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荡两千年》正在热销。在《浩荡两千年》一书中，吴晓波试图为浩荡两千年的商业变迁史提供一个一以贯之的解释方法。他首先在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内部分别区分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无产者与有产者四大势力集团，然后在政商博弈的逻辑下揭示了四大集团互动消长的规律。《浩荡两千年》提出了一个悖论性的命题。对此，我们必须严肃地思考它，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和中国今天正在发生的一切，从而，我们便无法在这个世界上安顿下来。

吴晓波说只要不战乱，只要不压制经济，中国三十年就是一个盛世，五十年就是一个世界最富强之国家。我不但承认这一事实，而且我还愿意以更加直截了当的方式指出，这一事实来自经济自身的本能，而尤以工商经济最为炽烈。今天的经济学家已经不再用企业家精神来包装这种本能了，而是毫不掩饰地承认所谓资本，其本性就一定要逐利。

经济的功利化并不让人害怕，让人害怕的是普遍的功利化。而吴晓波的论证中恰恰隐藏着这样一个危险的假设，即不仅被统治集团是功利性的，而且统治集团（包括中央和地方）也是功利性的。在该假设下，经济受功利本能的驱使得以滋生壮大，并分化出有产者集团而无产者集团，而地方政府在功利本能的驱使下，得以与有产者集团合谋进而威胁中央与无产者集团，同样由于这种功利性，使中央和无产者集团在面对这种威胁时，可以联合起来，条件反射般地启动国家主义，以稳定为名将有产者集团置于胯下。然后，当然是经济倒闭，各种矛盾层见错出，逼迫中央重新放开经济，从而又为地方与有产者集团下一轮的合谋再造温壤。

所以，问题的真正症结在于各个集团普遍的功利化。吴晓波所谈到的，无论是历史的，还是当前的政经困境，无一不发端于这种普遍的功利化，由此也注定了这些困境不可能通过经济的和政治的改革来解决，更不可能通过开放垄断产业来解决，因为，所有这些，都没有突破庙堂与江湖普遍功利化的世俗本性。

吴晓波说金融的开放是中国新富阶层与政府最后的决战，但这是不可能的。按照吴晓波的逻辑，最后的决战，将是政治本身的开放，因为政治才是最大的利益。但是，在普遍功利化的假设下，世俗危机不会因为政治的开放而获得真正的拯救，反而会被导向一场新的危机。因为，一旦政治向有产者集团开放了，有产者集团几乎必然要诉诸于政治来构筑最为符合自己利益的政经模式，而这种今天它所力主的模式，正是此前它所反对的。最终的结果，只不过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罢了。

最终的拯救之道，只能来自于普遍功利性的破除，而这只能依赖于某种超越之物。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但它一定是非功利的，而且也不能面向功利，一旦你面向功利，你将被功利吞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对中国世俗危机的拯救是不彻底的，因为，社会主义所依靠的无产者，仍然是面向功利的，他们或许身无分文，可是他们心中怀土。真正的无产者，是那种即使坐拥天下，但却心中无产之人。当马克思主义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承诺他们在最后的战斗中将获得整个世界时，它便直接了结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悖论，中国今天的有产者集团仍然无法摆脱。

我提出这些，并不是因为我聪明，而是因为我是被切乎身心的生存经验所逼而不得不问。我甚至认为，吴晓波之所以回避这个问题，并不是因为他的无意识，而是因为他策略性地回避了这一问题。因为，一旦要真诚地回应这样一个问题，吴晓波几乎要使自己从一个一本万利的商业出版人，转换为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启蒙者，甚至，更残酷的，转换为一个以鲜血浇灌自由的救世主。这样，在经济上，就不值得了。当吴晓波以高超的才智钩沉史海，揭示悖论的时候，似乎他是超然于这一悖论之外的。但他不该在也不会超然于这一悖论，他直接就在其中，而且他直接就是中国当代有产者集团中的一份子，与他的商业伙伴和商业竞争者一样，或公开的，或在道貌之下追逐着利益，未必如本能那般粗野，但也不会如爱情那般浪漫。

拯救的真正困难，在于拯救者本身也在他欲图拯救的世界之中，所以，他迟早会发现，在存在和超越之间，横亘着一条几乎无法跨越的鸿沟。这一鸿沟突然彰显出人在此世，竟如一叶浮萍，无所凭靠，可怜巴巴。在这里，形形色色的“拯救者”最终被打回了原形。原来，所谓的“拯救”，只不过是一场闹剧罢了。在这场闹剧中，牛鬼蛇神，各显神通，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不仅妖言惑众过足了嘴瘾，而且还贩卖拯救赚得盆满钵满。毕竟，越是在需要拯救的时代，拯救的行情也越好。但是，作为商品的拯救还是真正的拯救吗？他们卖给我们拯救，可谁卖给他们呢？在这里，普遍的功利化终于被推倒了极致，以至于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敢于再进一步，将残酷的生存之真揭示出来。一句话，拯救者不得不在一个“恰当”的地方停下来。

然而，正是这个拯救者止步的地方，才是悖论得以展开的地方。这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