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在１９９３年夏季号的美国《外交》季刊发表后，立即就在世界各国学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回应。对亨氏所开辟的这一国际政治的文明视野，褒扬者有之，贬斥者有之，毫无疑问，在冷战结束以后所出现的各种关于国际政治的新论中，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比得上亨氏的这个“文明冲突”命题更能激发起学者们的争论热情了。时至亨文发表后的今日，对享氏“文明冲突论”的议论之声，仍然时有所闻、余音未绝。亨廷顿本人针对各国学者的反应，也进一步研究起他的文明视角，并于１９９６年写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RKING OF WORLD ORDER ）一书，以系统地阐述其文明冲突理论。
在对亨氏“文明冲突论”的各种评介中，显而易见的是，学者们兴趣所及，皆是围绕亨氏理论与现实的印证来作文章，无论所选取的角度是从国际政治层面还是从文明（文化）层面，莫不如出一辙。所以各式议论，皆无法逃出“亨氏‘文明冲突论’是什么”和“亨氏‘文明冲突论’合理与否”这两大类，而对亨氏如何研究国际政治问题即“怎么谈‘文明冲突’”，却着墨了了、所见稀疏。笔者认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亨氏“文明冲突论”，就不仅要了解亨氏理论到底预测了什么，而且还要从中发见亨氏的研究方法。一个新方法的创建往往就意味了一个新理论的形成，比起具体内容，也许，亨氏用以建构“文明冲突论”的研究方法具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它更多地触及了国际政治的运行规律，从而也更有助于人们去把握国际政治的现在乃至将来，相形之下，具体内容无非是方法的一种具象和表现，它所体现着的仅是现在以及相邻不远的将来。
分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这么两点是应该引起注意的：①亨氏提出“文明冲突论”并不意味着：冷战后的一切冲突皆源于文明认同上的差异。但不少人在评介亨氏理论时，却有意无意把它当作了亨氏理论的一个方面。②亨氏之“文明冲突论”勿庸置疑又意味着：文明认同上的差异所导致的冲突将是世界冲突的主要来源和常见形态，由此又将决定新型世界秩序的形成。如何来理解亨氏“文明冲突论”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摇摆呢？依笔者之见，厘清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也就理解了亨氏用以建构“文明冲突论”研究方法的真谛。
在谈论亨氏之“文明冲突论”时，有一个细节已经被许多人所不经意地忽略了，那就是亨氏在其文字中所提无多的“文明范式”概念。实际上，亨氏“文明冲突论”的方法论基础，恰恰又就在他的世界冲突和世界秩序的范式观念上，而这一观念又和上文所提到的问题紧密相联，要回答后者，就必须搞清楚前者。
什么是亨廷顿所云的“文明范式”，它究竟是以怎样的形式作为其架构？在探讨享氏“文明范式”的方法论内涵时，我们还是应该从“范式”概念的原初含义入手，看一看它的本原面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亨廷顿教授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使用“范式”这个词语的。
“范式”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科学哲学家库恩所提出。库恩在研究科学发展的机理时认为：一般情况下，科学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总是会受到一个支配性的理论所指导，它使科学发展保持着相对稳定性，科学的这种状态称作“常规科学”，而这个“支配性理论”，就是范式。当科学革命发生时，往往是从一种范式转换到另一种范式，而科学整体在经历一个较短时间的突变后，也将由一种常规步入另一种常规，保持新的稳定。⑴库恩在五六十年代研究科学发展时所提出的“范式”概念今天已为大多数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人所认同并被推广应用于了科学研究活动的各个领域，范式的内涵，也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从库恩的原意看，“范式”概念至少包含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①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一般情况下总会存在有一定的范式，正是范式规范了一定时期的科学活动。②科学范式具有时间上的规定性。即，在科学发展中不存在一种可以“置之百世而不惑”的永久性普适范式，科学是不断发展的，范式也处在周期性的变化之中，一种科学范式只能适用于一定的时期。③科学范式具有内容上的非全包容性。范式所规定的，是科学活动在一定时期内的主要和主导方面，这个主要和主导方面对一定时期的科学发展来说是常规的，但常规之外，仍有作为异态形式的非主流科学活动的存在，即库恩所说的多范式和双范式问题。⑵正是由于存在非常规，科学发展才会有革命现象的发生，否则，科学活动的面貌将始终如一。④科学范式具有转换性，即范式是可转换的。库恩认为，科学进步的动力来自于范式转换，当旧范式日益不能解释越来越多的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时，能够说明新事物的新范式就将取代旧范式，它使科学活动一直保持活力。
亨廷顿教授的“文明范式”概念明显是脱胎于库恩的“科学范式”概念，对此亨氏作出了说明。⑶范式作为一种具体的“看的方式”。⑷它对客观复杂的现实所起的是简化作用，即帮助人们在繁多中把握主要。用“范式”概念来“看”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图景，亨氏在“省略了许多事物，歪曲了一些事物，模糊了其他事物”⑸之后，“看”出了一幅国际政治的新图景，即“文明冲突”图景，这一图景构成了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新范式──即由文明的冲突所决定的范式。这一国际政治的新范式实际上是由两个相互关联的范式构成：一是国际政治的冲突范式，即文明间的冲突；二是国际政治的秩序范式，即由文明的冲突和合作所决定的新型国际秩序──文明多极秩序。实际上，泛泛而言的“文明范式”应该是“国际政治的文明范式”的简化。
概略说来，与库恩的“科学范式”一脉相承的亨廷顿的“文明范式”所叙说着的是：冷战结束以后，由于文明和文化认同上的差异所导致的文明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冲突成为世界冲突的主要来源和常见形态，文明的冲突规范了后冷战时代世界冲突的基本性质。而新型世界秩序的建立又由新的占主导地位的冲突所决定。在此前提下，重建世界秩序就意味着：一种新的主导冲突的来临将决定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在通常情况下表现为文明多极秩序。当然这是从总体而言的，在常规秩序之外，亨廷顿又并不讳言：仍然存在着亚层次的冲突类型和亚层次的国际秩序，但这些冲突在所有冲突中所占据的比重是微小的，对新型世界秩序的重建其作用也极其有限。正如亨廷顿在其书中分析冷战范式时所说的那样，范式展示的是世界政治的简化图景，在冷战时期，世界政治的范式是冷战范式，但是，“这一范式不能说明世界政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⑹与此同时，他又强调，“然而，作为全球政治的简单模式，它比其他任何竞争对手都更能够说明更重要的现象”。⑺亨氏对文明范式的认识大体也作如是观。比如，他在分析波黑内战时说，美国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支持就可能不能用文明范式来解释，“这是亲缘国家支持亲缘国家普遍模式的一个破例现象。”⑻
破例的存在是对文明范式的反动，但一两个破例并不足以就否定文明范式。亨氏的“文明冲突论”进一步可概括为：在世界冲突和世界秩序的主层次上，后冷战时代的文明冲突（常规冲突）决定着后冷战时代的文明多极秩序（常规秩序），但除了文明冲突之外，仍存在有其他冲突类型（异态冲突），它们对国际政治产生次要影响。这一文明范式其结构可以表达如下：
┌ 主层次：常规冲突决定常规秩序
世界冲突 │（范式）
和 类型─│
世界秩序 │ 亚层次：异态冲突决定异态秩序⑼
└（次范式）
依照以上认识，本文开头时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两点内涵上的摇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显然，亨廷顿确是在库恩的“范式”意义上来使用“文明范式”概念的，这一范式在亨廷顿的国际政治视野里也就在形式上复制了库恩的原意，即，亨廷顿的意思是：①如同科学活动中存在范式一样，人类的国际政治活动也存在有范式。②国际政治范式也具有时间上的规定性。即如亨氏所说的“没有一个范式是永久有效的，虽然文明的研究方法可能有助于理解２０世纪末和２１世纪初的全球政治，但并不意味着它同样有助于理解２０世纪中叶和２１世纪中叶的全球政治”。⑽③国际政治范式也具有内容上的非全包容性。除了常规冲突和常规秩序之外，还有异态冲突和异态秩序。④国际政治范式也会因一定时间人类政治活动中大量新现象和新事物的超常涌现而发生新旧转换。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否能够解释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这不是本文所要关心的问题。在探讨亨氏的文明范式时，笔者认为，亨氏文明范式的理论意义，不仅仅体现在解释现实的国际政治上，更重要的是，亨氏所开辟的视角具有着国际政治的基本理论的性质，它不太明确地告诉了人们一套用来观察国际政治的方法和手段，并且按他的方式揭示了国际政治活动的一些基本运动规律。把握亨氏文明范式的方法论意义，这对于丰富我们的国际政治视野、帮助我们更加透彻地理解和认识人类现在乃至将来的国际政治行为，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亨氏文明范式对现今国际政治理论所带来的启示至少有以下两点。
启示之一：亨氏为我们把握国际政治的现实和分析国际政治的过程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即把国际政治的现实和过程简化为范式及其转换的思想方法。
研究国际政治，有两个问题是必须要搞清楚的，即：①对一定时期国际政治的现状及其基本特征，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应该能够给予一个较为明晰的回答。②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还应该能够回答：国际政治的历史进程究竟是按照什么样的方式而展开？虽然，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不会也不应该有什么统一而标准化的答案，但假如不对这两个问题明确作出某种解答，所谓国际政治理论也将是空中楼阁，不会能够帮助人们解决具体问题。
国际政治在一定时期的图景尽管可能是复杂而纷繁的，但是，假如因为图景的繁复而就放弃对国际政治的归纳和总结，这显然是不可取的，无论在什么时候，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都要给一定时期的国际政治理出一个头绪来，只有这样才会帮助人们较好地理解和把握现实。对这一问题，亨廷顿毫无疑问是注意到了，他所选取的方法是简化，即把表象看来复杂纷繁的国际政治的现状和过程简化为某些国际政治范式的生长和运动。他说：“简化的范式和地图对于人类的思想和行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⑾显而易见，将国际政治进行简化是有必要的，当然，这种简化的图景从功能上来说必须能够大致地对国际政治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享廷顿用“范式”来解释国际政治，这是对国际政治的一个简化，这种简化的合理性在笔者看来是没有太大的疑问的，虽然，“范式”概念原本只是一个科学哲学的用语，但人类的国际政治活动和科学活动之间是存在着相类似的运动规律的。
按照亨廷顿的国际政治范式逻辑，要把握国际政治的现实，就要想方设法去发现一定时期国际政治的范式。这一范式包含冲突和秩序两个方面。在亨廷顿看来，国际政治的核心内容，无非就是国际政治共同体⑿为协调冲突而建立秩序，恰如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书名所表明的那样。秩序又是从冲突中创生的，世界秩序是由于国际政治共同体为协调冲突的需要而被迫合作的结果，要认识世界秩序，就首先要认识世界常规冲突，冲突的范式决定了国际政治的范式。因此，发见国际政治的范式即又可表达为：要想方设法发见国际冲突范式。
国际政治不是静止不变的事物，它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且有时还会发生结构性的大变化，所以，一个在一定时期有效的国际政治范式，并不能保证在另外的时期同样有效。亨廷顿用“范式”来解释国际政治便又意味着：国际政治的过程究其本质来说是范式的运动，即国际政治活动如同科学活动一样，在一般情况下表现为稳定有序的常规状态，但在一定的时期又可能会经历短暂的失范和混乱，并很快又进入另一种常规，国际政治的范式同时也发生改变。如是观之，要分析国际政治的过程，就必然要去分析范式的转换机理，而从根本上说，又是要去分析国际冲突范式的转换机理。国际冲突范式又是如何转换的呢？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还是让我们先回到库恩那里去寻找一些启发吧。库恩认为，科学发展其实是“常规科学－非常科学－常规科学”的循环，科学由一种常规步入另一种常规必然要发生范式的转换，这一转换是在非常科学阶段完成的，在这一阶段，一个新范式的确立是多个范式相竞争的结果。⒀非常科学阶段的多个范式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我们不能设想它们是突然生成的，事实上，它们本身就孕含在常规科学当中，不过，它们所规范的仅仅是科学整体中的一些细节而已，相应于范式，笔者认为它们应该称作为次范式（如前文所称呼的那样）。据此，所谓范式转换，无非是旧范式与新范式间的消长运动，某一种次范式由于更易于解释新事实而跃迁为新范式，一种新常规科学便由此而来。
把这一原理应用于国际冲突的范式转换，道理是一样的。在一定时期的国际冲突常规中，作为整体景观的常规冲突和作为局部景观的异态冲突是并存的，它们分别由范式和次范式支配。在范式转换期，次范式地位将日益上升，而其中的某一个又终将由解释局部跃迁至解释全局成为新范式。这一运动的循环即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历史发展。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当然就是对这种国际冲突机理的一个应用。客观而言，即使在冷战以意识形态对峙为主要特征的两极时代，世界冲突也并非完全以两极对抗为全部模式。任何范式都是非全包容的，在冷战时代，文明冲突、领土主权之争、经济利益争夺等等也是存在的，只不过它们并未对作为常规的意识形态范式构成挑战而已。但冷战结束以后，在亨廷顿看来，作为次范式的文明冲突无疑已经地位上升成为了世界冲突的新范式。
启示之二：亨氏的国际政治范式概念还告诉人们，在观照现实的国际政治图景时，一方面，要把握住主导性的事物，另一方面，又要建立起多维视野，学会从不同角度透视国际政治，以形成对国际政治的全面综合认识。
复杂纷繁的人类国际政治活动，是无法用一个简化的范式就能完全说明的，没有一个国际政治范式是全能的范式。即以亨氏之文明范式而论，它并不是所向披糜的，亨氏也坦然承认，国际政治中存在的一些破例无法用它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对这些破例，又该如何处理呢？对于研究国际政治的人来说，破例当然是不能视而不见的。支配着破例（异态）的是次范式，显然，观照国际政治，必须要把范式和次范式结合起来，既要以范式来把握整体，又要以作为多维视野的次范式来把握细节，这样，才有可能对国际政治活动有一个全景式的认识。
观照国际政治的合理方式应该是把范式观念和次范式观念相结合。为说明其必要性，下面借用量子力学大师玻尔的“互补理论”加以说明。
玻尔的“互补理论”表达如下：
设Ａ、Ｂ代表两个概念，Ａ和Ｂ是互补的，则意味Ａ和Ｂ满足下列条件：
１）Ａ和Ｂ具有某些互相反对的性质和行为；
２）Ａ和Ｂ不能按照人们习惯了的逻辑法则来结合成一个唯一的、统一的、无矛盾的图象和体系；
３）为了得到所研究对象的完备描述，Ａ和Ｂ是同样不可缺少的，只能按照当时（或所选的）的条件分别利用Ａ和Ｂ，而不可以一劳永逸地抛掉Ａ或抛掉Ｂ。
对立即互补。玻尔的“互补理论”告诉人们：对同一研究对象的不同描述都有存在的理由，要完整准确地把握某一研究对象，就要用“互补”思维来看待问题。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对国际政治的分析。虽然，享廷顿认为在其《文明的冲突与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所列举的四种互相矛盾的国际政治范式⒁不能真正充当起冷战后的国际政治范式，但是，如若假定享氏之文明范式真能成立的话，这也并不就意味着：其他四种范式就全无用处，作为对文明范式的补充，它们其实可以充当国际政治的次范式而发挥作用，这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况且，对国际政治未来的展望又必须寓于对现实国际政治次范式的观察当中，或者说，对国际政治现实（比如：冲突范式）的把握也必然离不开对国际政治过去的次范式的考察。
异态也有异态存在的权利。当我们真正是以“互补”思维来看待人类的国际政治行为时，我们又应该意识到：那种指望以一种国际政治理论来统揽天下的想法其实也是不足取的，国际政治的理论也大有必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辟出多种多样的视野。由此又不难理解：为什么国际政治理论中看起来不可通约的传统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相互依存理论等等皆能在相互批评中而大行其道并各有其坚持者。显而易见的是，“互补”型的国际政治理论格局比起单一型的国际政治理论更有助于我们来完整准确地观察理解这个世界，虽然，又肯定存在着某一种理论会比其它理论更能对这个世界作出合理解释。 1998/4
注释：
１、(1)(4)(13)分别参见伊姆雷·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批判与知识的增长》第33和39页、第97页、第95页，华夏出版社，1987
２、(3)(5)(6)(7)(8)(10)(11) 分别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9页、第9页、第9页、第10页、第321页、第2页、第10页， 新华出版社，1998
３、(2)参见《批判与知识的增长》第95页。按照笔者的理解， 库恩的意思，是说除了范式之外，科学活动中同时又存在着作为异态的次范式，它们规范了科学活动的细节，其中的某一个还有可能在下一步发展跃迁为范式。
４、(9)本文中所使用的“常规秩序”“常规冲突”“异态秩序”“异态冲突”等概念是由库恩的“常规科学”“非常科学”等概念所引申。
５、(12)这一概念套用卡尔·波普和库恩等人的“科学共同体”之概念，意为共同参与国际政治活动的诸国际行为主体。
６、(14)即①一个世界范式②两个世界范式③国家主义范式④混乱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