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是一个相关联的概念。
1978年改革开放，1992年的市场化改革，2001年加入WTO，中国逐步从小农经济转变为工业国家占主导，有“世界工厂”之称，中国经济和世界的经济紧密相连、密不可分。2011年中国GDP位居世界第二位，显示出改革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这些成就很大程度不能不归功于我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这也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所在。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认识到，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的逐年上升，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巨大威胁和挑战。很多制造业工厂逐步迁移至印度、印尼等人力成本较低的国家，甚至还有工厂重新迁回美国，寻求企业创新。我国以制造业为主体的沿海地区、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劳动力人数的逐渐稀缺，劳动力逐渐回流至中部和西部地区。这一切显示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刘易斯对自己提出的刘易斯拐点定义分析，我国经济学家将这以理论中国化。我国经济学家蔡昉最早提出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出现，其他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对中国近年来的劳动市场变化分析得出，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处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之间。
更深入的有经济学家针对此现象，用数学模型预测出我国刘易斯第二个拐点出现的大致时间为2026-2030年前后。遗憾的是，此模型没有将人力资本投入纳入其中。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财富的源泉的是土地、资本、劳动和技术。之后不同的经济学派对此各有补充。比如制度经济学派提出制度也是财富的源泉，劳动经济学则提出人力资本投入也可以加快经济的增长。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起，到现在的高新技术技术不断更新。可以看到，一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力资本投入密不可分。
美国经济学家曼昆、罗默和韦尔在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中指出，生产函数中实物资本、非熟练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要素份额各占1/3。我国经济学家针对我国的现状，通过数据分析指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重大。由此可见，人力资本投入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之一。
根据经济增长模型，我们知道影响劳动力需求数量的关键是，人力资本投入增长率和人力资本产出率的变化。也就是说二者弹性大小将会影响劳动力需求数量，进而影响我国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到来，即人口红利的消失。
从我国现阶段教育投入和产出的状况，对比发达国家的教育投入和产出，可以知道我国的教育还处在一个初步阶段。即人力资本投入还处在上升阶段，同时边际产出也处于上升阶段。也就是说，即使保持人力资本投入不变，我国的劳动需求数量比没有人力资本投入需求将会少一些。如果增加人力资本投入，则实际的劳动力需求数量会更少。也就是刘易斯第二拐点到来会延缓，即人口红利消失会延缓。
当然，从其他方面也可以延缓人口红利的到来。比如：逐步取消城乡户口差别，实现土地私有化；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推动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提高技术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