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千百年来，世界万国一直处于兴亡分合的变动之中。学者黄钟的新作《帝国崛起病》一书通过分析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四个典型大国从建国到二十世纪的发展历程后，找到了大国兴衰与权利制约间的定律：各种政体的国家都可以兴起，也都可能衰落。但是，至今兴盛不衰的，只有共和政体。本文为节选章节，讲述了联邦德国在二战后在政治和经历上创造的奇迹，以飨读者。
黄钟，湘人，倾心于中外兴衰成败之史与古今控权之道，著有《游手好闲地思想》《写在政治的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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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已矣。
1918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在欧洲政治版图上消失；1945年，第三帝国又烟消云散。从此，联邦德国的人民不再拥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从此，也没有多少西德人卧薪尝胆再做军事强国之梦。
在昔日滋生过专制、极权政体的土地上，一个汲取了魏玛共和国教训的联邦共和国，应运而生，并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大国。虽不再军威煊赫，但也不再有党卫军、集中营。繁荣富足的联邦德国，对内，对外，都不再是一种威胁。
一、"有良心的资本主义"
纳粹败亡之际，德国一片狼藉。在给夫人的信中，艾森豪威尔这样描述当时的景象："这个国家已成为一片瓦砾……满目凄凉。"在柏林，四分之三的住宅化为废墟。英国工党政府提交给下议院的一份报告中甚至估计，即使每天清掉1000吨瓦砾，30年才能清理干净。
断垣残壁间，饥饿的幽灵在游荡。食品只能定量供应。寒冷也威胁着德国人的生存。1946年末到1947年初的那个寒冬，百姓的取暖用煤极度匮乏，以至于生存的需要压倒了"不可偷盗"的训诫。西德一位天主教高级神职人员正式宣布，在任何有煤的地方偷煤不再是犯罪。
穷愁破败的德国，前景也堪忧。1946年的产值只及1936年的三分之一。1948年3月路德维希·艾哈德出任法兰克福经济委员会主席，可谓是临危受命。在1954年5月的一次演讲中，他曾这样描述出任主席之初时的德国境况："在这个时期，人们在德国预计每个德国人每5年会得到一个碟子，每12年得到一双鞋，每50年才能得到一件西装，所以只有五分之一的婴儿才能睡在襁褓中，三分之一的德国人有可能安葬在棺木中。"
*1945年被轰炸的德国历史名城纽伦堡
就在这种物质严重匮乏的形势下，艾哈德断然废除了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配给制，取消了对工资和物价的一切管制措施。
在很多人看来，艾哈德下的是一步险棋，一步不会成功的险棋。
法兰克福经济委员会中的社会民主党人预言：如果现在让德国经济经受"自由价格的磨练，犹如把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投入冰冷的水中"。
一位美国陆军上校也责问艾哈德："在到处都缺少粮食的情况下，你怎么竟敢放松我们的配给制？"艾哈德告诉他："我并没有放松配给制。我取消了配给制！今后人们需要的惟一的配给证将是马克。他们将努力工作来获得这些马克。等着瞧吧。"
事态的发展正如艾哈德在1957年所写的那样，"胜利为我说了话"。从1950年到1960年，联邦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高达8.6%，增速居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首。如果扣除价格波动因素，以1954年价格为准，联邦德国1950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129亿马克，1962年就已经增加到了2803亿马克。人均国民收入从1950年的1602马克增长到1960年的4252马克。
灰姑娘变成了白雪公主。正因为表现如此出色，联邦德国战后的复兴被人称为"奇迹"，艾哈德本人也被誉为德国经济奇迹之父。
可是艾哈德却说，他不倾向于采用"德国奇迹"这个说法。在《大众的福利》一书里，艾哈德有自己的解释："德国在过去9年中所取得的一切都不是什么奇迹，而是全体国民根据自由的原则能够重新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能力而辛勤劳动的结果。如果说德国的例子对其他国家还有价值的话，那么也仅仅在于向全世界证实了个人自由与经济自由的威力。"
*路德维希·威廉·艾哈德（1897年2月4日－1977年5月5日），德国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市场经济之父”。他从1949年到1963年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和劳动部长，从1963年到1966年任联邦总理。
这是艾哈德的德国经验之谈。他相信自由的力量。在艾哈德看来，"一旦一个民族重新懂得了自由的价值和尊贵，就会迸发出巨大的力量"。他所推崇的社会市场经济，其核心就是经济自由化和竞争。
何谓"社会市场经济"？曾任《华尔街日报》驻西德首席记者的哈特里奇的解释，简明贴切。他说，这个字眼也可以翻译成"在社会上容易得到响应的自由市场经济"，换句话说就是"有良心的资本主义"。
这并不只是一个辞令上的讨巧说法。从这个提法本身可以看出，这种社会市场经济是以社会自愿认同而非暴力强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二、选票里的乾坤
社会市场经济是在共和政体下付诸实践的。
按照1949年5月生效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社会的和民主的联邦国家"，"主权属于人民"，联邦议院的议员由普遍、直接、自由、平等和秘密的选举产生。凡是年满21岁（1971年改为18岁），在联邦德国境内居住不少于3个月的公民，就有选举联邦议院议员的选举权。联邦政府由联邦总理和联邦各部部长组成。总理经总统提名，由联邦议院不经讨论而进行选举，得到联邦议院议员的多数票者当选。联邦政府的各部部长，则由总统根据总理的提名任免。
这意味着，德国在共和政体的基础上往何处去，四千五百万西德人需要什么，将由数千万年满21岁有选举权的人投票定乾坤。
基于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挑战，1947年2月，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阿伦纲领提出，"德国人民应该享有一种经济和社会福利法，主要符合正义和人的尊严，有利于我国人民的精神与物质建设和确保国内外的和平……私人资本主义肆无忌惮统治时代一去不复返必须成为德国经济新结构的前提。但同时，又必须避免出现国家资本主义取代私人资本主义，前者会对个人的政治与经济自由构成更大的危害。"
可是用什么衡量社会对这个纲领响应的程度呢？毕竟，还有社会民主党人在用另一套纲领召唤德国人民。
1946年5月10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党的领袖舒马赫说："我们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根本没有理由全面指责和抛弃马克思主义……就其经济史观和阶级斗争史观这两项最重要的结构来说，马克思主义丝毫没有过时。"对于经济政策，舒马赫称：
"计划乃是使德国避免灾难的首要前提，而我们已经遇到了不要计划经济的资产阶级反对派。要么我们得以在德国实现经济上社会主义化和政治上民主化，要么我们不再作为德国民族而存在……"
这种立场并没有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49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中带来好运。早在1948年夏，社会民主党人要求煤矿国有化的提案就在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落了空。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1949年8月14日第一届联邦议院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党得票29.2%，自由民主党得票11.9%，德国共产党得票5.6%，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得票31%。这届联邦议院总共402个议席，其中联盟党获得139席，德国社会民主党131席，自由民主党52席，德意志党17席，巴伐利亚党17席，德国共产党15席。没有一个政党占了联邦议院过半的席位。
*联邦德国第一届联邦议会会场
此时，摆在联盟党面前的问题是，组成什么样的联合政府？是同社会民主党组成一个大联合政府，还是同自由民主党加上另一个党组成一个小联合政府呢？当时许多联盟党成员认为，携手社会民主党是上策。不仅如此，各占领国，特别是英国人也欢迎这么做。不过他们自己并不出面插手。而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如果在新政府中能够获得经济部长一职，它也是打算跟联盟党合作的。在选举后发表的声明中，德国社会民主党直截了当地提出，社会民主党必须掌握经济部是他们参加大联合的必要条件。用斯特劳斯的话来说，社会民主党"不顾一切地反对艾哈德担任经济部长"。
可是在竞选中的争论却显示，联盟党跟社会民主党的经济主张有水火不容之势。联盟党主张社会市场经济，而社会民主党则力推计划经济。如果让社会民主党人职掌经济部，阿登纳认为，那无异于放弃了联盟党"最基本纲领中的一项任务"，"这样做将使投票赞成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的选民感到上当受骗，这会使我们年幼的党受到致命的打击"。于是，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阿登纳邀请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领导成员于1949年8月21日在其寓所召开了著名的伦多夫会议。
这次会议上核心的问题是：是建立大联合政府还是小联合政府？阿登纳和艾哈德坚决反对与社会民主党合作。阿登纳说："……选举结果非常清楚地表明了绝大多数德国人根本不想与闻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法兰克福经济委员会的政策现在既已受到选民们如此拥护，那么无论如何就得继续执行。我把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票数加在一起，共有八百万选民投票赞成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如果我们把自由民主党和其他非社会主义政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加在一起，投票赞成社会市场经济的选民，则共有一千三百万。对于选民们表达得如此明确的意愿，我们必须听从，要是另搞一套，那就是不民主。"他告诉与会的政治家们："按照基督教教义的原则，我们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存在着重大的矛盾。此外，我们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在经济形态问题上是水火不相容的对立，要么搞计划经济，要么搞社会市场经济，搞调和是不可能的。"
基督教社会联盟总书记、第一届联邦议会议员施特劳斯也主张根本就不应让社会民主党入阁。他的理由是："如果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同在一个政府里，那么，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对市场经济的信任在公众中将会受到极度的动摇。因为，在这样一个政府里可以说是水火相遇。"此外，搞大联合在政治上也对联盟党不利，"如果大联合政府取得了经济成就，联盟党说是市场经济的胜利，社会民主党则称是他们相反的路线成功地制止了市场经济的恶劣影响"，况且"市场经济必须经过一个艰苦的阶段才能显示出成果来"，而社会民主党则可能"在最困难的时候撂挑子，要求重新选举，并借机欺骗选民说，你们看到了，他们不行，选我们吧！"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星期天。伦多夫会议采纳了阿登纳的建立小联合政府的意见，它发布的新闻公报称："……选举不仅有力证明了承认基督教民主主义社会观的基本路线，而且有力地证明了确凿不移地拥护市场经济，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因此，有义务继续坚持这一整个政策，并在组织联邦政府时，得出明确的结论。"这意味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梦想，在大半个世界绽放异彩之时，他的故土却将其冷落一旁。
9月15日，阿登纳当选为联邦总理。联盟党与自由民主党、德意志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了反对党。多年之后，阿登纳在回忆录里还说："过去和现在我都认为，对于国家来说反对党是非有不可的，它必须完成一项国家的政治使命，只有通过多数派政府和反对党之间彼此对立，才能真正取得进步和养成民主习惯。"
*康拉德·赫尔曼·约瑟夫·阿登纳（1876年1月5日－1967年4月19日），联邦德国总理，二战前曾以天主教中央党身份曾担任科隆市长十几年，二战后在联邦德国担任第一任德国总理、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党魁，著名政治家、法学家。
阿登纳分析的没错。在经济政策的道路上，社会民主党与联盟党确实是没法调和的。它一直劲头十足地反对市场经济。这从社会民主党激烈地反对艾哈德的问题上可见一斑。1951年3月的联邦议院辩论预算，社会民主党要求砍掉路德维希·艾哈德的薪水，因为他"不配"拿这份钱。
选战中败落的社会民主党抱怨选民无知，责怪没把票投给社会民主党的个人违背了其"最切身的利益"。然而，多数选民并没有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立场坚定"而对它亲睐有加。舒马赫大谈的重工业的国有化、社会计划经济、拒绝马歇尔计划，只能是一种响亮的却只能是在野的声音。
1953年10月的联邦议院选举社会民主党又输了。在第二届（1953-1957）联邦议院487个席位中，社会民主党虽然增加到了151席，而联盟党则上升到了244席。一些社会民主党新党员意识到，飘扬的红旗，阶级斗争的歌曲，"同志"的称呼，让许多德国人感到恐惧，社会民主党若想赢得选举的胜利，必须扔掉这些象征符号。可是他们改革的愿望落空了。1953年11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埃里希·奥伦豪尔说："一个没有红旗这一象征符号的社会民主党将是一个没有心脏的政党。没有了歌谣和战斗歌曲--90年来，它们已经长入我们的心中，也许、但愿明天能得到新的和及时的补充；没有了同志般的'你'；没有了有联系的、约束性的'同志'的称呼，这样一个政党就是没有血液的政党。"
失败没有让社会民主党改弦易辙。1954年7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序言》依然坚称："十九世纪之际，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社会主义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在进行奋斗中，社会民主党将决不抛弃它的特点和传统。""我党必须经常记住那些斗争中的无数牺牲者，以及他们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倍倍尔和舒马赫。""共产党人无权宣称他们是社会主义传统的继承人。"当然，没有人有权利强迫社民主党改道前行。
社会民主党依然可以走自以为是的独木桥，但是这种我行我素并没有让它赢得更多的选民支持。相反，在1948-195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仅失去了30多万名党员，而且党还面临着老龄化的威胁。与此同时，联邦德国在社会民主党的唱衰声中走向繁荣，德国工人的境况日益改善。世界在谈论"德国奇迹"。可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愿承认这一切。在他们眼里，经济奇迹只是"所谓的"，穷人日益陷入极度贫困之中，而即将到来的灾难性危机不可避免。
然而，自1949年阿登纳当上联邦总理起，在联邦德国连续20年都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人担任此职。这种地位不是自封的。1955年9月，阿登纳应邀访问苏联。赫鲁晓夫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就说："我记得他曾问过我：'赫鲁晓夫先生，你认为德国工人会投社会民主党的票吗？不。他们中的大多数投我的票。'不幸的是，那是事实。"在1957年的联邦议院选举中，联盟党获得了超过50%的选票，这在德国议会选举史上算是破了纪录。第三届联邦议院497席中，联盟党占270席，整整多了社会民主党101席。联盟党头一次在联邦议院成了绝对的多数派。
在基民盟执政的这前20年里，不仅仅是像艾哈德期望的那样，蛋糕做大了。毕竟，蛋糕做大也可以跟巧取豪夺，跟公义缺失联系在一起。圣奥古斯丁说过：没有公义的王国就像一个强盗团伙。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政府并不只是两眼盯着如何做大蛋糕，它也关心工人的奖金福利。阿登纳的新政府在德国恢复了医疗保险、事故保险、养老金保险、矿工社会保险和失业保险。在1953年、1957年和1961年全国选举之前，阿登纳政府每次都使议会同意大增社会保险支出。以致于反对党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只能说："我们将做同样的事情，不过我们将做得更好。"
三、社会民主党的转折
孤芳自赏没有出路。毕竟，在联邦德国不是拳头里面出政权，少数人可以通过暴力控制多数人民来获得和维持统治地位，而是点人头数选票，选票里出总理、出联邦议院议员、出总统。在一个社会已经发生分化，选民中工人不占多数的民主国家里，如果不考虑各阶层的利益，德国社会民主党依然固守以工人阶级为对象的社会主义纲领，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市场经济，硬要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没有执政希望的。道理很简单，你不"贴近人民"，"人民"也不会把选票投给你，而你也不能说"人民"觉悟低，用刺刀、警棍和监狱强迫他们跟你走。1957年大选的失败，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10年的冷板凳，社会民主党终于扛不住了。它不想再坐冷板凳了。
1959年11月，社会民主党通过哥德斯堡纲领，340名代表中只有16人投了反对票，它放弃了最初的社会主义目标，决心"使工人党变成全民党"。在这个纲领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声称，"自由选择消费和自由选择就业岗位是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基础，自由竞争和雇主自由地发挥其主动性是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此外还提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有权得到保护和促进"，"农民对土地的私人占有应予以肯定"。
哥德斯堡纲领提出，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党"，"是由具有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反对任何专政，反对任何极权的和权威的统治"，表示"信奉民主，即国家权力来自人民，政府随时对议会负责并且意识到必须得到议会的不断信任"，"希望在平等的条件下同其他民主政党进行竞争，以赢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认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必须分立"，"拥护包括市民自治在内的地方自治的原则"，报刊、广播、电视和电影，"必须能够自由地、独立地随意到各处收集资料，并进行加工和传播，并且在自己负责的前提下形成和表达自己的意见"，"法官需要保持外部和内部的独立性，以便以人民的名义只为法律服务"，"大学的自由和独立不应受到侵犯"。
倘若对照德国社会民主党1925年的《海德堡纲领》，读读其中诸如此类的表述--"无产者的数量愈来愈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残酷"；"工人阶级的目标只有通过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成社会所有制才能实现"，这哪里只是一星半点的修正，更像是脱胎换骨的根本决裂。此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其说跟倍倍尔或舒马赫时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血脉相连，不如说与基督教民主联盟显得更面目相似。以致于激进的"左派"认为，《哥德斯堡纲领》是对社会主义传统的背叛。对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德国社民党主席奥伦豪尔是这么自圆其说的："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作为我们1959年原则性声明的基础，那是最反马克思主义不过的了……假如我们还坚持这些观点，用不了多久我们便成了一个必将消亡的宗派。"
对社会民主党来说，这一转变是革命性的，以至于观察家俏皮地讽刺社会民主党这是"极力想成为前所未有的最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这话不无道理。社会民党与基督教民主联盟两党之间的差异，更多是具体政策上的分歧，而不是制度认同上的水火不容。他们所依托的，是同一种宪政框架，同一种政体。
没有这一框架，就不可能有"讲良心的资本主义"。倘若大名鼎鼎的西门子公司污染了河流，它给艾哈德打声招呼，这位联邦政府的经济部长一个电话，就可以让记者封口，媒体噤声，法官枉法，这样的资本主义会"讲良心"么？同样地，征收遗产税、实行累进税制等，可以是促进社会公平的一种手段，但也完全可能是借社会福利或社会公平之名，行横征暴敛之实。
哥德斯堡纲领之后又是10年。1969年，社会民主党人才首次出任德国总理。虽说在战后，联邦德国不仅社会的贫富差距在发达国家里头最小，而且是最为发达的社会福利国家，但要因此就说德国实行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并不准确，而是陷入了主义思维的怪圈。其实，包括勃兰特在内的社会民主党人的上台，并不意味着"有良心的资本主义"的终结。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党的目标而已。比如，在1959年的纲领中提出，"建立一个符合民主社会主义基本要求的社会和国家"。
*维利·勃兰特（1913年12月18日－1992年10月8日），德国政治家，1969年任联邦德国（西德）总理。
所谓"社会民主党人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说法至少在德国是不成立的。它有悖于一个共和国的政党政治的经验，夸大了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力。
无论社会民主党人执政还是在野，联邦德国都不是，并且也不可能是完全按照一党的愿景前行。从1949年到1969年，联邦德国通过的2395项法律，其中由联邦政府提出的法律草案占了76%。虽说不能低估社会民主党作为反对党对这些法律的影响，但是更不能否定执政的联盟党的作用，更何况，即使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当了总理，也不可能全都推倒重来。即便是施密特从1974至1982年连任八年德国总理，他既不会，也不可能让全德国人民万众一心地坚持民主社会主义。
事实上，不仅社会民主党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跟总理职位无缘，而且社会民主党人迄今为止担任总理的时间，也远没有基督教民主联盟那么长。勃兰特、施密特和施罗德三个人加起来，总共只有20年。其余时间都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人当总理。总不能说基督教民主联盟也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应声虫或傀儡吧？
其实，社会民主党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中的那句"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实现"，已经道出了问题的要害，即要"通过民主"。至于整个德国"通过民主"具体变成了什么样子，不是某个人或某个政党的意志所能够主宰得了的。在这样一种"民主"框架下，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会演变成什么样子，那是这种"民主"运行的自然结果。作为联邦总理，艾哈德可以在1963年10月18日的施政演说里讲："作为联邦总理，我保证将社会市场经济政策进行到底。"但是他无法夸口坚持社会市场经济政策一百年不动摇。
在这种环境里，你认为国民"先进"也好，"落后"也罢，要想上台，都得尊重选票的力量。自封为先知先觉，如果选民不理睬，那也只能是自娱自乐，曲高和寡。当青年社会民主党人依旧信奉社会主义的传统信条，主张把重工业、大银行和保险公司收归国有。总理施密特就在汉堡对他们说："你们的布道差不多把教堂里的人都赶跑了。"
这从制度上遏制了极端主义的生存空间，使得一个人或一个政党的极端教条或信念，不足以演变成对整个国家的祸害。正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托玛斯·迈尔所言："民主使每一次社会改革的程度都能与多数人的觉悟水平和经验水平相适应。它保证改革步骤能与有关的人们的意愿保持一致。民主防止违背人们意愿的倒行逆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环境里，只要大多数人没有疯狂，无论"不讲良心的资本主义"，还是不讲良心的别的什么主义，都难以大行其道。
图书简介：
历史上，大国怎样崛起，如何衰亡，跟其政体息息相关。
作者以史实为依据，论从史出，落笔谨慎，在细致分析了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四个典型大国从建国到二十世纪的发展历程后，找到了大国兴衰与权利制约间的定律：各种政体的国家都可以兴起，也都可能衰落。但是，至今兴盛不衰的，只有共和政体。至于专制政体，自拿破仑战争以来，200多年过去，其寿命还没有超过80年的。为什么？因为犯错。无论内政外交，各种政体都会犯错。但是，在共和政体中，权力受到制约，很难一条道走到黑。专制政体缺少权力制约，错而难改，一错再错，难免衰亡。这就是说，权力因不受制约而短命。进一步说，权力越不受制约，就越短命。再进一步说，随着演化速度加快，出错概率提高，权力越不受制约，寿命就越短。
目录：
001 / 一个人和一个共和国
019 / 美国的文官统治
036 / 宪法这头狮子
052 / 帝国崛起病
070 / 跛脚的进步
092 / 穿制服的蛇
108 / 好师傅、糟徒弟
126 / 惹不起的儿子
143 / 戈培尔的锦囊
159 / 希特勒的军队
170 / 法西斯的名声
189 / 联邦德国的奇迹
202 / 英国的两次分家
219 / 腰包里的大国特性
232 / 须小心看待的力量
260 / 创造怎样的世界
277 / 代后记 看他楼起楼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