上门来,逼我们钻进这新世界,强迫我们划一个新时代。”119胡适与蒋廷黻在新旧问题上并非截然对立,素喜在言论上“立异”的胡适在此只是针对性地强调“新世界”,对待“旧文明”往往持实用主义态度,以工具视之。
进一步说,近代中国思想界无论新旧,都为传统保留了巨大的生存空间。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的对话比比皆是,从而形成了黄郛所担心的“二重思想”现象。鲁迅进而批评中国人为“彷徨的人种”。120与此相关的是国人空前的身份困惑,陈寅恪即对俞平伯说“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121这是中国人自我认同问题的一个生动写照。
西方进化论的传入和流行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身份困惑并连带出中国的道路取舍问题。夏曾佑为《社会通诠》所作的序说,此书“胪陈事物之实迹,则执著者久而自悟。泰西往例,莫不如斯。今使示之以天下殊俗,无不有此一境”,122认为中国可以循着先进国家的轨迹走向富强。章太炎作《社会通诠商兑》,则驳斥《社会通诠》中对三种社会形态整齐划一的排列说:“心能流衍,人事万端,则不能据一方以为权概。”123但进化论在理论上严重动摇了中国人的自我认同感。诚如夏曾佑所说:“如以天演学论之,则西人之天演实深于中国人,即中国人之天演实浅于西人,可无疑矣。此在今日之西人,无不居之不疑;而今日之中国人,又无不自惭形秽者也。”夏曾佑甚至认为,中西之间有不同天演路径,中国误入歧途,所以虽深,仍弱于西人。“所入愈深”反倒“迷途愈远”。124
进化论所连带的文化比较视野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境定义。蒋廷黻有一个并非原创但颇为精当的概括:“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总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125古今中外一番对比的结果就是“我们落伍了”。
问题是,中西对比的结果并不总能准确地定位中国当下的处境。梁实秋在反驳孙中山的国家自由论时,便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试看欧美革命后争得自由,何以又不曾有一片散沙的现象呢?中国人之缺乏团结力的原故,另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地理的历史的种族的解释,决不能随随便便的都算作‘自由’的罪恶。”他还指出:“俄国式的暴政,还是欧美式的自由,这真一个歧途。”126实际上,民国政治何止于苏俄与欧美两歧,蒋介石便标榜中国走既非苏俄又非英美的独立道路。然而中国之命运并未如他所愿。正如前述黄遵宪所谓“时非今日,地无他国”,中国固然借抗战摆脱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但无论在思想还是政治层面,都注定无法游离于世界体系之外。
注释
1王汎森注意到,“晚清以来是一个大的‘离心力’的时代,故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人皆一再提到中国是一盘散沙”。参见王汎森:《“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主义”与中国近代私人领域的政治化》,许纪霖、刘擎主编《新天下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63—304页。笔者认为,与其说“一盘散沙”反映了近代的离心力,不如说是反映了20世纪国人寻求“向心力”的努力。王汎森从个体心理的角度探讨私人领域的政治化,本文则从社会建构主义角度考察这一政治化过程。今人对“一盘散沙”概念及其背后的历史多有误读。如有作者曾论证孙中山提到的三种“一片散沙”概念互相矛盾。参见颜德如:《孙中山“一片散沙”说析论》,《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其实三种叙述无论从民族主义角度还是从专制角度,内在逻辑上都是一致的。又如有论者提道:“‘总体性危机’充分地暴露了传统中国缺乏社会自主治理的组织网络,无法自发地形成和维系社会凝聚力的致命缺陷,‘一盘散沙’就是对这种完全依赖自上而下的权力控制的社会秩序走向崩溃的生动写照。”参见何显明、吴兴智编《大转型:开放社会秩序的生成逻辑》,学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86页。这一说法显然为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叙事所左右,而忽略了其建构成分。王元化解读章太炎《明独》,认为他为了“克服所谓‘一盘散沙’现象”,把“大独”与“大群”拉到了一起,共同对付“小群”。参见王元化:《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开放时代》1999年第3期。笔者认为《明独》虽涉及独与群的关系,但不能与一盘散沙问题简单比附。不仅其创作时间早于“一盘散沙”话语的形成,且其论证重心也在于志士的“独”,而非国家和社会的“散”。
2上元顾奎:《论今日亟宜多创浅易之白话日报(续)》,《时报》1906年5月13日,第1版。
3吴稚晖:《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吴稚晖全集》第8卷《国是与党务3》,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494页。
4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序》,《康有为全集》第8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页。
5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议》,《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页。
6梁启超:《敬告留学生诸君》,《梁启超全集》第4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63页。
7《湖北同乡会缘起》,《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1期。
8《敬告同乡学生》,《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5期。
9《外省近事》,《直隶白话报》第1年第14期,1905年8月15日。
10佩华:《中国之排外与排内》,《大同报》第2号,1907年8月3日。
11《世界大势与中国》,《甲寅》第1卷第1号,1914年5月10日。
12陈独秀:《卑之无甚高论(随感录一二二)》,《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
13《古庙敲钟录》,《申报》1932年8月1日,第17版。
14梁漱溟:《中国建国之路》,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8页。
15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283页。
16孙中山:《三民主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78页。
17《蒋总司令前日在党员欢迎时演说(续昨)》,《申报》1927年7月8日,第14版。
18孙中山:《建国方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13页。
19《蒋总司令谨告全国民众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95页。
20《蒋委员长在湘训词》,《申报》1936年5月4日,第9版。
21中国之新民:《中国专制政体进化史论》,《新民丛报》第17号,1902年10月2日。
22胡适:《三论信心与反省》,《胡适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18页。
23如胡适说:“在那个时代,虽然经过了魏、晋旷达风气的解放,虽然经过了多少战祸的摧毁,‘士大夫’的阶级还没有完全毁灭,一些名门望族都竭力维持他们的门阀。帝王的威权,外族的压迫,终不能完全消灭这门阀自卫的阶级观念。门阀的争存不全靠声势的煊赫,子孙的贵盛。他们所倚靠的是那‘士大夫风操’,即是那个士大夫阶级所用来律己律人的生活典型。”参见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胡适全集》第4卷,第537页。
24傅斯年:《中国狗和中国人》,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9页。
25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48页。
26傅斯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483页。
27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28《蒋介石在国民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努力完成训政之大义》(1931年5月17日),《政治: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页。
29严复:《论抵制工约之事必宜通盘筹划》,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30《时局对于青年之教训》,《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
31潘光旦:《战后社会建设的途径》,《潘光旦文集》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32《江苏同乡会创始记事》,《江苏》第1号,1904年。
33孙中山:《三民主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38页。
34蒋中正:《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1943年版,第61页。
35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议》,《梁启超全集》第1册,第429页。
36《湖北同乡会缘起》,《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1期。
37《江苏同乡会创始记事》,《江苏》第1号,1903年4月27日。
38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92页。
39余家菊:《教师和学生间的交际问题》,《少年中国》第2卷第3期,1920年9月15日,第26页。
40《朱经农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45页。
41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294页。
42《中国国民党关于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之宣言》(1925年7月13日),范予遂编《中国国民党历年宣言汇刊》,首都各界总理逝世三周年纪念会,1928年,第149页。
43《发刊词》,《新社会》第1期,1919年11月1日。
44陶孟和:《社会》,《孟和文存》,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45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46邓演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1930年9月1日),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文集新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页。
47艾芜:《中国人的团结力——旅途随感之二》,《申报》(香港)1939年2月25日,第8版。
48傅斯年:《社会—群众》,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15l—152页。
49陈独秀:《卑之无甚高论(随感录一二二)》,《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
50恽代英:《怎样进行革命运动》,《恽代英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87页。
51恽代英:《“训政”说研究》,《恽代英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2页。
52潘公展:《政制改革的途径(续)》,《申报》1935年11月13日 ,第11版。
53参见王奇生:《中华革命党时期党人歧见与孙中山党国方略的转折》,《澳门理工学报》2017年第4期。
54《中央、国府两纪念周报吿——林主席讲县自治》,《申报》1935年5月28日,第3版。
55黄远庸:《黄远庸致章士钊》,张卓群、宋佳睿编《甲寅通信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211页。
56章士钊:《士钊答言》,张卓群、宋佳睿编《甲寅通信集》,第213页。
57杜亚泉:《减政主义》,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
58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80页。
59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349页。
60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
61胡适:《好政府主义》,《胡适全集》第2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页。
62《北京同人提案——为革命的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的提案》(1922年6月1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黄日葵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页。
63李大钊:《社会问题与政治》,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113页。
64丁文江:《一个外国朋友对于一个留学生的忠告》,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页。
65胡适:《后努力歌》,《胡适全集》第1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9—270页。
66胡适:《〈王小航先生文存〉序》,《胡适全集》第4卷,第488页。
67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东方杂志》第31卷第1期,1934年1月。
68丁文江:《再论民治与独裁》,《丁文江集》第1卷,第352—353页。
69傅斯年:《致李石曾、吴稚晖》1927年5月16日,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70傅斯年:《“九一八”一年了!》,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4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71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胡适全集》第4卷,第496页。
72胡适:《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胡适全集》第21卷,第502—503页。
73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7页。
74唐才常:《论热力下》,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唐才常集》,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72页。
75晏阳初:《在第四次大周会上的话》,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1卷,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页。
76《沪海员工会会长就职通吿》,《申报》1922年11月18日,第13版。
77韦拔:《组织》,《申报》1933年11月27日,第20版。
78潘光旦:《潘光旦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79苏实:《救亡图治与培植中心势力》,《人民评论旬刊》第1卷第33号,1934年。
80宋教仁:《国民党宣言》(1912年8月13日),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47—748页。
81李大钊:《中心势力创造论》(1917年4月23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121页。
82《孙总理训辞》(谭平山笔记),《新民国》第l卷第2期,1923年12月20日。
83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胡适全集》第4卷,第494—495页。
84《苏雪林致胡适》(1936年11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7页。
85蒋介石:《蒋介石言行录》,上海新民书局1933年版,第24—25页。
86毛泽东:《两个中国之命运》(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7页。
87胡适:《抗战五周年纪念广播词》,《胡适全集》第2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56—657页。
88《歌舞娱宾记》,《申报》(汉口)1938年6月11日,第2版。
89《团结精神》,《申报》1934年9月4日,第15版。
90汪晖:《短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91邓野:《民国的政治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92杜亚泉:《个人之改革》,许纪霖、田建业编著《杜亚泉文存》,第307页。
93严复:《政治讲义》,《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55—1256页。
94《上海强学会章程》,汤志钧、陈祖恩、汤仁泽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页。
95《论救中国必先培养国民之公德》,《东方杂志》第3卷第7期,1906年6月。
96《敬告同乡学生》,《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5期,第9页。
97《南斐洲杜省华侨五年抗例血泪书(续)》,《申报》1911年6月17日,第34版。
98《萧案昨闻种种》,《申报》1930年11月16日,第15版。
99《王正廷博士之演说》,《申报》1920年4月18日,第10版。
100顾宗沂:《散沙论》,《天籁》第24卷第1期,1935年。
101周作人:《汉文学的前途》,《药堂杂文》,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第32—33页。
102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秦悦译,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103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李抱宏、盛震湖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
104此为胡思敬语。康有为在《物质救国论》中也讽刺有人热衷于“救国的奇方大药”。
105闻一多:《从宗教论中西风格》,《闻一多文集》散文杂文卷,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110页。
106余家菊:《再论国力之渊源》,张葆恩:《国难文选》,青年生活社1936年版,第203页。
107佛尘:《民国不统一之三大原因及救济策》,《震旦》第1期,1913年2月。
108邓实:《鸡鸣风雨楼民书民智》,《政艺通报》1904年第6号。
109汪叔子,张求会编《陈宝箴集》中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308页。
110陶孟和:《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孟和文存》,第27页。
111胡适:《我们走那条路》(1930年4月10日),《胡适全集》第4卷,第456页。
112钱基博:《国学必读》(下),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478页。
113严复:《答某报本月初二日驳议》,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第37页。
114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康有为全集》第8集,第63页。
115鲁迅:《随感录三十五》,《鲁迅全集》第2卷,同心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116严复:《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6—67页。
117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七)》(1902年12月),《黄遵宪集》(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08页。
118胡适:《非留学》,《胡适全集》第2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119胡适:《“旧瓶不能装新酒”吗?》,《胡适全集》第22卷,第31页。
120鲁迅:《随感录五十四》,《鲁迅全集》第2卷,第35页。
121陈寅恪:《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4页。
122夏曾佑:《〈社会通诠〉序》,《严复集》第5册,第1557页。
123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37页。
124夏曾佑:《论中国人天演之深》(1904年12月26日),杨琥编《夏曾佑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97页。
125蒋廷黻:《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教训》,《政论》旬刊,第1卷第25期,1938年10月5日。
126梁实秋:《孙中山先生论自由》,《梁实秋散文集》第3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92—1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