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可以说是西太平洋的地区性大国。世界也在关注着中国的崛起。保持什么样的国家心态，关系着中国大陆的前途和命运。
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曾经所过：“大国人民和小国人民的区别，不是由于疆土的大小，而是由于他们的气质，胸襟的大小。”要成就伟大的国家首先就必须有伟大的胸襟，即使小有成绩，也不应该自以为不得了啦，对自己吹嘘，对全世界吹嘘。对成功保持警惕，是推动和保持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法国历史学家吉内在《法国历史哲学》里声称，民族遭受错误思想的破坏并不亚于遭受敌人的破坏，而其中最危险的错误思想是：一切成功的都是最优秀的。
成熟的中国应该清醒的知道自己的限度。因为一个国家一旦自认为成功了，往往面临着对国家自我膨胀的诱惑，可能虚骄之气徒涨，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现代土耳其之父基马尔在1921年12月1日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就很好地阐述了这种思想的危害：
“……我们并非那种追求莫大的幻想和假装做着我们实际做不到的事情的人，各位先生，让人们看到好象我们正在做着伟大而异想天开的事情，而实际却并未这样做，我们便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全世界的仇视、怨恨和敌意。……与其追求那些我们并未实现而且也不可能实现的主张，从而增加了我们敌人的数目，增加了压在我们身上的压力，倒不如让我们回到我们自然的、合法的限度中去。并且让我们知道自己的限度。”
其次是管好自己的家园，承担与自己能力相称的国际责任。这就要求修正并放弃反对霸权主义的口号，一方面是因为在旧有的思想观念中，许多本来是体现大国责任的言行，在中国的语境中却成了贬义的霸权主义行径，而中国随着国际地位的上升必然会更多地参与影响地区甚至全球事务；另一方面，中国没有必要打无价值的口水仗，而且这样的口号本身还会给崛起的中国带来负面的效应。中国的反霸本身无论出于多么正义的理由，我们都不能忽视它会给周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带来的疑虑。而且对霸权这个词也应该做中性的理解，是一种实力的客观描述，不能把它和侵略等等同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坦然地承认，崛起后的中国必然是霸权的中国。
当然，和平是中国的旗帜，即使是不得不付诸武力使也是为了捍卫和平。中国不扮演国际社会的大国另类。以大陆目前的情形，一些人过分鼓吹说“不”等对抗性思路，不但达不到想要的目的，而且也很难获得主流国家的理解，对于改善和塑造国家爱好和平的形象非常不利。因为，我们的经济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人均收入才2000多元，300美元不到，这算什么样的经济强国？难道要勒起裤带搞对抗？这种基础上的“强国”又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强”？
三是要摆脱历史的包袱。因为沉重的历史包袱强化了崛起所带来的种种诱惑，可能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在我们的教育宣传里，中国是一个自古以来就爱好和平的美好形象。当然，中国是具有爱好和平的悠久传统，这是应该发扬的，但这只是传统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称为盛世的朝代，都有扩张、侵略的记录。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如果只有仁义和和平，哪会有广袤千里的辽阔国土？ 1954年12月1日，缅甸总理吴努就提到中国在元朝和清朝跟缅甸打过两次仗的事。毛泽东对此还说：“这两次战争，都是中国人不对，中国侵略了你们。”而且毛泽东又说“在历史上，朝鲜和越南受中国的气最多”。中国要想顺利崛起就必须正视周边国家的感受。美化中国历史，一方面既不利于反思，容易使得中国民众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安全忧虑，难以理解，增加对抗情绪，认为那是杞人忧天，或者干脆就是用心不良；另一方面也不足以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小国的信任，相反倒增加了疑虑，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一个对自身的扩张传统缺乏足够反省的国家。此外，对自身和平传统的宣传的同时，我们还忽视了中国需要战争文化的重建。如果有一天中国的“革命战争”影片也能够检讨战争中的人道主义危机，那就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人道主义问题和对和平的理解上，已经在向世界主流文明靠拢。
在塑造和平形象的同时，中国教育宣传里将1840年以来的百年中国历史几乎简化成了被欺负和凌辱的历史。我们可以称之为1840年情结。于是，勿忘国耻，落后就要挨打，等等，都成了中国需要崛起的理由。我们几乎意识不到，落后就要挨打这句教条般的语录背后暗含着，国际社会犹如险恶而残忍的丛林世界，在那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因此，国家保护自己的唯一出路就是尽最大能力竞逐富强。问题是，瑞士、新加坡这些国家的国际地位算是先进还是落后呢？！这样的历史观很容易让外界认为，和平崛起实际上是在韬光养晦中，不动声色地掩藏着有朝一日总会爆发的仇恨。我们应该放弃一些不合时宜的口号和教条，以大国应有的胸襟务实、理性地向前看。
其实，我们的“近代史”完全将自己描绘成了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这不是历史的真相。比如，有些事情是因为中国政府举措失当，酿起事端。民国外交家顾维钧在回忆录里就说：“由于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处理不当，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如八国联军强行向中国索取大量赔款作为对义和团起义时出现排外暴乱的惩罚，举国上下对满清政府怨声载道。”只提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就和在德国只讲盟军轰炸柏林一样，起的是强化和培育仇恨的作用，而缺乏自我检讨和反思的精神，无助于减轻或者消除外部世界存在的疑虑或者敌对情绪，增强对中国的善意与友好。况且中国不能发展起来，也不全是罪在列强，要不然，日本怎么可能成为强权国家呢？鸦片战争过了整整八十年，1923年的鲁迅还不能不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痛心疾首：“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当然，这不能说都是列强的错。中国的未来不能让历史包袱和仇恨压断了脊梁。当然，这不是说要回避历史耻辱，而只是说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让历史变成中国和平崛起的包袱。国家的发展不能靠仇恨来激励，否则崛起的诱惑和历史的记忆就可能萌生出敏感的复仇和排外心态。正如一位民国外交家所言：“在政治中，觉醒以后激昂慷慨但得不到准确信息的群众，对成千上万人包括对人民自己的自由及生命来说，将是一种致命的危险。”
与所谓“落后就要挨打”的中国百年历史记忆相联系的，是对汉唐气象的记忆和渲染。也正是这样，中国产生面子民族主义的情绪，虽然不是世界一流强国，可是情绪上依然停留在汉唐雄风的依恋中，容易拔高自己，难以直面中国的真实国际地位，并以平和、务实的心态看待国际事务，常常表达着与自己能力不相称的意愿，以至举措失当。也正因为有历史的依恋，才会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最典型，却最不妥当的提法了。因为，如果“中华民族”实际上指的是全体中国国民，那么直接提中国的复兴或者崛起就可以了，还能够免去种族主义之嫌；如果“中华民族”包含着“海外华侨”，那么复兴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对他们所在国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复杂了，更不妥当了。也正因为这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些不知所云，相反，作为民族概念本身也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联想和误会，引起华侨比例相当大的国家不必要的疑惧。
四是摆脱在阴谋论与善意论两个极端之间的摇摆心态。无论是战略机遇期的提出，还是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强大的说法，都是这种心态的反应。其实，中国和平崛起的机遇什么时候都可能存在，关键在于中国自处和应变的能力。邓小平90年代说过一段很精辟的话：“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现在一些人所津津乐道的战略机遇期，实际上简单地将中国的发展寄予运气之上。想想看，以色列的战略机遇在什么上呢？可以说，这个国家自然资源贫乏而又处于恐怖主义、战火和敌意包围之中，和平从来就不是它那个地区的主题，可它却能够在中东犹如鹤立鸡群。同样地，所谓帝国主义不愿看到中国强大，更是危害极大、似是而非的观点。当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像盼星星盼月亮那样，无缘无故地盼望另一个国家繁荣昌盛强大无比。大概列宁上台的时候，没有哪个强国愿意俄国繁荣，新政权是在敌意和屈辱中成长起来的，甚至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可俄罗斯不也照样发展起来了？这就涉及到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了。对于能否抓住和创造战略机遇，制度优势、民族精神、政治家的才略，等等，都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向认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其实可以做出不同的反应。面对朝鲜战争，中国可以派出志愿军，陷入三年之久的战争漩涡，此后长期陷入西方国家的封锁之中。中国自然也就没有了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机遇了。而斯大林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且采取另外的战略。卢沟桥事变后，苏联坐山观虎斗，即使和日本也发生过军事冲突，却适而可止。从地缘上看，日本占领东北也是将战火烧到了苏联的家门口，而且还有日俄战争失败之耻呢，但是斯大林没有让苏联红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黑龙江去保国卫家乡。无论中国有多少人对苏联寄予厚望，斯大林都是坚定地实践着自己的那句外交名言：“无论过去或者现在，我们只能从苏联角度出发。”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联才真正是大发战争财的国家。
五是应该看到中国的和平崛起离不开世界。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力更生是生不出个崛起的中国，仅靠艰苦奋斗也斗不出个崛起的中国，中国无论是资源、人才、技术、市场等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封闭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是依赖外国的，但是世界也需要中国，也就说是一种相互依赖。我们不能把依赖当成贬义词理解，这会导致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误解，似乎跟制度创新、开发国内市场、提高国民素质等跟相互依赖是矛盾的。中国需要世界。我们必须在国家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战略选择，否则，孤立地看问题，怎么看都是怎么不安全，似乎只有什么东西都自给自足才觉得安全。其实世界上没有绝对保险的安全存在，不想承担半点风险就是最大风险。比如，新加坡不可能实现粮食自给，难道新加坡不要从自己的条件出发，追求粮食自给以保国家安全？没有自给的新加坡国家时时就不安全了？万事不求人的国家是不存在的。
六是应理性地对待国际舆论，尤其是批评性舆论。张之洞讲 “国有诤邻”的道理，值得国人三思，对待外国舆论要有大国胸襟。人总是倾向于喜欢听顺耳之音，却不爱听逆耳之言。国家也一样。一个国家要了解世界，就不能光凭自己的好恶去取舍外界的信息，不能以为说好话的就是国际友人，批评的就是仇敌或者是别有用心。清末，上海道每月都要翻译刊印西方国家的时事，呈报总署和南北洋大臣，触犯时忌的要删除掉。内参成了妨碍清朝统治者准确认识世界和反观自身的工具。实际上这种参考消息参考的价值不但不大，还会误导人们，使得统治者真以为清帝国国运通泰，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衷心赞赏，清帝国的友人遍天下。
七是应该培育开放主义下的文化自信。如果一个国家新建起来后，能够从世界文明里博采众长，从西塞罗、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吸取思想营养，从老子、孔子、孟子那里获得智慧和灵感，从《圣经》、《古兰经》里吸取教益……那么它延续继承的却是整个世界史，这样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历史悠久。在世界的眼里，中国不应是在现代先进技术拱卫下的一个行将逝去的旧文明的堡垒。任何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试图扮演这种角色都将是中国的悲剧。经济技术发展不应是保守落后的万里长城。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伴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的文明，不是古老中国文明的复兴，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明重构。
这种文明重构不是谁提供某种文本或者教义灌输给国民就行了，而是文化开放主义战略下的融合、扬弃和创新。文化开放主义战略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中国需要的是公民可以自由地研究世界、自由地发表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可以自由地搜集和获取来自世界的信息。用文化开放主义战略取代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思维。任何先入为主的教条或者限制都是中国了解世界和发展自己的障碍。如果没有自由，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就可能是取其糟粕去其精华，而加以发扬，诸如秦始皇加马克思就当属此类。
所谓的文化民族主义如果上升成了国家政策，就必然是以牺牲公民自由为代价，因此也就必然是武断和狭隘的。因为这意味着首先必须判断那些文化是民族的，不过谁来判断，谁有资格判断，在分歧时谁是裁判，是听谁的父母的还是老师的，是听自己的还是长官的？作为研究层面，谁都可以躲在自己的家里写出一本书，然后宣称自己发现了真谛所在，三百个教授可以有三百种传统。相互冲突的问题上，怎么办？这就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法律问题了，是奉行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呢，还是国家介入充当什么才是传统文化的裁判呢？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是文化恐怖主义。而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也只有文化恐怖主义才能做到。我们不能把“东方”、“西方”、“中国”、“外国”等这些名词变成了紧箍咒。人生下来本不是为什么文化而生的，生在苏联就要坚持斯大林主义，生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就要相信法西斯主义。如果都坚持文化民族主义，那只有世界都是原始人的世界。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今天不妨说：三国在，必有我师焉。以美为师，以英为师，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佩服但不屈膝，向往而不献媚，崇洋而不媚外。穿旗袍难道就比穿西装爱国？非要认为中国文化里什么都好，那是个人的自由。他有传播的自由，但没有强制的权利。
我们不能无视历史的积淀，但是我们也不能漠视世界的影响，我们继承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历史，而是世界的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的文化，而是世界的文化，我们不仅仅是中国人，也不能不是世界的一分子。我们主张独立自主，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承认或者认同，而是自我封闭，与世隔绝，独立不能容忍离群索居的孤芳自赏。实际上当我们使用“国际友人”之类的说法时，已经表示了来自外部世界的认同既是中国的精神需要，也是中国的生存需要。遗憾的是，当爱默生对孟子情有独钟的时候，我们只看到所谓中国文化伟大的证据，其实我们顶多只是结论的仿佛而已，是不自觉地寻求一致，这是买椟还珠，而看不到爱默生背后的个性、丰富和自由，正是个性、丰富和自由才使得他可以接受、喜欢、吸纳孟子的智慧，当我们引用爱默生的时候是在否定中国的王默生、李默生，他们喜欢孟德斯鸠的睿智，欣赏亚当•斯密的宏论，就是被文化殖民，就有文化洋奴之嫌疑，体现的是一种极端僵硬的不宽容，是对自由和个性的否定，因此也就是对多样性的排斥。急于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对立起来，无论是学者还是官员，对此都有一套振振有辞的说法，对比的背后也暗含着中国可以与欧洲或者西方比肩而立，因此也就不完全是政治需要，也有心理上的需要。
在面对世界时，中国更需要的不是要培育所谓的民族自豪感，而是需要养成实事求是和自由的精神。热爱自己的祖国，当然无可厚非，但是赞美其他的国家，认为它的制度比自己国家的要优越，或者可取之处甚多，未必就是要去卖国媚外。孙中山在1923年甚至说要“把中国化成美国”；或者放声高唱“揖美追欧，旧邦新造”！当然也可以像刘师培那样，认为欧美只有伪文明，西人政治，比中国还糟，“一无可采”；也可以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坚信中国不能学美国共和制。但是，这并不妨碍在中国的先贤祠里，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爱国者。他们都是中国道路的孜孜不倦的探索者。思想文化就和衣服一样，自己觉得合身，可以继续穿，发现自己不喜欢，只要条件允许就可以换。孔子峨冠博带是孔子，穿上西服还是孔子。上帝并没有命定某个人或者某个民族只能拥有什么样的文化，否则就是亵渎神明。我相信，文化民族主义者不会将相对论也拒之门外，我不相信，一个服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人一旦也同时信奉孟德斯鸠提出的权力制衡思想就不配是中国公民了。
善于向其他文明学习固然重要，但自由学习则更为根本。因为开放的心态不仅是向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学习，海纳百川，而且还有对内开放的问题，不能说只有某个人或者某些人善于学习，只有他们学习的东西才是好东西。学者可以鼓吹尊孔读经，但是，这只是一家之言，是公民自由范畴内的事情，在国家的范畴里，没有什么是“国学”，所有的文化都是“国学”，这种胸襟是吸纳世界文明所不可获缺的。包容的胸襟首先是国家对国民思想文化的包容，是国民之间对相互思想文化的包容，也就是说先解决了国内存在的文明冲突问题，自然具有这种宽容胸襟的民族也就难以去进行文明冲突那样的圣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