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伟大，不能、也不应体现在它可以违背政党活动的共同规律。恰恰相反，它的伟大在于它能够科学地认识规律、遵循规律、掌握规律。离开了这一点，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历史这样告诉我们。苏共以自己的失败这样告诉我们。和夺取政权一样，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执政既是实现目标的机遇，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并非只要性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就一定能经受住这个考验。只注意权力利于贯彻执政党主张的一面，忽视其对政党性质和功能可能扭曲的一面，从而不愿意接受监督，往往会使政党误入歧途，失去正确的方向。
如果说，政党是政治的一个谜，那么，苏共就是政党的一个谜，是谜中之谜。苏共在世界政治发展史上和政党发展史上占有的地位，都是别的政党所无法相比的：它的执政，被赋予了重大的象征意义，被认为人类历史发展自此开辟了新的纪元；它的垮台，同样被赋予重大的象征意义，被一些人看作是20世纪开始的共产主义实验的失败。正是由于这种地位，使得大量通过研究苏共得出的结论，意义都远远超出这个国家和这个党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它已失去执政地位若干年，人们研究这个党的兴趣仍然不减的根本原因。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研究苏共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历史造成了中共与苏共之间的特殊联系，也就造成了苏共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中共的特殊影响，造成了研究这种失败对于中国党的特殊意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党理应从苏共的教训中得到更大的收获。
苏共是一面镜子
对素无民主传统的中国来说，政党是一个舶来品。从把这个舶来品移植到我国的最初尝试到现在，我国的政党政治已有一百年的历史。翻开这段历史，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哪一个政党像苏共那样，对我国政党政治的发展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20-30年代，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无论从我们党的主观愿望看，还是从共产国际的要求看，在党的组织原则、组织形式、活动内容、对党员的要求等等方面，苏共都是我们党效法的唯一模式。对这个问题，当时几乎不存在任何疑问。事实上苏共也不允许任何别的党创造有别于苏共的党的建设模式，不允许对苏共模式提出任何形式的质疑。
40年代，我们党逐渐成熟起来。但革命武装斗争的环境，使苏共模式看来很适合我们的国情，因而我们党对苏共的学习也就更加自觉。如一位老同志所言：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都是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这本《教程》早在延安时代就被列为我们党的“干部必读”。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学到的是俄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值得称道的是，我们提倡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且在这一阶段确实结合得很好，在这种结合中，西欧的和俄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50年代，作为一个执政党，我们党开始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告诉我们，独立自主，不照搬照抄别人的模式，才能找到符合本国国情党情的新路。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毕竟是前所未有的事业。在这样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任何把握。唯一有强大影响的可供借鉴的经验是苏联和苏共的经验。所以，建国初期，我们党再度把学习《教程》作为必修课，掀起了向老大哥学习的高潮。书中的第10章“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第11章“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第12章“布尔什维克党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实施新宪法而斗争”，加上结束语，被指定为干部学习社会主义的基本教材。不能说我们要刻意照搬苏联的经验。相反，由于看到了苏联模式存在的问题，我们党主观上想摆脱苏联模式的愿望日益强烈。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回过头来看，那时的探索，在许多方面都仍然没有能够跳出苏联模式的窠臼。
60年代，我们党和苏共之间爆发了大论战。论战的根源，实际上是国家间利益的冲突。这场论战导致了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决裂。从维护民族和国家利益的角度看，这场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我们党的抗争有完全正当的理由。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里面还包含了我们党想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道路的愿望。然而遗憾的是，我们采用了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不但没有扬弃苏联模式和苏共模式，反而否定了赫鲁晓夫修正这个模式的企图，成了斯大林模式的坚定捍卫者。我们同苏共的决裂，非但没有导致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倒毋宁说是赫鲁晓夫要修补这个模式，而我们站在不容忍这种修补的立场上来反对苏共和赫鲁晓夫。这样，在走自己独立的社会主义和党的建设道路的选择面前，我们失去了放弃苏联模式和苏共模式的良机，还把这个模式的内容变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从而使之更僵化、教条化了。我们从“左”的方面批判了赫鲁晓夫，这种批判的反作用力把我们推到了比苏联模式和苏共模式更“左”的方向。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我们未能走出一条完全不同于苏联的道路，为什么到了80年代，苏共、我们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不约而同地举起了改革的旗帜。同样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我们党和苏共在执政和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都惊人地相似，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的过程中形成的观点、认识、看法和主张，也有大量的相似之处。
正是因为这种相似性，使得如何评价苏共的历史，特别是如何评价这个党改革的失败，对我们党今后改革的走向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分析苏共，实际上也就是在分析我们自己。分析苏共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常常决定着我们选择的改革方向的正确与否。
比如说，对和平演变因素的分析。苏联发生剧变，苏共丧失执政地位，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无疑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党应当把反对和平演变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甚至是作为和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等量齐观的重要任务来对待？提出这种观点自有它的道理，但这样的观点并不正确，往往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因为，和平演变的因素无论怎样重要，都不过是一个外因。外因不通过内因是无法起作用的。况且，人类生存在一个地球上，不同社会制度之间本来就无法避免相互影响。如果说，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使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很多适应性的变化，却避免了它的灭亡，而号称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得多的社会主义制度却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垮掉了，那恰恰说明，这个社会主义模式是有问题的，因为它连资本主义的影响和演变都经受不住。希望别人放弃演变，如同希望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放弃资本主义制度一样，是不现实的。把重点放在如何更快地发展自己上，而不是放在怎样抵制别人演变上，才是顶住演变的可靠途径。否则，演变仍然或早或迟会发生。
又比如说，对领袖个人因素的分析。讨论党的垮台，不能不讨论领导这个党的领袖所起的作用和担负的责任。对于领袖处于非常重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尤其不能忽视这一点。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在共产党内，头等重要的问题，是要防止党内出现象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物？如果这个结论是对的，那么可以断言，“文化大革命”中“警惕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的观点仍然是正确的，在党内大搞阶级斗争的做法是正确的。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坚持用唯物史观，还是用唯心史观来看待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问题。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会因为领袖人物的错误而遭受曲折，但绝不会因此而垮掉。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恰恰说明，这个党是一个脆弱的党，是一个弊病缠身的党，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党。八、九十年代的苏共就是这样一个党。问题不在于在这个党里怎样出现了一个摇旗呐喊地领导这个党走向错误深渊的领袖，而在于他这样做的时候，为什么大批有觉悟的“特殊材料制成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会跟他走，甚至在事情已经非常明显地发展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时，这个党也无力制止他。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思考整个党的问题所在，而不是只关注一个人或少数人。
再比如说，对改革与苏共失败关系的分析。改革诱发了党的垮台，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党不应该提出改革，或者在其他领域可以提出改革，而党本身不能改？在那些认为党本身不应该改革、苏共垮就垮在对党进行革新的人看来，指导苏共进行党的建设的基本原理都是正确的，关键是没有照着这些原理去做。因此，不需要搞什么改革，只要严格遵循基本原理，一切问题都能解决。这种思路听来不无道理，只是有一个问题无法讲清：如果问题的关键只是照着做，是没有做好，那么为什么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执政党都做得不好，而且所犯的错误都如此惊人地相似？的确，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本原理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规律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必须对这些理论遗产的价值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更需要指出，真正的共产党人向来把这些原理看作是各国党行动的指南，而不是、也不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具体答案。时代在发展，党面临的条件、地位、任务在变化。除了应当根据时代的变化调整和确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外，政党本身的结构、活动方式也必然要随着时代和任务的变化进行相应的变革。所以，对党自身进行改革，是所有政党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很难想象，一个政党在建立了一套与当时时代相适应的体制和运作方式后，就等于有了一副能够包治百疾的灵丹妙药，可以一劳永逸地固守这种体制和方式，以不变应万变。用这种思维来设计党的建设，是很难避免重蹈苏共覆辙的。
可见，苏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一面不可多得的镜子。我们的改革，我们的探索，都应该充分利用这面镜子。
怎样研究苏共
本书不是要对苏共作为执政党领导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个历史作出全面的评价。它既不是一部苏共党史，更不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史。它的关注点放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象苏共这样一个大党，怎么会在执政74年以后不但失去执政地位，而且自身也退出历史舞台？作为一个执政初期只有几万人、后来则有近两千万之众的政党，苏共走过了怎样的道路，竟至最后使自己落到了这样的田地？苏共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从党的建设角度谈及这个问题的文章和著作，已经不在少数。然而，要把这项研究引向深入，恐怕需要从方法论上作些反思。实事求是地说，在研究苏共的方法论上，不乏大量深刻的见解，同时也有不少误区。这种误区，反映在一些比较典型的观点中。
例如有一种观点：苏共失败是因为这个党在改革中改变了自己的性质。这种“变性说”是最省力的，因为它既不会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能够用最简单鲜明、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所有的问题。对于长期习惯于单向思维的我们来说，或许这种解释最容易接受。然而，事实上，“变性说”没有讲出更深层次的东西。“变性说”就如同是在说，苹果之所以会被扔掉是因为它本身的腐烂一样。它不能说明，虽然苏共改变性质导致了执政地位丧失，但除了苏共之外，改变自己性质的党还有的是，近的如东欧各国的原先执政的共产党，远的如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社会党。这些党并没有因为改变性质而逐渐衰落，相反许多党还因为改变了性质而获得发展，不少党还掌了权。改变性质可能会导致党的失败，却也可能导致党的新生。从这里面，我们只能看到苏共失败的或然性，而看不到它的必然性。
又如有一种观点：苏共失败是因为党的领导人把这个党引到了一个毁灭的方向。因领导人的错误而导致政党灭亡的例子是有的。但是，对苏共这样一个大党来说，把领导人的错误作为解释整个党的悲剧的主要理由，就会带来一系列说不清楚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党如此大量的党员和干部面对个别人的“葬送”会束手无策？为什么号称“战无不胜”、“无坚不摧”的党，到最后连自己少数领导人的错误都纠正不了？为什么一个有如此广泛基础的党，几个人就能把它轻易埋葬？回顾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对1848年革命失败的总结，可以令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清醒。恩格斯指出：“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所以，“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这一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恩格斯的话距今已有150多年，但对于上述我们论及的观点，却有惊人的针对性。
又如有一种观点：苏共失败是因为这个党在党的建设中放弃了民主集中制。乍听起来，这不无道理：一个政党，如果只有集中，缺乏民主（比如80年代改革之前的苏共），就没有活力；如果只有民主，缺乏集中（比如后期的苏共），就是一盘散沙。但仔细推敲起来，就不对了：除了共产党之外，其他绝大多数政党都不主张民主集中制，甚至有的党还由原来主张和拥护民主集中制转到后来反对、放弃民主集中制（如法国共产党），这些党却没有因此而垮台。相反，倒是那些一遍又一遍地声称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党，总是在不断地出毛病，而且毛病都十分相似：高度集中，缺乏民主。显然，要克服原来的弊端，简单地放弃民主集中制肯定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把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是放弃民主集中制，也很难令人信服地说明问题。况且，在一定意义上，放弃民主集中制与其说是这个党失败的原因，不如说是它的结果。
还如有一种观点：苏共失败是因为这个党在实践中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建党原则。这种观点在特定的含义上讲是对的。但是，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它用来说明问题的力度就不够了。马克思主义固然很科学，而且应该坚信，这个主义并未过时。但许多政党，包括大部分执政党，都不按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来运作，照样发展得很好，照样吸引选民，照样执政，而且经常一执政就是十几年、几十年。即使不执政，它们对国家和政府的运作照样有很大的影响。这毕竟是事实。任何理论都不是圣经，都要在实际中运用才能产生作用。而在这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失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就那么经不起失误，而且象苏共这样的大党居然会在短短的几年之间垮掉？这是仅用“违背理论”所无法解释清楚的。
上述列举的种种观点和看法，之所以不能产生强大的说服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总也不能摆脱传统的思维，似乎既然政党都是阶级的政党，那么政党的失败原因也应当到这个党阶级性的丧失以及与此相关的方面中去寻找。照此推理，一切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规定性相违背的理论、观点、行为，都可以看作是苏共失败的原因。然而，这不是实事求是。这是在用理论检验实践，而不是用实践检验理论。
毫无疑问，由此我们应当得出结论：对苏共的研究，对苏共失败原因的研究，应该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思维模式。
分析苏共这个庞然大物的衰败，是不能用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方法的。我们即不能停留在陈旧的思维上，把事情简单说成是敌对势力和平演变或个别领袖变节变质的结果，也不能满足于把所有大大小小的原因排列在一起，以示全面。本书力图在研究方法上体现如下指导思想：
（一）应当从复杂性、多样性上去深刻认识苏共的问题。如果把苏共比作一座大厦，那么很显然，导致这么一座巨型建筑倒塌的，绝不会是因为几块砖的问题，而只能是结构性的问题，是它的整个框架出了毛病。这样说并非只是理论的推断。在总结苏共教训时，我们会发现，几乎在党的建设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可以找到导致苏共失败的因素。如果我们根据自己的偏好和倾向，抓住其中一、两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甚至为了强调问题的重要性有意夸大某些方面、而缩小另一些方面的意义，那么即使结论不失深刻，也仍然不能避免片面和绝对。此外，还应特别注意隐藏在原因背后的原因，看到原因的多层次性。比如说，只看到“民主化”、“公开性”体现民主、激发了人们的参与意识，看不到它导致苏共涣散、丧失领导能力是不对的；但只看到它的消极方面、看不到归根结底它是对过去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状况的否定同样是不对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当苏共在人们熟悉的“社会主义”前面加上“人道的、民主的”两个修饰词的时候，人们会表现出那么高的热情。
（二）应当把重心放在探讨各种原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上。我们说看到原因的复杂性、多样性、多层次性，不能简单地把苏共失败归结为一两个原因，并不等于说所有原因都不分主次、同样重要。相反，在纷乱复杂的原因中，必定有主要原因和非主要原因、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表层原因和深层次原因、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之分。问题只在于，这众多原因的主次不能用研究者的主观设想来确定，而要从它们的客观逻辑和客观规律来认识。探讨各种原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揭示它们的内在逻辑，给各种原因以恰当的位置，是正确认识苏共失败原因的最可靠的方法。不透彻地把握各种原因之间的联系，就很难给这些原因以准确的定性。例如，不了解“全民党”的概念是在认为苏联社会已经进入建设共产主义阶段的前提下提出的，就很容易把这个概念看作是故意要抹煞党的阶级性、降低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不了解斯大林时期的重大错误给苏联人带来的严重创伤，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即使改革使人们的生活失去了保障，绝大多数人也仍不愿意回到改革前的时代。
（三）应当从有机体的角度看苏共领导国家的整个活动。苏共对苏联社会的领导，从总体上看是失败了。但是，苏共领导苏联国家74年这一事实，毕竟是存在的。黑格尔曾经说过：“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当从这样的角度去认识苏共失败的原因时，我们会发现，黑格尔的这句名言讲出了一个十分深刻的真理。苏共的确有很多错误。在许多次的历史选择中，苏共都错过了历史给予的机会，误入歧途。但是，即使是错误的选择，也并不总是荒谬的，仍然会有它合理的因素。我们以往对苏共的认识，恰恰缺乏这方面的深刻性。我们往往用我们自己认定的标准作为依据，把苏共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肌体肢解成我们所需的部分，要么鉴定苏共符合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本原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其失败只是因为改革以后违背了这些基本原则；要么认为，苏共本来就没有按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办事，性质上是背离的，宗旨上是背离的，指导思想上是背离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等方面也统统都是背离的，才最终导致了今天的下场... ...如此等等。如果我们不去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而满足于用现成的理论往苏共身上套，那么，我们就无法真正获得教训和启示，甚至连苏共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为什么会容忍这种背离都说不清楚。这样去总结所谓“经验教训”，恐怕我们自己也总有一天会误入歧途。
（四）应当从政党发生发展规律的高度把握苏共的失败。什么是政党？政党应当是干什么的？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过去我们一直以为解决了。然而实际上，正是这个基本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无一例外地都没有搞清楚，或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总以为，政党是特定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代表，是这些阶级、阶层或集团取得和巩固政权的工具--这已是把握了政党最本质的东西，还能有什么比这更深刻的内容吗？孰不知，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忽略了作为政党所共有的性质。无视这些性质，就等于无视政党活动和发展的共同规律，就不可避免地要因违背规律而受到惩罚。从这个角度说，苏共的失败首先不是它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失败。苏共的失败，首先是它作为一个政党的失败。政党作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政治现象，有它特定的地位、任务、功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也有自己的地位、任务和功能。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连一般政党的位置都没有摆正确，连一般政党的任务都担负得不好，连一般政党应有的功能都不具备，要做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很难的。苏共首先不是违背了共产党活动的规律，而是违背了一般政党活动的规律。作为一个政党，它有自己的目标，而且就其目标本身来说是崇高的。但是，它的运作却缺乏科学性。它没有在政党该在的那个位置上，没有起到政党应起的作用。需要它的地方，它不愿驻足，结果使政府与人民之间缺乏联系，出现桥梁真空；不应当由它呆的地方，它却觊觎，贪婪地抓住不放，结果为国家机器所同化，变成了国家机器的奴婢和附庸。
关于政党的几个基本论点
把握了认识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苏共悲剧之所以发生，关键在内因，在党本身。苏共是苏联社会的政治核心，是整个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败在它没有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应有的体现，败在老百姓不再认可这个制度。之所以造成这样一个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归根结底在于领导这个社会的党由一个充满活力的、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党，渐变成了一个失去活力、群众对之离心离德的党，逐步丧失了领导国家和社会前进的能力，难以担负起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使命。苏共没有满足国民对一个执政党的基本要求，在国民眼里领导国家和社会不得力、不够格。这是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根本原因。
因此，本书对苏共失败原因的探讨有两个支点或逻辑起点：一，分析的中心对象是苏共本身，是这个党在路线方针、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自身的社会基础、组织运作等等方面、即党的建设中的问题和失误。苏共最终执政失败，主要滥觞于此。二，把苏共作为一个通常意义的政党来研究，而不只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研究。除去光环和神话，才能冲破乌托邦标准对我们思考的束缚，得到实事求是的认识。
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弄清关于政党的一些最基本的理念。
政党不是自古有之。政党产生的前提，是人们对国家及其权力认识上的转变。在奴隶社会和封建专制社会，为了使普通人远离权力，以永远保有统治地位，掌权者给国家权力罩上了一层非常神秘的面纱，似乎权力来源于上帝，非凡人所能左右。这就是“君权神授”说。在这种条件下，政党是难以生存的。随着人们政治意识的觉醒，特别是随着资产阶级作为独立阶级的发展壮大，人们渐渐不满足于对国家的神权政治的解释，而把国家权力与人的天生权利联系起来，认为“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用民主政治的观念取代了神权政治的观念。这之中，最为典型的当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国家权力来源的解释。他认为，国家权力并不神秘，不过是人们为了组成社会，让渡出自己的部分与生俱来的权力，构成了公共权力。人们可以把这些权力授权公共机关来行使，也可以在认为必要的时候收回它们。
很显然，这种解释并非个别智者的遐想，而是资产阶级这个在经济上强大起来的新兴阶级在政治上提出掌握国家权力的要求的理论体现。所以，这些解释虽然今天看来显得有些粗糙，却始终是主张民主政治的现代国家赖以立足的基石。当代最有影响的国家理论，如政治多元主义、政治精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无不与此有深厚的渊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也深受“天赋人权”、“主权在民”这些民主政治基本理念的影响。
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不能不采取组织化的形式。掌握权力的阶级为保住自己的权力和既得利益，同样以政治组织的形式相对抗。这种组织，就是政党。政党是各阶级利益、愿望和要求的组织化。可以说，对民主政治的诉求，产生了近现代政党。
因此，我们的第一个论点是：政党是人类政治文明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民主政治是参与政治。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政党的产生，是和政治参与密切联系的。这里面有两种情况：
一是，专制统治者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拒绝民众（或一部分民众）的参与要求。这时政党就不得不首先领导民众进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斗争的方式依统治者的状况而定。如果统治者慑于民众的力量，被迫作出让步，逐步施行民主，民主政治就能通过和平过渡的方式逐步确立。如果统治者顽固地对抗民众，甚至以暴力对付民众的要求，代表这些民众的政党就往往诉诸暴力，带领民众用革命手段来推翻专制统治，为民主政治扫清道路。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论断，揭示的就是这一本质。在上述情况下，往往是政党的建立在先，民主政治的确立在后。
二是，在民主政治已经或正在形成的条件下，政党积极参与和推进民主政治，成为民众政治参与的有效手段。民主政治的原理其实很简单：民众作为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者，决定权力的使用，决定直接执行权力的人选，对施权者进行监督，对施权结果进行评价。这就是所谓的直接民主。但在实践中，直接民主的实施有很多不可逾越的障碍，如国家规模，公民素质，操作成本等。实践的结果，就是出现了和直接民主相匹配的间接民主形式。民众通过选出的代表来代替自己行使一部分（不是全部）权力，即代议制民主。政党作为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代表，作为民众政治参与的有效手段，理所当然地成了代议制民主的主角。
因此，我们的第二个论点是：政党是民众参与政治的工具。
政党作为民众政治参与的工具之所以不可少，是因为政党有着许多独特的功能。在民主政治中，国家作为民众授权的公共权力机关，分散的权力如何科学地变成集合在一起的有机的权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而且，公共权力大于个人力量，民众个人是无法控制它有可能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趋势的。这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看到，政党作为自愿组成的政治组织，逐渐具备了这些方面的作用和功能。这是政党虽然为许多人所讨厌、却又能在讨厌情绪的包围中生存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学者对政党的研究不断深化。其中包括对政党的功能和作用的研究。应当注意的是，这里面概括出的一系列比较深层的内容，有许多方面是作为政党共性的东西来勾画的。有的学者认为，政党的作用体现在两个功能上：一方面，政党向社会作出反应；另一方面，政党对社会进行控制。几乎所有政党都表现为两种功能的结合。有的学者一一列举了政党的各个方面的功能：目标制定功能，利益表达功能，社会化和动员功能，精英形成与录用功能等。无论列出多少种功能，政党都越来越具有这样一种共性：它一端连着民众，因为只有得到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支持，政党才能生存和发展；另一端连着国家、政府、权力，因为只有掌握权力，或对政府的运作施加影响，政党才有存在的价值。政党不同于民众，因为它是民众的组织化；政党也不同于政府，因为它代表民众对政府的要求和控制。
因此，我们的第三个论点是：政党是沟通民众与政府联系的桥梁。
政党从许多意义上说是一个桥梁。但是，如果政党仅仅限于“桥梁”作用，那它就又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作用可以为其他社会组织--譬如工会、妇女组织、青年组织、压力集团等等--所代替。政党不同于这些组织，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它除了起政治桥梁作用之外，还以获取和掌握政权为基本目标。政党不只是要维护自己那部分民众的利益不为国家权力所侵害，而且要通过掌权，利用国家机器来为本集团的民众服务。这是政党掌权的目的所在。无论是哪个阶级的政党，都必然以此为头等重要的目标和任务。
掌握了国家权力之后的执政党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即：如何才能在掌权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与其民众的联系。权力在手，对推行这个党的主张十分有利，但同时党本身也由于靠近权力而有被权力腐蚀、同化的危险。所以，政党在政治体制中需要有明确的定位。在西方国家来说这不成问题。因为政党是在民主体制形成过程中出现的。但在有些国家，政党先于民主体制而出现，政党不仅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也参与了国体和政体的创建。旧的政治体制向新的政治体制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真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党来暂时填补的。这就产生了两种可能：一是，政党代行国家行政权力，而当国家行政体制健全之后，政党把权力逐渐归还政府；二是，虽然政权机关重新建立，政党却并不把权力还给国家，而是继续占用，从而形成了政党与国家、政府关系的一系列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可能会由民众政治参与的工具变成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是政党的错位。这种错位，几乎包含了政党变质的全部危险。政党始终应当是人民控制政府的工具，而不应当变成政府和国家权力本身。
因此，我们的第四个论点是：政党是人民控制政府之手的延伸。
政党因着影响和控制权力的需求而产生，而权力又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可能，有被滥用的可能，这就是掌握权力的政党有可能腐败变质的根源所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个公理，说的不是权力本身会变质，而是掌握权力的人变质的可能性，不管这些人是由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由此而论，权力必须受监督和制约。时时与权力有着摆脱不掉的干系的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无疑也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为了监督和制约权力，西方国家设计出了一整套的机制和办法：三权分立，多党制，舆论监督等等。这些机制和办法都是建立在西方社会所特有的那套文化、价值观念基础上的，任何别国都不应照搬照抄。但是，权力须受到监督和制约，以掌权为目标的政党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却是政治运作最一般最起码的游戏规则。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活动，不仅仅是为了取得政权，还要利用政权实现更高更远的目标。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不同以往政党的特点，例如成员有较高的思想觉悟，自我约束的能力强等等。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抽象概念。既然它要掌握权力，就不能不同时会受权力的影响。所以，和夺取政权一样，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执政既是实现目标的机遇，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并非只要性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就一定能经受住这个考验。只注意权力利于贯彻执政党主张的一面，忽视其对政党性质和功能可能扭曲的一面，从而不愿意接受监督，往往会使政党误入歧途，失去正确的方向。
因此，我们的第五个论点是：政党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伟大，不能、也不应体现在它可以违背政党活动的共同规律。恰恰相反，它的伟大在于它能够科学地认识规律、遵循规律、掌握规律。离开了这一点，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历史这样告诉我们。
苏共以自己的失败这样告诉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