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社会科学建立了一种关于发展的普遍话语，其典型代表就是近代以来日臻成熟的现代经济学。这种经济学认为支撑发展的，是一系列的技术经济力量（Technological & economic power）。关于工业革命与发展的全部讨论，就是在这一迷思之下展开的。后来，又有经济学在技术经济诸因素之外，强调制度文化等匀速之于发展的重要性。这样，发展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这样一种活动，即获取那些使发展成为可能的技术、经济、制度和文化等力量的活动了。

一旦将发展与力量相关联，发展就貌似具有了被普遍化的可能。这是非常自然地，因为，我们在经验中形成的心智引诱我们去相信，但凡力量，总是有着某种固定的来源。在宗教意识中，这种关于力量的幻象又被进一步扩大了。于是，上帝，真主以及其他各种神灵，都成了我们力量的源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以至于我们一旦陷入绝境，就禁不住想从神灵那里获得绝地反击的力量。

近代虽然杀死了旧神，但它同时为人类创造了新神。当我们相信“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的时候，我们便确立了知识作为新神的地位。我们将对神的信仰转移给了知识，从而也就转移给了人。现在，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我们是人神了。作为人，我们以人的力量代替了神的力量，作为神，我们的力量又是无限的。由于人的力量，发展的光荣被记在人类的名下，而由于人类力量的无限性，人类便开始幻想所谓的“普遍发展”了。

可是，我们之所以可以观察到发展，并将发展视为人类力量的杰作，源自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我们是以局部来审视发展的。一旦我们将整体纳入关照，以最大视野来观察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发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南方与北方，中心与边缘，在人类力量发挥作用的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无一例外地，统统呈现出了发达的少数与落后的多数并存的现象。

将发展视为人类力量的杰作，容易被引向一个歧途，即转而相信发展是可以被人“制造”（make）出来的。当我们认为多数之所以落后仅仅是因为它们缺乏少数发达者的发展能力时，我们便陷入了这一歧途。既然在人神的背景下，人类的发展能力可以被无限地开发出来，那么，多数的不发展，就必将丧失合理性和合法性，而只能被视为慵懒和不思进取了。

在今天，想起制造，就不能不想起工业。发展与工业制造的联袂，实在是一场不可避免的世俗尘缘。在机器大工业蓬勃发展的维多利亚时代，恰恰是那些不愿进入工厂，不愿以制造产品来发展自己的流浪汉们被鞭笞和被在脸上刺字的时代。这种巧合，一旦被置于制造与发展的相互联系中，倒也是自然而然了。

在我们的经验中，一个企业制造产品，并不影响其他企业制造产品，而且，如果它们使用相同的工艺，那么就可以预期他们将制造出共同的产品。这种关于“共同产品”的制造，与关于“普遍发展”的制造，由此便共享了同样的工艺学思维。但是，没有人严肃地思考过这种工艺学上的“制造”与人类整体处境的关系，当然，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可能是一个例外。

在罗马俱乐部看来，人类力量可以改变人类处境，但作为人类制造活动全部资源处境的地球，却是人类力量无法改变的。因此，地球所可能承载的发展，就不可能是无限的。然而，普遍发展面对的真正挑战，比罗马俱乐部所揭示出的，要深刻得多。随着我们开始去俘获更广阔的宇宙，人类的资源处境也被逐渐扩展了。而一旦地球不再构成人类的资源处境了，那普遍发展仍然是不可能的吗？对此，我们只需指出一个事实，即在那些完全与资源处境无关的场合（比如在游戏中），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平衡，就足以回答以上问题了。

如果少数总是可以制造出自己的发展，又如果，在相互联系的整体思路下，少数制造自己发展的过程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要制造出多数的不发展，那我们就不能再顺着工艺学的思路去责难那些落后的多数了。多数的确不善利用人类的力量，但这可能只是因为人类力量恰恰是以他们无法利用的方式被制造出来的，亦即，是发展亲手制造出了落后。或许，仅仅依靠那种体现在制造活动中的力量，人类是无法根本性地改变自己的整体处境。除非我们发现并诉诸于新的人类力量，否则所谓的普遍发展，只能是一种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