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一篇题为《三年饥荒时期凤阳县是怎么逼老百姓交粮食的》的文章披露，在安徽凤阳县委组织部主办的“凤阳先锋网”上，几年前刊发一篇名为《丰碑永驻》的文章，内称：“中都大地，淮河之滨，到处传颂着老书记赵XX的动人事迹。……人们饮水思源，念念不忘赵书记关注民生，关爱百姓一幕幕共产党人的公朴风范。”面对“大跃进‘浮夸风’……赵XX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解。‘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共产党人应该讲真话，做实事，弄虚作假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作为。’每次汇报工作，他总是如实汇报，不含‘水分’……在浮夸风盛行的年代，他却不随波逐流。”可据官方档案记载，赵xx“好大喜功，谎报成绩，骗取声誉，给全县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1959年全县粮食实际产量仅10968万斤，虚报40500万斤。”他亲自组织查粮逼粮，有些社队户户被搜，群众被捆绑吊打。该县人口非正常死亡达6万余人，约合全县总人口六分之一。1960年底，他因执行过左政策路线而被降职。
在我看来，此文披露的案例具有相当的普遍性。随着各种纪念活动的开展，介绍各级官员历史的文字图片纷纷与公众见面。有的是“组织上”确认的盖棺定论，有的是媒体采写的报道，有的是子女撰写的文章，还有的是官员本人撰写的回忆录。这些资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大书特书丰功厚德，回避或粉饰缺点错误。其中，不乏类似凤阳赵书记这样颠倒黑白的丑恶案例。
不可否认，我党自成立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业绩，但也走过很多弯路，犯过很多错误，特别是从执政到“文革”结束30来年中，左的错误一直没有间断，而且越来越严重，大跃进和“文革”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巨大灾难。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我们没必要过多地纠缠历史细节；但同样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我们又必须认真地清理和反思历史教训。反思历史，固然不能不分轻重地让所有官员平均分担责任，但也不能说除了一个或几个决策者之外，其他人都白璧无瑕。大跃进时期，基层干部同样都面临着高指标的压力，但有人争相放“卫星”，有人则相对低调，前者治下百姓遭殃，后者治下百姓受害程度则要轻些。但是，与少数敢说实话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员相比，违心敷衍的官员也应该反思自省。很多老干部在“文革”受到各种冲击甚至迫害，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曾在反右等运动中整过别人，他们在控诉造反派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对自己伤害他人的行为做一些自责呢？中央全会在通过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时，只有一人投了弃权票，那些熟知内情的大人物明知这是一起冤案，却落井下石，他们是不是也应该为自己党性不纯和气节不彰而忏悔呢？
从一定意义说，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性，所以，我们不应该过多责怪当年那些为自保而随波逐流的官员。但是，如果做了错事甚至坏事不但不思悔过，而且还恬不知耻地为自己树碑立传，就难以容忍了。
从维护稳定的大局考量，对官员个人的历史进行适度美化，具有多重作用。一方面，可能有利于树立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鼓舞公众团结向前的士气；另方面，则不利于总结历史教训，甚至可能助长极左思潮泛滥，导致文革式的悲剧重演。仅就凝聚人心而言，只要不搞关闭互联网之类的极端措施，各种历史真相总会顽强地披露出来，靠“粉饰文化”建立起来的大大小小的偶像随时都会轰然倒塌。
一位当过多年市委书记的官员说，很多人都在写回忆录，但我不想写。如果粉饰自己，叫人嗤之以鼻；如果实事求是，则要伤害到很多人，甚至可能犯大忌。我觉得，他的想法与秉笔直书的志士相比，固然显得平庸，但总比不顾党和民众利益而沽名钓誉之徒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