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原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对宋史研究尤有卓越成就。1998年1月10日，91岁的邓广铭先生度过了他将近一个世纪的坎坷人生，离开我们而去。凡是知道邓先生的为人和业绩的，无不感到深沉的哀悼和痛惜。
1957年秋天，我调到《光明日报》工作以后，很快就同邓广铭教授相识。当时他在北京大学授课，又兼任这个报纸专刊之一《史学》双周刊的主编。此后十年间，曾经在业务上有过不少接触。邓广铭先生的博学明辨，论必据迹，无曲学以阿世的史识与史胆，给笔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光明日报》作为一张为知识分子服务的报纸，根据知识分子的兴趣和我国近代报纸的传统，创办了几个学术性专刊。这些深受知识界欢迎的专刊，构成《光明日报》的一大特色。那时，经常出版的专刊就有《文学遗产》《史学》《哲学》《经济学》以及《文字改革》《民族生活》。这些专刊分别邀请社外学术界知名学者组成编辑委员会，负责专刊的编辑工作。
《史学》专刊始创于1953年4月4日，是《光明日报》版面上出现较早、出版最久、订户数目最多的专刊。《史学》编委会由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三方出入组成，范文澜、翦伯赞先后曾任编委、主编，编委会委员先后有陈垣、荣孟源、邓广铭、向达、邵循正、杨人?、白寿彝、谢琏造、田余庆、汪?、陈振飞等。编委会的工作，经常得到郭沫若、吴晗的关注。《史学》专刊初时由三单位各出一个编委为执行编辑：近代史所为荣孟源、北大为邓广铭、北师大为白寿彝。到1964年前后，谢琏造接替荣孟源，陈振飞接替白寿彝。三家执行编辑，一家负责一个月的主要审稿和版面工作。报社收到的史学稿件，集中后送交当月执行编辑，他们三位每周三集体研究一次。当时报社还住在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大街)接管原《世界日报》旧址，物质条件极其困难，印报用的是从上海旧《时事新报》接管的已经用过30年的一部“老掉牙”的轮转印报机；办公房屋更是简陋，拥挤不堪。偌大一个报馆，竟然无法为《史学》专刊提供一间开会、审稿用的办公室。后来轮到由北大执行编辑负责审稿的月份，邓广铭建议将办公地点移到北大历史系的一间办公室里，不料他们二人都不肯来。经过范文澜与翦伯赞商洽，《史学》的编辑工作改由北大历史系专负其责。最后即由翦伯赞选定北大古代史教研室的汪?和近代史教研室的陈庆华、张寄谦在邓广铭领导下负责《史学》的编辑工作。前后十多年间，邓广铭自始至终参加《史学》编委会的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戚本禹以“改组”《史学》专刊的名义，派了五个人进驻报社，夺了邓先生《史学》主编的权，很快就把这个专利搞垮了。
邓广铭主编的《史学》专刊，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多次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推动史学界的学术争鸣。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如何正确评价曹操的讨论。“双百”方针是为促进艺术繁荣、科学发展而提出来的，是党领导科学和艺术的正确方针。但在执行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经历了许多坎坷、曲折和磨难，未能保持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当时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影响，知识界许多人心有余悸，整个学术界空气沉闷，万马齐喑。1959年2月间，报社编辑部和《史学》专刊编委一起研究，首先选择关于曹操评价问题作为突破口组织讨论，作一次开展百家争鸣的尝试。这次讨论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在学术界反应强烈。就像邓广铭先生说的那样：“曹操是个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参加讨论的写稿者不仅有历史学者，而且有各个行业的人。那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讨论曹操的文章投寄到《光明日报》，有的稿件在正版发表，大部分在《史学》刊出，可谓极‘一时之盛’。”(本文所引邓广铭的话，均见其《回忆“文革”前的〈史学〉专刊》一文，载《光明日报四十年》)。这次讨论冲破了学术界的沉闷空气，并且引发了关于历史人物评价、农民战争评价等一些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的讨论，增强了报社编辑部的《史学》专刊同史学界的联系，在读者中有比较强烈的反响。《史学》专刊持续办了14年，组织了多次学术讨论，发表了不少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文章，对于繁荣我国学术研究，推动历史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不断改进、持续出版这个专刊的过程中，邓广铭先生是付出了大量心血和辛劳的。
邓广铭毕生治学，终身执教，桃李满天下。他在主持《史学》专刊编辑工作中，也非常重视培养人才。《史学》专刊先后联系了不少青年作者，他很细心地处理他们的来稿，鼓励他们在参加学术讨论的实践中锻炼，为史学界培养了不少年轻的专家学者。而今有些已经出名的史学专家，他们的研究工作是从《史学》专刊这块园地上起步的，他们的科研能力也是在历次学术讨论中受到锻炼的，他们是在《史学》专刊上崭露头角而后得到社会重视的。《史学》专刊起到了培养一批史学专家的作用。邓广铭先生曾经深感欣慰地谈到这一点：“编辑《史学》专刊，虽不是我们的专职，但我们对于外来稿件的审阅、去取，却都是严肃认真的。我们决不以投稿人知名度之高低决定稿件之采用与否。因此，有好几位青年史学工作者，他们的第一篇论文是在《史学》专刊上刊出的，而且是在《史学》专刊上先后发表了几篇论文之后受到鼓舞，奋力前进，成为史学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这类事，也常常被我们引以自慰。”
我在光明日报社工作的十年间，国内外风云变幻，烟雨莽苍，党内风波迭起，政治运动接踵而来。自从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舆论导向经常偏离正常轨道。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完，全国报刊开始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一些代表人物进行过火的批判。这个时候，学术批判搞成了政治运动，声势压人代替了分析说理，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极左思潮进一步发展，不但严重地影响报社编辑工作，也给专刊的编辑工作造成很大困难。本来，像《史学》、《文学遗产》这样的专刊，文章内容多与现实距离遥远，在一些政治运动中可以超脱一些，应该允许和正版有所区别，也不应该与其他专刊强求一致。可是，政治运动一来，总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而当强劲的极左思潮凶猛袭来，势若狂风暴雨，铺天盖地，整个知识界“在劫难逃”，所有专刊也都陷入困境。
由于形势发展迅速，瞬息万变，舆论导向往往朝令夕改，难以捉摸。加以当时清规戒律甚多、报社编辑部与专刊编委会难以及时通气。遇事即要求专刊和正版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而对上边来的指示，常受“纪律”限制不能告诉专刊编委。致使专刊编委蒙在鼓里，难辨动向，造成编辑工作上的严重困难。邓广铭先生说：“尽管我们要坚决贯彻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原则，但我们同时也很同意翦老的一个意见。翦伯赞老说：史学研究要为政治服务，但不能为政策服务；如果跟政策跟得很紧，我们的编辑工作有时将会陷于被动。事实也正是如此，《史学》是《光明日报》的专刊，是要由光明日报社最后把关的，而《光明日报》却是不能不为政策服务的。我们经常发现，我们安排的《史学》版面，到印在报上时，有些文章位置却有了改变。”以后在“让步政策”的讨论和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也都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当我读到邓先生这段话的时候，深感歉疚。
邓先生为他最后出版的著作《邓广铭治史丛稿》所作的自序中，曾引章学诚所说的“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察之功”这两句话，用以概括他毕生的学术追求。他在生前所作撰述，力求“抒一独得之见，标一法外之意”，而绝不“奄然媚世为乡愿”。半个世纪以来，邓先生正是本着这种科学精神，在宋史研究中披荆斩棘，一往无前。对于宋、辽、金对峙时期的一系列存在争议的重大问题，力排众议，经过精细的“考察之功”，提出具有远见卓识的“独断”。例如40年代后期写的《释“拐子马”》、50年代写的《论赵匡胤》，以及他的专著《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王安石——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岳飞传》等等，都是厚积薄发、穷形尽相之作，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把这种富有创见、旗帜鲜明、坚持原则、毫不含糊的治学精神，也运用到专刊的编辑工作中。遇到认为不合情理的事情，不苟且，不暧昧，不肯违心相从、随波逐流。如在全国报刊上普遍开展的“清官”问题的讨论，他对当时流行的那种认为“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论调是不赞成的。尽管他“所听到的‘小道消息’，仿佛有一个未见诸明文的高级指示在那里起指导作用”，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对于这场讨论采取“不介入”的态度。按照他的说法：“对于这种论调，我们一直是跟不上的，因而在《史学》上便没有刊出批清官的文章。”他在当时那样严峻气氛中这样做，是需要拿出很大勇气的。其后如像“让步政策”问题等一些学术讨论，他对那种片面、武断、无原则的一边倒现象，总是十分反感，嗤之以鼻的。
及至批判《海瑞罢官》事件，邓广铭和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对于姚文元无限上纲，罗织诬陷的卑劣手段深恶痛绝。这时极左思潮已居全面统治地位，任何报刊已经难以抗拒这场来势汹涌的风暴。再要坚持原则，独立思考，已无可能。邓先生说：“有一次，我们北大历史系教师座谈整理后交翦(伯赞)老去看，他认为会上的发言都是批判吴晗的，一面倒，过左了，最好不要刊出。当我们把整理稿送交报社之后，报社却又认为发言的都在维护吴晗，太右了，也不肯采用。这次的座谈会记录终于未能见报。”对这一点，他在以后无限感慨地说：“在缺乏科学和民主的政治环境下，不但办报困难，即使办一个学术专刊，也是同样会遭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艰难险阻的。”这也是笔者和我们编辑部许多同志都有同感的。
《光明日报》的多数专刊是受读者欢迎的。美中不足的是，多数专刊学院气氛较浓，有些读者不满意，报社编辑部未能及时协同各编委会研究改进。到了1958年，“大跃进”一来，全国上下，热气腾腾，报社来稿增多，版面紧张，报社内外都有停办专刊的意见。当时，我到报社不久，对有关情况不甚了了，对此问题也未认真研究，加以受到当时“左”倾思潮影响，是年10月，报社编委会未作慎重考虑，未与各专刊编委会协商，曾单方面决定停办全部专刊，并于10月25日在报纸上登出《本报五种专刊停刊启事》，宣布自11月起全部停刊。当时毛泽东主席正在郑州开会，看到了这个启事就说：“《光明日报》的副刊如《哲学》、《文学遗产》等，应继续办下去，不要停刊。”还说，他看《光明日报》就是看这些副刊。他让吴冷西同志写信把这些意见转告给我。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进行了讨论，认为原来匆忙作出这个决定是不慎重、不严肃的，因而是错误的。当即决定：由报社编辑部一面向各专刊编委会传达毛主席的意见并作自我批评，同时商谈专刊继续出版的有关问题；一面指定专人草拟一份纠正上述错误决定的新启事，公告读者。邓广铭先生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脾气耿直，他对报社诸如此类的不当作法本来窝一肚子火。但他顾全大局，体谅报社的困难，继续按期编发稿件，使《史学》专刊得以不间断地继续出刊。对邓先生的热心支持，我和报社同仁深受感动。
邓广铭教授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是治学精深严谨、领域宽广的宋史研究的一代宗师。他所撰述的一系列宋、辽、金对峙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论文与专著，都是有鲜明特色，极富创见的传世之作。早在40年代，陈寅恪先生为邓先生撰著《〈宋史·职官志〉考正》所写的序中，就称赞“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又说“其神思之缜密，志愿之果毅，逾越等伦。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宋史·职官志〉考正》和《〈宋史·刑法志〉考正》两部著作及先生所写其他一系列开创性的论著，还曾被人称作“《宋史》成书六百年来的第一次认真清理”。回顾邓广铭教授半个多世纪宋史研究的累累硕果，令人愈益叹服陈寅恪先生独具慧眼。
在精进不休的学术研究的同时，还拨冗热心于传播学术知识的学术专刊的编辑工作，这是邓广铭先生一生中不同于一般学者的地方。早在30年代在北大读书时，他就参与为天津《益世报》主编《读书周刊》；40年代在重庆又主编过《读书通讯》；抗战胜利后又做过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的执行编辑；50年代起为《光明日报》主编《史学》专刊。一个学富五车、享誉海内外的宋史权威，却能在研究与教学之余躬身于报刊的编辑事务，这是他奉行“文以益世”古训的最好说明；也是他坚持学术研究为推动社会进步服务，把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教材，以报纸为阵地，向读者传播科学的历史知识的具体实践。在他为《光明日报》主编《史学》专刊的十余载中，能与他合作共事，作为一个老报人，笔者是永远不能忘怀的。感谢他为《史学》专刊所做的一切。
（《炎黄春秋》1999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