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千百年来，世界万国一直处于兴亡分合的变动之中。学者黄钟的新作《帝国崛起病》一书通过分析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四个典型大国从建国到二十世纪的发展历程后，找到了大国兴衰与权利制约间的定律：各种政体的国家都可以兴起，也都可能衰落。但是，至今兴盛不衰的，只有共和政体。本文为节选章节，有所删减，讲述了日本帝国因扩张而覆败的历史，以飨读者。

黄钟，湘人，倾心于中外兴衰成败之史与古今控权之道，著有《游手好闲地思想》《写在政治的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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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穿制服的蛇。

竞逐强权容易让人魔怔。福泽谕吉有日本的伏尔泰之称，就连他这样开风气的人物，也曾说：“我辈毕生之目的唯在扩张国权一点。至于内政权落于谁手之事，与国之利害相比，其微不足论也。其政治体制和名义即令类似专制，然若其政府能有力扩张国权，便可满足。”日后，日本帝国国权大大地扩张，并且成为强国中一员，但外争强权，内避共和，走的是一条强国弱民的赶超路子。到头来，只是一枕黄粱。

一、“使人民无寸铁尺兵”

在江户时代，天皇没有自己的军队，武士阶层都属于幕府和各地的大名，而“皇军”，仅仅只是千年前就有的一个提法而已。及至明治时期，“富国强兵”与“做列强一员”这两大目标，是“日本国家战略的起点”。但在明治之初，虽然说王政复古，可是天皇政权的支柱，是萨摩、长州尊王各藩的军队，自己并无一兵一卒。

明治元年（1868年）10月17日，也就是攻下会津城后不久，年轻的伊藤博文给政府出谋划策，说“朝廷兵权，有名无实，是故朝廷之力尚微，力微则不能御下”，在这种情势中，对有实力者，“朝廷只有唯唯诺诺而已”。他建议，应趁此机会，“将东北凯旋之兵改编为朝廷之常备军”，“由朝廷亲自统帅”，“对内可以镇压暴乱，对外可以不屈于外国”。有这种想法的，不止伊藤博文。军务官副知事大村益次郎也认为，“兵权归一，实当务之急”。他建议应该立即精选各路士兵，“编成不分藩籍之亲兵，作为常备军”。

*明治天皇

明治二年，成立兵部省。大村益次郎转任兵部大辅。时任兵部少辅的山县有朋说：“欲完成维新之大业，必须打破列藩割据之弊，实行中央集权，巩固政府基础。而欲实行中央集权，巩固政府基础，就必须建设帝国陆军，统全国兵权于中央。”

帝国陆军创建于明治四年（1871年）。这年2月，萨摩、长州、土佐三藩献兵，组成大约一万人的“御亲兵”，即直属天皇的近卫部队。8月废除各藩的常备兵，设立东京、大阪、镇西、东北4个镇台，当时陆军总兵力为14000人。

*日本帝国军野战炮1890年

次年2月，废兵部省，分设陆军省和海军省，陆、海军从而完全独立。3月，“御亲兵”改为近卫兵，山县有朋任近卫都督。11月28日，发布“全国募兵诏书”。诏书说，“我朝上古之制，海内皆为兵员”，“世上每一事物，莫不课税，以充国用，然则人人固应竭尽心力，报效国家，西人称之‘血税’。……且国家若有灾祸，人人必皆分受其殃，须知人人竭尽心力，防止国家之灾祸，亦即从根本上防御自己之灾祸。苟有国家，即有军备，既有军备，则人人即应服役”。同时发出的太政官的告示则称，作为报国的“血税”，决定“男子满20岁者皆编入兵籍”。

1873年，全国设6个镇台，14所兵营，陆军兵力扩充到31680人。这年1月4日，陆军卿山县有朋在汇报六管镇台募兵顺序的奏章里说：“至此兵制始告完备，内足以镇压草寇，外可与列强争衡。”8月，陆军省发布通告说，“除镇台外，不应再有军队名义”，即使出现暴动，也不准地方官擅自募集士族“加以军队名义”去镇压。至此，常备军制度已完全建立起来了。到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扩编的陆军已达7个师、69022人。

军备的重心首先不在于国防，而在于防内。日本的地理特征跟英国颇为相似，都是孤悬于大陆之外的岛国。从国防的角度来说，自然是该海军优先。海上安全了，日本国防也就安全了。早在幕府时代，林子平在他的《海国兵谈》中就说：“什么是海国？海国是无邻国接壤、四面环海的国家。因此海国须拥有与海国相称的武备……”1868年10月，明治天皇谕令：“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应该从速奠定基础。”

1870年5月4日，兵部向太政官建议大办海军，提出“需要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且要超过英国”。6月14日，兵部大丞船越卫致信兵部大丞山田显义，声称实难接受“今日不兴海军，则皇国即无以自保”一说，在他看来，“从我全国地形论之，目前确应以建设海军为当务之急，此虽三尺童子亦知之。……如欲以不足之经费完成建设海陆两军之大业，是犹缘木求鱼耳。是故莫若先专力于陆军，逐一解决，果能建成陆军，尚可防备国内”。1870年10月，太政官通告全国，海军仿效英国体制，陆军采用法国模式。

在国家武力愈益壮大的同时，竭力削弱地方和国民可能与国家抗衡的暴力基础。

早在明治元年6月8日，政府出台的一项规定声称，“近有歹徒私自纠合兵士，流浪之徒竞相聚集，在京畿附近进行操练，所需饷资，募自民间”，明令今后“定加取缔，严惩不贷”。且不说这些“私自纠合”真情实况如何，取缔禁止的一个后果，就是排斥非政府的武装力量出现。

不仅民间武装不能有，就是地方政府组织的武装力量也不容许存在。明治元年三月，神户裁判所征集市民，组织了市军；五月，箱馆府征集市民编成府军。到了八月二十四日，政府下令禁止各府县新建府县军，理由是：“因规章纷纷不一，有碍建立全国统一之兵制。”明治元年12月，军务官副知事长冈护美在建议书里，一面主张建立足以“称雄世界”的陆海军，一面主张禁止“各处随便募兵”；明治二年3月，长崎府判事井上馨，向中央政府发建议里，也有一条“应禁止新建军队”。

因为维持治安的需要，县厅再三请求批准建立县军，政府也只是指令由附近的藩精选少数“捕亡”来维持治安，不准称为军队。比如，宫谷县三面临海，出没极为便利，因为十分害怕“流浪之徒，潜入其中，酿成大患”，所以打报告要求批准它可以组建军队。就这件事，民部省明治四年5月给太政官的呈文里说：“查此项请求，固属不无理由，惟既有布告在先，且地处东京以南，舟行便利，出兵增援，亦极便捷，所请组织军队，应勿庸议。但查目前实际情况尚不稳定，拟据该县所请，暂由附近藩内选派‘捕亡’15名，责令认真取缔，似不致发生意外暴动。”

不仅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不允许存在，就连个人持有武器的权利也给剥夺了。明治五年1月29日，颁布枪炮管理条例，“上至华族，下至平民”，一律不准持有军用枪支弹药等，并禁止私自制造；猎枪等类枪枝，只准指定特许商人贩卖，并由兵部省监督。1876年又颁布《废刀令》，不许非军人持有日本刀。这是革命性的一步棋，剥夺了平民掌握武器的权利。这样一来，朝野官民之间，就在潜在的力量对比上，处于绝对失衡的状态。后来，岩仓具视就说：“盖今日政府赖以建立重大权威者，实因手中握有海陆军，并使人民无寸铁尺兵所致也。”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武士

面对明治政府的常备军从无到有，福泽谕吉在庆应义塾所做的明治七年元旦献词里，就说到了当时人民对待常备军的心态：“现在政府建立了常备军，人民本应视为护国的军队，兴高采烈地祝其壮大，然而事实上却反而把它看成是威吓人民的工具，只有心怀恐怖。”这可不是杞人忧天。毕竟，在帝国常备军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强大的过程中，人民始终没有控制这支军队的机制可资利用。1877年的西南战役，凸显了政府的暴力能力，迫使不满者打消武装叛乱的念头，改用依靠言论和政治斗争的手段去反对政府。西乡隆盛，这个明治时代最受欢迎的英雄，他的自杀，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此后，没有任何国内的反对势力可以让政府畏惧了。西乡隆盛的刀都能够制伏，板垣退助的笔又何足惧？只要军权在手，就像1881年岩仓具视那句态度强硬的话所说的那样--“陆海军与警视，皆吾物也”，靠嘴、笔、普选、多党竞争……从1868年到1945年，几代人也没有和平演变出一个共和政体来。

二、花谷少佐拔出长剑

早在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的时候，军阀的飞扬跋扈就已露端倪。这年4月，明治政府发出征台布告，任命陆军大辅西乡从道中将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率兵出征。西乡从道是西乡隆盛的弟弟，大久保利通力挺他当都督时，西乡从道才28岁。明治政府原本认为各国会袖手旁观，不会干预，不曾想，还真出现了干预。英国公使巴夏礼，反对日本出兵台湾，美国公使表示局外中立。在国内，反对征台的木户孝允也辞去了参议一职。一看形势不对头，明治政府改变方针，派人去长崎，传令停止出兵。可是刚升任陆军中将没几天的西乡从道，拒绝服从停止征讨台湾的决定。他说：“今圣谕既下，征旗已离帝都，中途停兵，成何体统？从道奉行敕令，决心直捣生番巢穴，死而后已。倘中国提出异议，政府答以西乡所率皆系私自离船之贼徒可也！”

于是，西乡从道就成了日本近代历史上第一个违反天皇敕令的将军。急急忙忙赶到长崎的大久保利通，见木已成舟，只好跟西乡从道口头约定：到了台湾后不得妄自交兵。

此事虽未对日本酿成大祸，但其所反映的问题，对一国而言，却是生死攸关。然而，明治政府并没有能够因此吸取教训，反而出现了统帅权独立。等到甲午战争的时候，作为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也尝到了统帅权独立的滋味。

1893年5月19日，以敕令名义公布《战时大本营条例》。战时大本营，是天皇战时指挥军队的最高统帅部，成员由陆海军将校组成。该条例把统帅权独立具体化，形成了指导战争的机构。这样一来，就把战争作为纯粹的军事上的事情，排除了内阁对军事的指导。

1894年6月5日，大本营成立。按照《战时大本营条例》，即使是内阁首相，也无权出席大本营会议。这意味着，伊藤博文身为首相，将被排斥在战时大本营之外，无法统揽全局。可是，战争并非只是军人的事情，没有任何一场战争仅仅是军事行动或者说只涉及军事，哪里能够跟政治和外交分开？而军方人士，如山县有朋，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历来偏重军事”。

*伊藤博文（1841年10月16日－1909年10月26日），日本近代政治家，首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明治维新元老。

当时，大本营的核心人物是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以他为中心的军部，主张早日入朝与大清帝国开战，可是内阁却担心开战过早会遭致欧美干涉，坚持先继续进行外交准备，主张推迟开战。伊藤博文要求自己和外相陆奥宗光出席大本营会议。7月26日，也就是在大本营成立一个多月之后，才敕命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出席大本营会议。此时，联合舰队在首相还被排斥在大本营会议之外的时候，已经不宣而战。

在日清开战后不久，伊滕博文起草了一份意见书，提出一要速战速决，二要政治策略与战略一致。他强调，忽视第二点，“仅仅靠单方面的军事力量是不能完成任务的，必须见机行动，始终要谨慎考虑外交关系，不使国家陷于危险境地”，这是今天最大的“国家要务”。因此，绝对有必要“文武配合”。

伊藤博文的愿望落空了。

1894年8月，应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的强烈请求，任命他为新编的第一军司令官。该军是在第五师团的基础上增加第三师团组建的。由枢密院的议长兼任前线的司令官，这在日本帝国空前绝后，况且山县有朋人称“陆军之父”，陆军就是以他为主的一帮子人搞起来的，军中地位无人可比，朝中资历也不比首相伊藤博文浅，再加上统帅权独立，因此能够约束他的，就只有天皇。

伊藤博文担心山县有朋一旦将在外，我行我素会坏事。于是，明治天皇根据伊滕博文的建议，在送山县有朋军出征时，特意让首相也出席作陪，并训示他一番，要他注意文武配合、遵守大本营的指示、在交战地要与外交官合作云云。

1894年11月3日，山县有朋向大本营提出了《征清三策》，积极主张冬季作战。但大本营命令就地冬季宿营。这让求战心切的山县有朋心怀不满。11月21日，第二军只用了1天的时间，就占领了旅顺。这让本来就对大本营命令不满的山县有朋更受刺激，别人打胜仗，自己却要呆着，这算什么事呀？在11月25日，他扩大解释川上操六参谋次长所属的盐屋兵站监督所下达的命令，擅自下令进攻海城。

伊藤博文也算是有先见之明。他当初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尽管山县有朋无视军纪，可大本营并没有立即一道命令解除这个战地集团军司令官的职务。第三师团长桂太郎哭着求首相伊藤博文想办法解决这事。伊滕博文请求天皇以疗养疾病为名，下令召回山县有朋。11月29日，天皇客客气气地向山县有朋下达了敕命：“朕与卿不见久矣。今又闻卿身染疾病，不堪轸念。朕更欲亲闻卿述敌军之全部情况。卿宜迅速归朝，奏之。”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山县有朋居然回电大本营，说自己病已经好转，很快就康复了，要求转奏天皇，准许他不回国。大本营没有答应他的要求。12月6日，山县有朋不得不卸职回国。

召回山县有朋，保证了统帅权的一元化，起到了抑制驻外人员独断专行的作用。可是军政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此在制度上有什么实质性的改进。军方依然把军权视为不容政府和议会染制的禁脔。伊藤博文将再一次领教军方的霸气。

1905年9月5日，日俄签订《朴茨茅斯条约》，俄国承认朝鲜是日本的保护国。1906年2月，日本设置统监府，伊藤博文出任第一任统监。统监拥有命令日本驻韩国守备司令官使用兵力的权限。尽管伊藤博文是深受明治天皇器重的重臣，可他这样的元老出任统监，仍然踩了陆军的尾巴。陆军强烈反对把军队指挥权交给文官统监，主张统监武官制。

军部成了国中之国。虽曰“皇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是军人自己的军队。他们自行其是，将日本帝国拖进了战争的深渊。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在柳条沟炸毁南满铁路，第二天早晨，外相币原喜重郎在家吃早饭看报，才得知发生了柳条沟事件。首相田中义一得知暗杀张作霖的事件时，非常愤怒。军政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在柳条沟炸毁南满铁路

九一八事变后，森岛代领事去拜访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大佐，请军方中止行动。这时，在座的花谷少佐拔出长剑威胁森岛：“再干涉统帅权，不能置之不理。”

如此我行我素，就连研究音乐的学者伊庭孝都看出了，这不是什么好事。他曾预言，“干这种事，军人说了算，日本就会灭亡”。

三、“自己养的狗，咬了自己手……”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说城邦的护卫者“应该对自己人温和，对敌人凶狠”。可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目标，实际上，本国的军、警照样可能对自己人凶狠，甚至比外国占领军还要狠。

这并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

日本有这样一句谚语：“自己养的狗，咬了自己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话用在日本帝国的军、警身上，那是再贴切不过了。曾任东京警视厅大警视的川路利良有句名言：“警察者，民众之保姆也。”不过，这话也说明不了什么。谁见过有哪个国家的警察头子公开叫喊“警察者，民众之克星也”？1874年1月14日的“警保寮组织制度及事务章程”称，警保寮是“预防人民免遭伤害、维护其权利，保护其健康、使其安心于工作，保全生命等有关行政警察一切事务之处”。话说得够好听了吧？

不过，帝国的警察可不是只对付强盗窃贼之类的“坏蛋”。

《从此以后》是夏目漱石的一部名作。书中的人物平冈，在1909年给中学时代的好友长井代助讲了这样一件事：“……政府最害怕幸德秋水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的住宅周围，每天都有两三名警察昼夜站岗，有时张其帷幕，从中监视他的行动。秋水每逢外出，总有警察尾随其后，一旦断线，整个东京都要骚动起来，电话接连不断地报告情况。‘刚才还在本乡，现在又到神田去了。……’”

幸德秋水何许人也？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之一。也许，夏目漱石的这段绘声绘色的描述有小说家的艺术夸张成分在里头，但明治政府的警察会干这种事，却绝非文人的捏造。

*幸德秋水（1871年11月5日－1911年1月24日），日本明治时代的记者、思想家、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

不同的人眼里有不同的“坏人”，每个人往往都希望警察能够对付自己眼中的“坏人”，保一方平安。对于那些家财万贯的人来说，或许真的认为社会主义者是一种威胁，希望幸德秋水这种人被警察看得牢牢的，免得他们惹事生非。可是在大日本帝国，警察敲响的丧钟只为社会主义者而鸣吗？

大隈重信是早稻田大学的创始人。东京专门学校是早稻田的前身，创办于1882年10月，这年的11月，政府就在学生宿舍安插了密探。为什么要这么干呢？1902年10月19日，在学校成立20周年的纪念日上，大隈重信说：“在政府看来，这所学校是培养造反者之地方，因此密探终日在校游动……”

明治当局为这种事情动用警力，可不含糊。

1887年12月，就“言论自由”“减轻地税”“刷新外交”，出现了“三大事件建议运动”，大有自由民权运动再兴之势。比如，12月2日，中江兆民就执笔写出了《后藤象二郎关于三件大事呈给天皇的秘密奏折》。政府的反应是用《官报》号外在12月25日发布施行保安条例，针锋相对。

保安条例第四条规定，“皇宫或行宫周围三里以内之居住者或滞留者，倘阴谋或唆使内乱，或被认定有妨害治安之虞，警视总监或地方长官经内务大臣批准，得限时限刻令其离开，三年以内禁止在同一距离之内出入、滞留或居住”。日本的三里相当于近12公里。570人

上了政府公布的放逐离京的名单。星亨、片冈键吉、中江兆民等人榜上有名。

在警察押送下，中江兆民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女儿被赶出了东京。尾崎行雄当时在《朝野新闻》当记者，也被责令必须离开东京三年。事后他说，当警署告诉他以三十一日下午三点为期，限期离京三年时，“我因事出非常，一下子惊呆了”。

谁抵制，就对谁不客气。安艺喜代香等向首相伊藤博文提出反对保安条例的意见书，声称“当国家即将灭亡之际，不忍袖手旁观，宁愿进而为法律的罪人，不愿退而作亡国的奴隶”。警察当场就把他们逮捕下狱。

放逐了，也就放逐了。帝国并没有天翻地覆。毕竟，570个人，相对于东京，相对于整个日本帝国，只是极少数，只是不足道的一小撮。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以上国民，并不会因为保安条例的颁布而受到警察的骚扰。他们是“安全”的。所以，只要放手收拾那一小撮，不会起什么波澜。

在放逐事件的前一天晚上，内相山县有朋悄悄地把警视厅的头头三岛通庸找来，让他执行保安条例。可连曾被人称为魔鬼的三岛通庸，对干这事也有点犯怵，以至于山县向他大喝道：“想什么？你若干不了，我便派遣军队。”无毒不专制。最后三岛通庸还是下了手。警察当时接到的命令是，“倘有违背命令者，立地斩决”。为了以防万一，山县有朋也把手下的军队布置在市内各处。陆军医院、宪兵，也作好了相应的准备。

对于政府这次颁布保安条例，用武动粗把570位民权家扫地出门，福泽谕吉却认为，这些措施“是在剧痛之时不得不服用的吗啡”。

不过，帝国的军力、警备什么时候会给什么人服吗啡，福泽谕吉一点也管不着。在对内的控制上，军警是互补的。大浦兼武男爵这样描写过帝国的军警关系：“国中有事，虽以警察官及宪兵之力不足保持公安，则借军队之力。故军队为警察之帮助机关。”

然而对日本国民来说，即使是在明治宪法实施之后，对军、警依然没有什么发言权。且不说一般国民，就是国民选举出来的帝国议会，也拿军队没辙。军部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1940年2月，民政党议员斋藤隆夫在众议院发表演说，抨击政府和军部对“中国事变”处理不当，责问“中国事变究竟是怎么回事？何时才可了结？要延续到什么时候？”希望“尽可能迅速，尽可能有利有效地处理解决事变”。军部扣他一顶“反军”的帽子，迫使众议院将他除名。

军、警事实上是一支凌驾于社会之上，战斗力日益增强的暴力组织，用重光葵在回忆录里的话来说，“军人以为自己是属于一种享有治外法权的特殊阶级”。军方的傲慢就从无视交通规则这点上也可以一斑而窥全豹。重光葵举了一个例子：“德国式的日本军队行军时，是靠右边走，但一般民众是靠左边走，军队以统帅权独立为口实不遵守一般的交通规则，所以军队经过街道时交通发生混乱，使一般交通只好停止。”在军人眼里，十字路口的红绿灯算个啥玩意儿！在这样一个国家，军、警越强大，人民就越显弱小。皇军没有能够和平演变成国军，演变成日本人民的军队，哪怕它的装备再精良，那也只是半吊子的现代化，它不仅对中国等邻邦是一个威胁，就是对自己的人民也是一种祸害。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时候人们的兴奋，因为赢得日清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许多的国民把军队作为崇拜、礼赞的对象，实在是如同皇帝娶妻太监乐呵一样。

图书简介：

历史上，大国怎样崛起，如何衰亡，跟其政体息息相关。

作者以史实为依据，论从史出，落笔谨慎，在细致分析了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四个典型大国从建国到二十世纪的发展历程后，找到了大国兴衰与权利制约间的定律：各种政体的国家都可以兴起，也都可能衰落。但是，至今兴盛不衰的，只有共和政体。至于专制政体，自拿破仑战争以来，200多年过去，其寿命还没有超过80年的。为什么？因为犯错。无论内政外交，各种政体都会犯错。但是，在共和政体中，权力受到制约，很难一条道走到黑。专制政体缺少权力制约，错而难改，一错再错，难免衰亡。这就是说，权力因不受制约而短命。进一步说，权力越不受制约，就越短命。再进一步说，随着演化速度加快，出错概率提高，权力越不受制约，寿命就越短。

目录：

001 / 一个人和一个共和国

019 / 美国的文官统治

036 / 宪法这头狮子

052 / 帝国崛起病

070 / 跛脚的进步

092 / 穿制服的蛇

108 / 好师傅、糟徒弟

126 / 惹不起的儿子

143 / 戈培尔的锦囊

159 / 希特勒的军队

170 / 法西斯的名声

189 / 联邦德国的奇迹

202 / 英国的两次分家

219 / 腰包里的大国特性

232 / 须小心看待的力量

260 / 创造怎样的世界

277 / 代后记 看他楼起楼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