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泽东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中提出专业技术人员既要懂专业，又要懂政治，即要“又红又专”。“专”是技术的要求，“红”是政治的要求。毛泽东创造性地将政治（红）和专业（专）结合起来，以此作为专业技术人员一切行为的基本操守。
但面对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毛泽东应该说些什么呢？普通的中国人不是专业技术人员，而是过日子的人，他们将过日子当作头等大事，因为对于他们，生存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一旦日子过不下去，人就要倒闭了。所以，过日子的人们必须时刻准备着为生存去做任何事情。这意味着，过日子是反专业化的，一个人要过好日子，他就必须是一个多面手。黄宗智关于长三角农村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在富庶的江南地区，人们也是靠兼业才得以勉强糊口的，而就更广泛的中国而言，兼业就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了。
除非在主业之外搞出几个小零碎，否则日子肯定是没法过的。所以，过日子的操守显然不能是“又红又专”。那什么才是过日子的操守呢？过日子的真正操守，是明显而又隐微的，体现在人们对理想生活的想象中。在老百姓看来，理想生活不过“红火”二字，没有什么比“红火”二字更符合过日子的理想了。中国的领导人也要在春节—这一过日子的盛典—到来的时候，祝愿人民在新的一年里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过日子，就是要过得红红火火。百度“红红火火”，居然说该词出自路遥《平凡的世界》。这个资料不可能准确，但也不必细究。在《平凡的世界》中，农民孙玉厚想给儿子娶媳妇。婚娶是过日子的一件大事，孙玉厚想把喜事办得红红火火的，但他却没有钱，所以要借钱。靠借钱让日子红火起来，对一家一户，是可能的。但这种红火，由于它是借来的，所以不是自足的，而是有所亏欠的。然而，所有过日子的人，如果要作为一个整体红火起来，却是无法有所亏欠的，因为它缺少可以亏欠的对象。这意味着，对于所有过日子的人，“红红火火”必须是自足的。
既然“红红火火”必须是自足的，那么“红红火火”就必须是自我确认的，这样它才能一步一步地将自己再生产出来，而这意味着，“红”要在“火”中确认，而“火”要在“红”中确认，既要“红”，又要“火”，亦即要“又红又火”。在“又红又火”中，“火”代表着旺盛的俗世，而“红”则是使俗世不致狂乱的精神性和政治性的支撑。真正的“又红又火”，既不是毫无底线的世俗化，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革命浪漫主义，而这才是过日子的真正操守。然而，由于人固有的局限性，我们往往艳羡旺盛的世俗，而疏于对世俗的政治思考，所以，我们往往选择让日子先“火”起来，幻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甚至直接以牺牲“红”来换取“火”。然而，不管我们是无意间疏忽于还是有意地回避了政治思考，我们都将陷世俗于炽热的物欲中，使其最终被焚毁。
在二十世纪的前半段，传统中国绯红的底蕴在旺盛的世俗中褪尽了，历史便以鲜血为世俗重新打上鲜红的底色。而后，毛泽东试图以十年之力将过日子的精神性和政治性注入我们的灵魂深处，以便使我们可以过上真正的“又红又火”的日子。 毛决绝地将“红”置于“火”之前，赋予了政治以压倒俗世的优先性，但人性毕竟不能免俗，所以“红”终归拧不过“火”。但这失败不是毛一人的失败，而是庸众集体的失败。毛之后，人民重新过起了日子，世俗卷土重来，并在“发展经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大旗之下，迅速积累起了巨大的冲击力。
今天，人们开始认为，世俗为思想提供了衣食住行，帮助思者讨得了生活，理应受到思者的礼赞。但思者往往认为恰恰是思想帮助世俗在混乱中安顿了下来，所以世俗应对思想感恩戴德才对。我们不去纠缠到底是思想支撑着世俗，还是世俗支撑着思想，这是不同的哲学。除非在本体论上采取极端的观点，否则一般的人——甚至就连马克思——都会认为世俗与思想是相互支撑的，尽管二者的相对重要性可能不同。
如果世俗是“无思”的，那世俗就会被“平庸的恶”吞噬掉；如果思想脱离于或对立于世俗，那么思想一样会把人引入绝境。所以，一定要过日子，但一定要过一种有思的日子。对于思者，大概不必强调思想对世俗的绝对优先性，甚至也不必强调思想对世俗的相对优先性，但却必须强调思想是其唯一可以有所努力的领域。这当然不是因为思想是唯一重要的，而只是因为思想对思者是唯一重要的。即使在思者强调世俗生活的时候，思者所呈现出的，仍然还是一种关于世俗生活重要性的思想（比如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而不直接就是世俗生活。
一旦思者的责任被唯一地限定为思想，那么在世俗与思想相互支撑的关系下，思者的唯一责任便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支撑起世俗，以便使世俗不至因“无思”而狂乱。至于世俗是否也尽其所能支撑起了思想，那不是思者所应该关心的，所以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今天名为思者或以思者自居者，鲜有真正的思者。八十年代复兴了世俗，承认了老百姓“过日子”的权利，而在九十年代，“过日子”终于过出了市场经济。眼下市场经济的日趋病态和狂乱，原因之一，便是思者不再思想。而思者无思，远比群众无思要可怕得多。
今天的“思者”，大都热衷于花拳绣腿和无病呻吟的学术造作，几乎不打算再与真正的思想有所瓜葛。但这番造作，毕竟是要闹出一些动静的，组织要策划、来去要交通，演讲要场地、膳宿要酒店，若是再拉动几个旅游娱乐项目，那细算下来，一个“思者”一次公开的抛头露面，竟然创造了少则数千、多则数十万的GDP。俗世就这样被造作起来了！
造作带来了眼前的一派繁荣，但却为未来埋下了危险的种子。在被GDP名义化的俗世背后，是一群无名的世俗人，辛勤和劳碌地服侍着所谓的“思者”，为所谓的“思想”以及“思想”的传播和碰撞提供着便利，并从中谋取自己的一份羹，以便养家糊口。世俗人由物欲牵引着，一点一滴地将自己的辛劳融进世俗的经济生活，使之成为铁一般的现实。这现实一旦形成，若再要将世俗人的辛劳从中剥离出去，就变得异常困难了，不但世俗要抵制，而且“思者”也要抵制（当然不一定是公开的），就连庙堂，到时恐怕也要以保障民生为由来强加干预了。
世俗不可逆转的扩张倾向使思想陷入了两难：一方面，思想必须努力支撑起世俗的扩张，但另一方面，由于世俗的扩张，思想相对于世俗的支撑力变得越来越弱了。这一两难，向思想提出了自我超越的责任。但思想的自我超越不是自然而然的，它取决于思者艰苦的努力。
如前所说，真正的思者，其旨在为火热的世俗注入冷静的思考，以使世俗不至因无思而狂乱。但这首先要求思者是真正有思的。如果思者卸除了进一步思想的责任，而是任由轻浮的思想去支撑沉重的物欲(这对“思者”当然是经济的)，那么，在未来，思者就不得不任由思想更加“经济地”去支撑物欲，比如，以同等轻浮的思想去支撑更加沉重的物欲，或者，以更加轻浮的思想去支撑同等沉重的物欲，其结果是，世俗日重，而思想日轻。
一条终将坍塌和走向死胡同的求富之路，即使可以满足短暂的物欲，也是不值得走的。那些以思者自居的人，如果不堪俗世的冷寂而非造作出一派繁荣景象的话，那就必须义无反顾地走向行迹寥落的思想深处。而在思想深处，同样是冷寂的，甚至比原来的俗世还要冷寂，这简直就是一个悖论！面对这一悖论，任何掩耳盗铃的自欺和欺人，都将导致物欲最终压垮思想。那时，除非熊彼特式的创思者下凡，我们将丧失知识和道德上的判断力，无所谓对错，也无所谓好坏了。
那我们就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