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万物之灵长。人口理论与政策，兹事体大。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马寅初提出，由于我国人口增长与工业化、粮食增产之间存在着矛盾，需要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在“大跃进”的前夕，“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舆论环境下，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口诛笔伐，导致其后中国的一轮人口急剧增加。后来有人评论说，“批错一个人，多生三个亿”。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人口政策却出现了一百八十度大转折，从此实行了长达四十几年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最近十几年，又发生一次大反转，鼓励生育和人口增长的主张重新占了上风。一些专家包括经济学家呼吁，人口和劳动力供给下降，不利于收获人口红利，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因而要鼓励人们多生，增加劳动力供给。与此同时，人口政策也出现了转向。从二〇一六年一月开始，双独二胎政策全面实施，全面放开生育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鼓励生育和加快人口增长，是对还是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无法做出明确判断。但是，对于一些经济学家关于人口问题的观点，我却有话要说。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说，重要的是必须承认一加一等于二。只要运用最基本的常识和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加以分析，就可以断定：以加快人口增长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是错误的。

人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不是被收获的红利

人是经济增长的目的，还是经济增长的手段？这是经济学的“元”问题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说过：“从事经济研究，是为了使世界成为普通男女过好日子的地方。”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是改善人们的生活，而不单纯是为了财富的增加，是每一个通晓事理的人都明白的道理，也应该是经济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在一个时期内，仅仅从经济增长的需要来考虑人口的增长问题，把人当成经济增长的手段，而不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似乎成为一种传统，一种天经地义。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劳动力和资本一样，不过是经济增长的一种要素。把科学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较高劳动技能和科技素养的劳动力更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因此，重视教育发展，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和科技素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需要，而不是人本身的需要，也不是一个社会应有的追求。随着新古典经济学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我们事实上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经济思维。长期以来，提高人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不再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不过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此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可是不对呀！一个社会或者一个政府不是企业，不能把增长速度和效益等经济指标作为最终目标函数来追求。

经济学其实具有悲天悯人的高贵传统。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最先揭露了圈地运动的后果，把这种现象叫作“羊吃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也是出于悲天悯人而进行的理论探讨。马克思一方面对资本主义取得的巨大的生产力进步予以高度评价，同时出于人道主义立场，指出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从头到脚“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强烈谴责了只顾经济增长和资本家发财而罔顾劳动者健康与贫困的经济现象，预言不改变这种状况，资本主义就会自掘坟墓。正因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人道主义光辉，他的理论虽然一直遭到西方学者的攻击，但人们对他一直抱有应有的尊敬。应当说，西方理论家和政治家读懂了马克思的理论，一百多年来一直在努力调试经济增长与劳动者利益的关系。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古典资本主义的样貌，就对劳动者利益的顾及而言，毋宁说许多国家的经济制度已经包含了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把就业当成首要经济工作目标，从二十世纪初就开始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固定资产投资所占比重远远低于居民收入。现在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一般为20%—25%，经济发展阶段比较落后的印度，这个比重也只有27%，而我国二〇二二年投资占GDP 的比重却高达47%左右。

發展经济学早就发现了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带来的问题，并对这种经济思想进行了批评。发展经济学明确区分了增长和发展，指出有的情况下是有增长，无发展，只能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或者满足决策者的好大喜功，并不能带来居民生活的真正改善和社会的真正进步。劳伦斯·克莱因就指出过，生活品质的实质性提高，比GDP的增加更有意义。虽然发展经济学的上述观点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接受，但许多国家的政府依然对GDP的增长念念不忘，情有独钟。凯恩斯曾说过，人在四十岁以后就很难再接受一种新的思想。由于增长经济学比较早地传入我国，对人们的影响仍然不可低估。

如果把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视为当然前提，人们就不应该为了收获“人口红利”、促进和保证经济增长，一味鼓励生育和人口快速增长，而应该更重视劳动者收获“劳动红利”，包括改善就业状况，提高劳动者收入，改善劳动者福祉，抑制人口过快增长。

单纯的经济分析表明，人口增长放缓、劳动力市场上供给的相对紧张，对劳动者是有利的。劳动者收入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人口增长率下降、劳动力供给偏紧，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必然消失，而“劳动红利”即劳动者收入更快增长必然出现。这对劳动者是好事，人们要尽快习惯和学会接受。改革开放以来的前几十年，我国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社会财富总量迅速增加，但劳动者工资水平提高和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为居民充分共享。根本原因是我国原来人口数量巨大，特别是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待从农业、农村中释放出来，在很长时间内存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在劳资双方的博弈中，劳动力的提供者处于弱势地位，不得不接受较低的工资和收入报酬。近年来，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转移和人口增长率下降，劳动力市场上发生了有利于劳动者的变化，有些地方和时段还出现了“民工荒”“招工难”现象，劳动者的话语权变大了，农民工和整个就业人群的收入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今后这种现象还会持续。中国的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已经为经济增长做了几十年的贡献，今后使他们更多地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生活处境改善快一点，无论从经济逻辑上还是从社会伦理上，都是应该的，是合情合理的。

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没有必然联系

离开经济学的“元”问题，回到人口增长及劳动力数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鼓励生育、加快人口增长以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张，也没有抓住经济生活的真实逻辑，是一种低级错误。

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都说明，人口绝对数量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纵观当前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人口大国未必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口小国经济发展水平未必低。无论是看总量，还是看人均财富状况，都是如此。二〇二二年，美国人口为三点三三亿人，GDP为二十五点七四万亿美元；日本人口为一点二五亿人，GDP为四点二三万亿美元；以色列人口为九百五十九万人，GDP为五千二百二十亿美元；新加坡人口为五百六十三万人，GDP为四千六百六十八亿美元；中国人口与印度数量差不多，而中国GDP为十八万亿美元，印度只有三点三八万亿美元。

近十几年，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逐年下滑。发达国家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3%—4%，大家就会额手称庆，在我国则会出现诸如失业、财政收入不足等问题。过去的情况是，经济高速增长就像一床锦被，掩盖了一些问题，这几年经济速度降了下来，很多问题都冒了出来。所以，应该加快扭转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状况。但是，试图用增加人口和劳动力供给来治愈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病灶，却开错了处方。一些专家学者之所以大声疾呼要放开生育、提高人口出生率，主要是因为对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的认知有问题。他们把中国经济高速持续增长归结为改革红利、资源红利、人口红利等各种红利。其实好的经济学家都会正确地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真正红利，归根结底只有改革红利。我们历来说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改革开放前，由于传统計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这些资源只是潜在资源，而不是现实的经济资源，只能在那里沉睡，因而经济发展很缓慢。中国的变化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是改革开放和制度的显著改进，使潜在资源变成了现实的经济资源，才带来了一波经济发展的高歌猛进。所以，要促进中国经济继续稳定持续发展，关键是要真正贯彻落实中央的大政方针，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扩大对外开放，而不是寄希望于增加人口和扩大廉价劳动力供应。只有这样，才能抓住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要害，才能理解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本质。

追求一时的经济快速增长易，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发展难。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取决于一个经济体的韧性。从当前的形势看，中国经济增长难以主要依靠投资拉动了。因为投资的持续增加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市场需求不成问题，二是可以以较低代价不断获得先进技术。目前这两个条件已经不具备。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投资最终要受到需求约束，随着基础设施逐渐完备，投资刺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逐步衰减。同时，到了一定阶段必然出现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投资收益逐步递减的情况，出现过度投资和无效投资问题，会进一步削弱投资能力。有学者研究表明，目前我国财政投资的“乘数效应”已不明显，财政投资一百元甚至不能有一百元的产出。那么，靠增加人口能否填补投资不足留下的缺口，促进经济增长？恐怕不行。在经济增长趋缓、收入不升反降的情况下，增加人口，只会把大饼摊薄，降低人均生活水平，而不会增加社会消费需求总量。再者，劳动力成长是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很难在短期内增加劳动力供给，获得人口红利。为今而计，变主要由投资拉动为消费拉动，是增强经济韧性的明智选择。理论和现实都表明，经济增长建立在国内消费需求扩大的基础上，比依靠投资拉动更有韧性。因为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更坚实的基础。已有学者研究指出，当前居民收入每增加一百元，可以产生三百元的总需求，收入乘数效应可达三倍。我们应当进一步树立经济增长是手段、人才是增长的目的的观念，借鉴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做法，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增加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国内需求和市场规模。同时围绕满足居民需求，研究开发适合居民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使得大部分消费需求可以在国内得到满足，避免需求大量外溢，为经济稳定、持续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经济场景已经转换，再度收获人口红利的期望必然落空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可是中国经济已经不是原来的中国经济，靠人海战术，已经不能起到原来的作用了。换句话说，现在已没有可能靠收获人口红利来拉动经济增长。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经济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成为经济工作的主线。显然，主张放开生育、提高人口增长率，以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观点，依据的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前三十几年发展阶段的状况和特点，没有看到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带来的根本变化，是静态分析和研究的结果，已经大大落后于真实的经济世界。在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实现经济新发展，更重要的不是增加人口和劳动力数量，而是加快提高人口和劳动力质量。或者如一些学者所说的，下一轮中国经济大发展和更好发展，要靠第二次“人口红利”—人口质量的大幅度提升—或称“工程师红利”。

由“人口红利”向“工程师红利”转变，体现在劳动力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

改变主要依靠增加各类资源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意味着要走集约型、质量效益型的发展道路，必须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在产业结构方面，更加注重发展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高的产业；在各产业内部，重视由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上游向高端、下游迈进。显然，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趋势是，科技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企业将逐渐减少，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和企业将逐渐增多，并将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逐步走上资本技术密集型发展道路。这个转变能否完成，主要取决于劳动者整体教育和技术水平能否从根本上得到提高，经济转型升级所需要的高素质人力资源能否得到充分供应。可以看出，即使单纯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面对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要求，一味强调人口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忽视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就没有抓住人口和劳动力问题的关键，也没有抓住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关键问题。

干最累、最脏的活，流最多的汗，挣最少的钱，是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写照。在改革开放早中期，由于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很大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处于事实上的失业状态。与窝在农村比，出来打工挣一份比较低的工资，对于农民工来说也是合算的。农民工可以接受超强度劳动，可以忍受恶劣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然而，事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三、第四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祖父和父辈已经不是一样的人。“九〇后”、“〇〇后”的农民工，是在国家发展速度最快、财富增长速度最快、生活水平提升幅度最大的时期长大成人的，生活相对优裕，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强烈期盼改变贫穷状况，只要给钱，什么活都干。他们有的从小就和父母一起生活在城市，知道城市人是怎样生活的，有着要和城市人一样工作和生活的强烈诉求，不接受与劳动付出不相称的低收入，不接受一天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间，不接受烈日骄阳下的挥汗如雨，不接受粉尘弥漫等有害工作环境。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将不再批量提供纯体力劳动者，将来的农民工能够接受的也是类似于操作机械一类的工作，并且要得到相应的收入。鼓励人们多生育，增加劳动力供给，像原来那样继续收获人口红利，由于场景已经转换，这样的期望必然落空。倒是一些企业家对劳动力供给走势比较敏感。比如我做董事的建筑企业，正在推行建筑工业化。现在已经有不少建筑工人在工厂上班，在车间工作，制作预制件等不少工作已经远离建筑工地。建筑现场不少工人的工作是操作机械，把各种预制板块组装成桥梁、大楼等，一改原来烈日寒风中几百上千人挥汗如雨、哈气成霜，埋头和泥、砌砖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