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6年5月中国大地上刮起“文化大革命”的飓风，中央文革小组住进钓鱼台后，这里就不再是往昔那座平静安谧、妩媚可爱的园林了。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于1966年5月初住进钓鱼台的时候，大都住在15号楼。初时未设办公室，只有从中央联络部调来的矫玉山一人作秘书，忙得几乎24小时不停地连轴转。6月末又从马列研究院调来王广宇作秘书，仍然忙得难有喘息的工夫。其后陆续又调进来一些人，开始形成办公室。后来，调来的工作人员逐渐多起来，15号楼难以容纳了，7月初将办公室搬往11号楼。
7月中旬，江青从上海回到北京前，办公室又从11号楼搬到16号楼。中央文革小组陆续占用了这座国宾馆的7座楼房。17号楼的小礼堂和大会议室也经常为中央文革小组使用。
◇ 最无政府、最无章法的地方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内部关系也是矛盾重重，充满错综复杂的争斗。作为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它是我所见到过的最无政府、最无章法的地方。
陈伯达虽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并无实权，凡事都得看江青眼色。江青依仗“第一夫人”的名分，经常在各种场合声称“我代表毛主席”，处处挟持陈伯达。每逢小组开会，不管原定几点钟开会，如果江青还没有来，陈伯达就和大家等着。江青到了，陈伯达马上宣布“开会”，接着就是江青哇啦哇啦，讲个没完。如果陈伯达和她有了分歧，江青就叫会议停下来，拉着陈伯达到隔壁房间去“打通思想”，其他人包括“顾问”康生，都只好耐着性子在会议室等着。直等陈伯达被“打通”了回来，会议才能继续进行。
在这个小组里，好多事情都不成体统。例如最得江青宠信的小组成员戚本禹，上窜下跳，全无章法。江青要整什么人，到田家英处抄家，诬陷邓拓为“叛徒”，在报刊上批判刘少奇，在群众中散布“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煽动中央办公厅造反派在中南海围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并去抄家，带领造反派在中南海门外安营扎寨“揪刘少奇”，在外交部门口聚众寻衅揪斗陈毅，都叫戚本禹去打头阵。江青在小组里要整什么人，也是戚本禹先放炮。他为江青立了“功”：戚本禹在《红旗》杂志发表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中，诬陷邓拓是“叛徒”，5月16日各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第二天晚上邓拓就含恨离开人间……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刘志坚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又是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在一次会议上，刘志坚反映1966年11月8日军队院校学员冲击国防部大楼的情况时，坐在旁边的小组成员戚本禹竟然粗暴地打断他的发言，拍着桌子漫骂刘志坚“胡说八道”。刘志坚据理驳斥，说：“我讲的都是事实，你们不信可到现场去调查。”戚本禹继续纠缠，无理取闹，江青不但不制止戚本禹如此粗暴地打断别人发言，反而指责刘志坚，说：你是老家伙，为什么跟年轻人吵！他是我们“中央文革”的造反派，他可以造你的反！由于江青的怂恿，戚本禹越发得意忘形，直至发展到异常狂妄的程度。
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不同意见和争论。由陈伯达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过程中，刘志坚和王任重等就提出过一些重要的不同意见，但都没有被采纳。如在《决定》第四条“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中说：“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刘志坚在讨论中曾经建议删去“不要怕出乱子”、“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那一段话。他认为这是毛泽东过去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的话，现在引用，搞得不好，“造反派”就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拿当年贫苦农民对待恶霸地主的办法，来对待他们本单位的领导干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陈伯达还是坚持要写上。陈伯达说：要革命就不能怕乱，毛主席的话没有过时，“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文质彬彬。因此，刘志坚的意见没有被采纳。这个《十六条》的草稿原来有二十三条，经陶铸、王任重、张平化等人参与修改为十五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小组讨论这个文件草稿时，刘志坚基于“部队无论如何不能乱”的思想，提出要对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作出某些特殊规定，做些必要的限制，以利于部队稳定。这个意见多次遭到江青、陈伯达一伙的反对，刘志坚据理力争，坚持加上这一条，又得到周恩来、陶铸和老帅们的支持，后经全会通过，在文件中加上一条（作为这个文件的第十五条）：“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这个文件也由原来的十五条变成十六条。
◇ 排斥陶铸、王任重、刘志坚
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如像坚持党的领导还是取消党的的领导（“踢开党委闹革命”）、稳定军队还是搞乱军队、对干部“打倒一切”还是区别对待，以及在工作组存废问题、炮轰刘邓或是保刘邓等等问题上，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和斗争。概括起来，就是“要乱”和“怕乱”两种意见的斗争。
江青依仗权势，要求周围的人都得唯她的意志是从，凡是她不喜欢的人，认为可疑的人，或是在她看来不驯服的人，都要加以排斥，进行迫害。可是，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讲话时，居然厚着脸皮说：“我们小组是比较民主的，有时候还可以吵架。”初时小组确曾偶然有过“吵架”，实际上凡曾和她“吵过架”的同志，无不遭到她的残酷迫害。1966年年底，江青伙同林彪刮起“一月夺权”风暴之前，接连把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打倒”，赶出中央文革，唆使造反派对他们揪斗，进行残酷迫害。
兼任北京市“文革”顾问的王任重抵制江青一伙的极“左”做法，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经常受到江青和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的指责，江青指责他：架子大，个人搞一摊子，干什么事都不与文革小组其他人商量。对他的言行时时找茬儿，对他的工作处处掣肘。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江青抓住北京市印发西城区红卫兵《紧急呼吁书》一事，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会议上连续对王任重进行批判，诬蔑他是什么“背着中央文革搞阴谋活动”。1966年12月16日在工人体育馆举行“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江青对王任重突然袭击，当众诬陷他是“保守组织”的“后台”。江青事先不让通知王任重参加，在会上讲话时点了王任重和周荣鑫、雍文涛的名（还逼周、雍二人“站出来让大家看看”），事后又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判王任重，并突然宣布要王任重回湖北去，把他赶出“中央文革”，同时还唆使北京“三司司令”蒯大富派人去湖北揪斗王任重。
陶铸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又兼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初来北京工作时，江青原曾妄图拉拢他反对邓小平。但是陶铸按照党的原则办事，没有这么做。1966年11月29日，江青召开科委系统万人大会，主管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和陶铸事先都不知道。陶铸到会时说了一句“怎么事先也不通告一下？”江青就厉声说：“你发火就要造你的反，要打倒你！”
1967年1月4日，江青伙同陈伯达，背着周恩来和陶铸本人，当众煽动造反派“打倒”陶铸。这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时候（当时王任重在广州治病），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都在会上公开点陶铸的名，硬说他是王任重的“黑后台”。
江青说：“王任重的后台是谁？是陶铸！你们哪，先不要去广州，先在北京，先揪陶铸！他是你们中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为了挽救他，我不遗余力，我对他很耐心，费了很大的劲去帮助他，可他就是不肯改悔！他是刘邓路线的新的代表人物！”
陈伯达说：“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是同他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后来变本加厉。例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很多情况，王任重是有后台老板的，一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有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揭得很好，给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江青又说：“他独断专行，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我跟他吵了多次架，每次我都几乎昏过去！他镇压我，他还镇压中央文革！”
康生诬陷陶铸说：“他是叛徒！希望同学们把材料收集起来，整理出来，有材料摆出来了，你们就胜利了。”从此陶铸遭到残酷迫害，1969年11月30日终被迫害致死。
就在江青一伙同陈伯达宣布“打倒”陶铸的同一天，他们又当众宣布“打倒”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
刘志坚作为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始终坚持“军队不能乱”的思想，尽力抵制江青一伙的极“左”做法，因此经常受到江青一伙的指责攻击。他根据部队实际情况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以及其他老帅的意见，主持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工作期间起草的许多文件、发给部队的电报，都被江青、陈伯达扣压，还常批评他“压制革命”、“镇压群众”。
1966年10月1日，部队二医大“红纵”一派的头头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泽东、林彪反映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与地方做法不同，给群众限制太多。林彪就令全军文革小组立即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全军文革小组只得起草一个《关于军事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文件的草稿基本上坚持党的领导，并尽可能在具体做法上作了一些保留。林彪叫把文件草稿送到中央文革小组审改。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看了，对草稿十分不满，立即大删大改。张春桥把改了的稿本交给刘志坚的时候，还说“一个字也不准再改动”。刘志坚为此同张春桥争吵起来。刘志坚说：“取消党的政治领导，这在我军是史无前例的。”张春桥诡辩说：“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领导。”当时争论激烈，却毫无结果，这个文件还是经过毛泽东同意下发了。《紧急指示》下达后，给军队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北京相继发生了多起冲击军事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事件。刘志坚根据叶剑英等人的指示，主持起草了一份《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禁止冲击军事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行动。林彪把这个通知转送给中央文革小组，又被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罪名扣压不发。
一个人只要被江青盯上了，她就会处处找茬陷害，别想再有片刻安静。中央文革小组住进钓鱼台后，刘志坚和谢镗忠还住在家里。在全国学生大串联开始后，刘志坚原来的住处日夜有大批红卫兵上门，弄得无法休息。又因中央文革小组经常开会到深夜，他就在王任重住的钓鱼台二号楼住了一段时间。后因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住在西山，刘志坚是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叶帅要他搬到西山去住，以便及时商量处理军队“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各种事情。刘志坚11月间就搬到西山去住，这就更加引起江青对他的怀疑和忌恨。刘志坚说：“1966年12月12日，即在康生1967年1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把我抛出交给学生揪斗以前23天，江青就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开始点我的名。在一次会上她说：‘你与王任重同住一栋楼（指钓鱼台二号楼），他搞阴谋活动，你为什么不揭发？’还无中生有地说：‘就是因为你有小辫子给抓在王任重的手里。’‘一提出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就不行了’等等。12月14日，江青还勒令我写出书面检查。当我写出书面检讨交给她时，江青瞧了一下就说：‘你那个检讨根本不行，是隔靴搔痒，没有说到问题的本质上。’所以从12月10日起，几乎每次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江青都要点我的名，批评我一顿，在这个时候，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曾多次说过：‘关锋、戚本禹为什么不可以当总政主任、副主任？’1967年1月4日，在我被打倒、关押以后，中央和军委并未经过讨论下达命令，江青个人告诉林彪一声，就宣布关锋为总政副主任。”
1966年11月13日和29日，周恩来和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两次接见军队院校来京师生。两次大会分别有10万余人参加。刘志坚奉命领导全军文革小组的同志组织了这两次大会。会议事先报经林彪批准。总理的讲话，几位老帅坚持党的领导、稳定军队、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的正义呼声和正确主张，在全军和全国各地群众中获得共鸣。这就引起江青一伙极大不满。事后刘志坚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江青竟指责说：“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他们煽动极“左”派学生闹事，张贴大标语指责军队“执行了一条自上而下的又粗又长又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称要对几位老帅“批判”。
1月3日、4日，刘志坚遵照总理关于顾全大局的指示精神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当他讲到自己有点“折中主义思想”，又想发动群众，又害怕搞乱的时候，康生突然站起来打断他的话，蛮横地拍着桌子说：“刘志坚，你不是什么折中主义，你就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这个会要开，要批，要斗，就是要批斗你刘志坚！”原来情绪已经平息下来的造反派，立即又被康生煽动起来，当场马上喊叫“打倒刘志坚”的口号。江青和陈伯达火上加油，诬蔑刘志坚说：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以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它不和军委联系，也不和中央文革联系。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请示，……他谁也不请示。……主席回来叫撤工作组，他迟迟不撤。经过他们这一番发作，总理两个通宵所做的工作全部告吹。此后军队院校来京造反派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冲击国防部和各军事机关的行动，全军文革办公室也被查封。1月19日，由关锋指挥造反派学生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批斗刘志坚的万人大会，刘志坚从此被关押逼供、无情折磨，遭受了长达7年零9个月的残酷迫害。随后，老帅们也相继遭到造反派围攻。
◇ 挑动派性混战的“总后台”
中央文革小组开头比较松散。7月中旬办公室成立、江青从上海回京后，小组成员天天在钓鱼台碰头。当时文革小组主要管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发生的事情。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在起作用，毛泽东不在北京，中央常委听取“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由刘少奇主持。那时中央文革小组不管地方的事，其职权是负责向中央反映“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无权下发指示。小组成员的活动，主要是到各机关、学校看大字报（但不表态），或者找人谈话，了解情况。北京什么地方出事，就到那里去。同时接待群众来访。《五一六通知》规定这个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实际上江青直接对毛泽东负责，陈伯达管的《红旗》杂志和夺权后的《人民日报》，也只对毛泽东负责，从不请示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
1967年1月11日中央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上，毛泽东打破过去一直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三家署名的惯例，让加上了“中央文革小组”，此后同类电报、文件即由四家署名。2月初，毛泽东就在常委扩大会上说：“现在是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
这时中央文革小组几乎天天开会，讨论各单位、各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以及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办公室的机构逐渐扩大，工作人员也逐渐增多。在办公室前述的文电、简报、调查三个组以外，又陆续成立了两个不归办公室管的单位：办信组和记者站。
办信组负责处理各地给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件，将来信中所反映的重要情况及所提出的重要问题，摘要编发在只供给江青等几个人看的《来信择要》内部刊物上。这个组归戚本禹管。王力主管的记者站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单位，多时达数百人（记者站主要由王力控制，不让办事组过问）。其中人员开始经总政治部和新华社调来新华社军事部所属各部队新华分社、支社、记者组和常驻记者，集训后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北面的花园村一号院，人数不是很多，均以“解放军报记者”名义活动。其后不断扩展，陆续又从部队和部队院校、新华社、《人民日报》、马列主义研究院等处调集人员，很快增至100多人（有的以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及《光明日报》记者名义活动）。凡经中央文革小组记者站派出的记者，不受当地党政机关领导，采写的稿件不受任何人审查，只传给记者站。这些稿件有的马上抄送中央领导同志，大都及时刊登在记者站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快报》等内部报刊上，专供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阅读。这个组所出版的《快报》，特点是篇幅小，速度快，记者写来的报道随到随印随发，有时一个钟头内出版多次。
这些由中央文革小组操纵的《快报》、《文化革命简报》以及《电讯快报》之类，曾经及时地向中央反映过不少重要的真实情况，但也常在紧要关头受到江青一伙的蒙骗，通过这种渠道“谎报军情”、“制造舆论”以影响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决策。江青一伙通常采取的手段，就是经由他们中间的一个或两个人，先向自己联系的红卫兵头头（蒯大富、韩爱晶、聂元梓、王大宾、谭厚兰“五大领袖”或者其他造反派头头），暗中“泄露”某些“玄机”、散布某些尚未向毛泽东请示或者明知毛泽东一时还不允许而他们又急于动作的“意图”，让这些头头以发表个人意见的方式，到群众中去传播这些真真假假、似是而非的“小道消息”，蛊惑人心，造成议论纷纷，沸沸扬扬的气氛。并不知道内情的“记者”听到这些议论加以报道，通过《快报》影响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决策。
◇ 七任“办事组长”的最终结局
在江青手下工作，谁也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文革小组一成立，组长陈伯达事事都得让她三分。自从196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通知：在陈伯达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期间，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职务由江青代理，她就将“代理”变作“取代”，实际上夺了陈伯达的权。尽管陈伯达很快“康复出院”，并不曾“外出”过，她却一直把这个小组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颐指气使，“指挥一切”，什么事儿她都插上一手，对谁都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不让人们有片刻安宁。
对中央文革办公室（办事组）的工作人员，江青着眼挑剔、着力打击的是它的主要负责人。中央文革小组从成立到消亡的三年间，这个办公室负责人被撤换过六次。前后任职的七届负责人，除肖力（即李讷）外，我和宋琼、王广宇、阎长贵、矫玉山以及王力，无一例外地都遭到了厄运。
我这个办公室召集人，江青一直看着不顺眼。当时虽然自己在文革小组里是尽力“紧跟”的，却总跟不上趟，老受江青一伙指责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很不理解”：此前，我在《光明日报》工作十年，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比较熟悉，并常提防莫要混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最初理解的“文化大革命”，自以为就是以往这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继续和深化。及至参与起草“五一六通知”的会议，看到毛泽东添加的那些火药味浓烈的话，不禁为之愕然与震撼，不知怎样才能真正理解和适应。当时虽受极“左”思潮影响至深，但总觉得江青一伙的言行同自己30年来所受党的教育对不上号。所以在许多事情上跟不上江青一伙的号令。因此，江青看我处处都不顺眼，经常指责我“跟不上”，加以1966年7、8月间，有人向江青献媚，给她打小报告，诬我“反对京剧革命，辱骂江青”。据王力说：“因为有人揭发穆欣在‘文革’以前说过江青有精神病，江青就说他是叛徒。江青要我派人调查不是叛徒，江青不满意我这也是原因之一。”1966年8月下旬，她“找茬儿”令我停止工作并撤销了这个“召集人”的职务。（其后我又被江青勾结林彪妄加罪名，入狱八年，家破人亡。）
我被撤销了办公室“召集人”的“差事”，改由王力管理办公室的工作。1966年12月初，江青决定改变办公室的名称，成立“办事组”。办事组由宋琼、陈满池、杨子才、张文荣、王广宇五人负责，宋琼、陈满池分任正副组长。宋琼、杨子才、张文荣是从《解放军报》调来的，陈满池本是记者站的副组长，他继续留在花园村记者站，始终没有到钓鱼台办事组就职。没有多久，江青派到解放军报社的肖力，于1967年1月13日率领军报造反派夺权。宋琼及从军报一同到办事组的工作人员被江青打成解放军报社“胡痴反党小集团”。解放军报社造反派把宋琼等人揪回报社批斗。此后，办事组改由王广宇、矫玉山负责。同年9月1日，王广宇又被江青强令“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回到马列研究院接受批斗，改由原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和矫玉山分任正副组长。1968年1月9日，阎长贵被江青诬为“特务”隔离审查。13日，矫玉山又被江青诬为“特务”下令逮捕，改派肖力为组长。
从1967年1月到8月31日，王广宇是任职最长的办事组负责人。1月初，王力、戚本禹都告诉他：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由王广宇任办事组组长，矫玉山任副组长。办事组虽然实际上由他管，却没有正式宣布。王广宇任劳任怨，不计较名义，始终勤奋地工作。江青仍常对他挑剔，把他当作奴隶一样对待，经常找茬，稍有“怠慢”，就会遭到斥责。江青曾经骂他：“我看你总像还没睡醒似的，一见你就想批评你。年纪轻轻的怎么这样没有精神？”她似乎还不知道，所有办事组的人都一直没有假日，无不极度劳累，而王广宇在这里如此辛勤地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一次陈伯达指着王广宇问江青：“他是办事组长么？”江青竟然摇了摇头，弄得王广宇十分尴尬。
钓鱼台16楼会议室隔壁是办公室接听长途电话的房间，江青常拉陈伯达到这里个别交谈，“打通思想”。1966年8月初，为了便于记录各地打来的电话，文电组特请中央办公厅三十九局电话总机技术人员来，在电话机上安装一个扩音机。这本是出于工作需要，极为平常的事，稍有常识的人都懂它的用途。扩音机刚安上不几天，被拉着陈伯达过来“打通思想”的江青看到了，江青大发脾气，硬说是王广宇他们安装的什么“窃听器”。她把经办此事的王广宇找来严厉训斥，强令把电话机拆掉。从此，对王广宇便有了成见。
开会作记录，本是一般惯例。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江青却不准作记录，常常因此找茬儿。她在口头上强调什么“机密性”，实际上是心怀鬼胎，一切言行害怕“记录在案”，留下痕迹。后来，周恩来经常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开头他曾吩咐：每次开会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总理办公室派人作记录。头一次，矫玉山、周家鼎来作记录，“平安无事”，江青没有反应；第二次改换王广宇来记录，周恩来刚开始讲话，江青一见王广宇在作记录，立刻怪腔怪调地问：“我们这个会需要作记录么？是谁叫你来的？”会议室顿然鸦雀无声，气氛紧张。列席会议的叶群马上惊慌地说“不是我叫来的！”这时周恩来说道：“是这样的，我说过碰头会上要有人来作记录，不过今天这个会内容可以不记！”王广宇趁机退出了会场。转身又对王广宇说：“今天不用记了！”周恩来是代表中央常委来钓鱼台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他的决定，就这样被江青粗暴地推翻了。这也表明江青对周恩来不尊重和对他的敌视情绪。
1967年8月3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宣布王力、关锋“隔离审查”后，第二天晚上，江青就叫张春桥、姚文元找王广宇谈话。张春桥说：“决定你马上回原单位参加运动，以后需要你的时候再叫你来。”王广宇回到马列研究院，就遭到造反派软禁，马列研究院造反派也不断地点他的名，对他施加压力。不久发生了追查鲁迅书信手稿失踪的案件。1968年3月4日晚上，陈伯达、杨成武、肖力等人突然来到马列研究院“造反总部”，逼王广宇“交代问题”———早先戚本禹曾让王广宇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取过一份鲁迅的手稿（《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原稿），取回后当即交给戚本禹。这时陈伯达突然前来讨要，并诬陷王广宇“卖掉了、私分了、销毁了”。他们不听王广宇申说，不容许他分辩，当时把他关进功德林监狱，1972年1月又转押到秦城监狱，直到1975年5月16日才被释放出狱。实际上，他们诬陷王广宇“卖掉了、私分了、销毁了”的这份鲁迅的手稿，早由戚本禹交给江青，当时仍收藏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保密室里。他们拿这个来逼王广宇，只不过要捏造一个逮捕他的“由头”。
在王广宇之后担任办事组负责人的阎长贵、矫玉山也都被江青投入秦城监狱。矫玉山是最早调到办公室工作的，一直勤勤恳恳、夜以继日地工作了20个月。1967年12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姚文元等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总理联络员办公室、联合接待室工作人员时，矫玉山还带领办事组的同志参加了这场接见、合影。不料到12月底，中央文革小组收到从香港国际书店寄来的一个邮包。办事组保密室的人打开来一看，全是30年代江青在上海作演员时的有关报刊和照片。他们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江青的最大忌讳（当时称作必须“防扩散”的“核心机密”），惟恐遭江青怪罪，马上送交矫玉山。矫玉山看都没有看，立即送交江青信任的姚文元。江青怀疑矫玉山看过这些材料，第二天就叫姚文元到办公室找他查问：邮件是怎样收到的？有哪些人看过这些材料？逼令矫玉山迅速写个报告。两天后，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在会议室密谈，见矫玉山进来，江青竟然指着矫玉山说：“他们这些人不是我们的人，要进行审查！”“他们是特务，是监视我们的，安了窃听器。”张春桥接着说：“是的，现在我连给上海打电话都不敢打了，就是安了窃听器！”1968年1月13日凌晨，矫玉山在中南海怀仁堂被江青下令以“特务”罪名拘捕，直接送进秦城监狱，被“审查”了七年半之久，1975年5月16日方获释出狱。
原任江青机要秘书并在王广宇被江青撤掉职务后一度担任办事组组长的阎长贵，也被江青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秦城监狱，关押许多年。在办事组担任总支部书记的王道明，工作人员中两个最得力、最积极的张根成（来自解放军沈阳部队）、周占凯（来自解放军济南空军部队），也被江青妄加罪名关进监牢。甚至长期担任江青警卫员的孙立志，也被江青诬陷“偷”了她的钥匙，而被抓进监狱关了半年，又被送至五七干校监督劳动，不准回家，长达七八年。
这些由党组织调来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同志，多是德才兼优的干部。如王道明，本是1965年曾在《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杂志上使用大量篇幅、连续表扬，号召全军全国学习的沈阳军区红九连连长（当时才20来岁），被江青调进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的。（江青当时点名要调王道明、周占凯等人来的时候，曾向军委总政治部发话：“选送到‘中央文革’来的工作成员，一律要全军最优秀的人物。”）王道明这个苦练刺杀本领“刺刀见红”的年轻连长，调进中央文革一直勤勤恳恳、谦虚谨慎地工作，突然被江青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秦城监狱不久就被逼疯了，他常在牢房里高声惨叫：“我不在‘中央文革’，让我回连队去！”1975年5月出狱的时候，他连前去接他的姐姐都不认识了，一看到接他出狱的小汽车，两眼直直地盯着它，突然又尖声狂叫起来：“我不去‘中央文革’，我不去‘中央文革’！”他的姐姐紧紧拉着挥舞着胳膊的王道明，神情悲怆地劝说道：“咱们不去‘中央文革’，再也不去‘中央文革’了！我是姐姐，是你的亲姐姐，我就带你回家，回咱们家去！”情景凄惨，催人泪下。
办公室和办事组前后七任负责人中，只有最后一位肖力“稳坐钓鱼台”，没有任何风险。1968年初，阎长贵、矫玉山被江青关进秦城监狱后，肖力即继任办事组组长，直到中国共产党“九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陈伯达仍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获得了他们追逐的权力，此时正是“中央文革小组”作为江青一伙篡党夺权工具的“历史使命”已告终结而“自行消亡”之际。
◇ 江青在“后院”也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所属的宣传组、文艺组、理论组部分成员，也先后遭到江青一伙的诬陷和迫害。
1967年1、2月间，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钓鱼台相继成立了取代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传组、取代国务院文化部及全国文联的文艺组。前者由王力任组长；后者的成员有金敬迈、李英儒、舒世俊、陆公达、刘巨成，这个组是江青亲自抓的，由戚本禹协助。其后又成立了理论组，也由戚本禹负责。
宣传组当时由中央党校调来担任办公室主任的李广文首先遭到迫害。李广文原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一部主任兼校委委员。他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1963年进中央高级党校研究班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在康生先前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兼山东分局书记时，李广文曾在其领导下工作过。李广文看穿了康生阴险奸诈的真面目，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发康生的罪恶，并于1967年10月8日在中央高级党校内贴出揭露康生的大字报。康生利用权势，唆使党校造反派批斗李广文，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加以拘留。1969年11月，李广文被逮捕，入狱历时近10年。1979年8月13日，经中共中央党校委员会批准予以彻底平反。
文艺组在沙滩《红旗》杂志社办公。被调到文艺组任副组长的青年作家金敬迈，以及文艺组成员李英儒、刘巨成等都受到江青的迫害，入狱多年。陆公达则被扣上反革命帽子送回原单位中央乐团批斗，因不堪忍受痛打折磨，从四层楼跳下惨死。
金敬迈原是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的编剧。他因1965年10月出版所写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成名。这本小说的发行数量迅速达到2000万册，金敬迈一时成了广大青年崇拜的作家。江青得知这种情况，先对这本小说发出“指示”———提了三条“修改意见”，经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谢镗忠传达给作者：一、不要把欧阳海写成职业乞丐；二、欧阳海的哥哥不要被国民党拉去当兵；三、“最后四秒钟”的描写不好，一定要改掉。告诉金敬迈，这是非改不可的！
作者听了陶铸的意见：“不要改，不要一听什么意见就改。”（当时在场的陈毅赞扬这部小说，对江青的意见也直摇头。）顶住没有改。金敬迈说：“没有料到，正是这件事，埋下了几乎置我于死地的祸根。”
1967年4月初，江青将金敬迈从广州召来北京。4月11日，她在京西宾馆当着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及谢富治、叶群等许多人的面，向金敬迈发难。江青一见金敬迈进门就劈头训斥说：“金敬迈，怎么，我提的那几条意见，你不改？你真是个大作家呀，这么大的架子！”接着又是一阵恫吓：“我告诉你，你那‘最后四秒钟’呀，是《雁南飞》（《雁南飞》是苏联一部描写卫国战争的电影。当时报刊上批判它“写了英雄临死前对生命的留恋，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我是为了保护你，看你还是个解放军，才没有对红卫兵小将们讲。只要我说一声，他们早就揪你的人，烧你的书了！”（按：江青认为，“最后四秒钟”的描写，是写了欧阳海“对死的恐惧”和对“生命的留恋”，是污蔑了英雄，是大毒草。）
金敬迈被迫对《欧阳海之歌》作了修改。对“最后四秒钟”的那点“爱”，毫不痛惜地“割”掉了。
这样一来，在江青看来，好像小说就变成了“她的”了。她对金敬迈的态度，顿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江青让他参与领导五一节文化活动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纪念活动。五一节，金敬迈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人”的身份上了天安门；当天晚上，江青亲自带领他去见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的毛泽东。江青肉麻地介绍说：“主席！这就是‘我们的作家’金敬迈同志。”5月23日，又让金敬迈在首都纪念《文艺讲话》发表25周年的万人大会上发表讲话。江青指派金敬迈任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副组长。……
金敬迈以后回忆到这段经历的时候，无限感慨地说：“一切都像演戏一样。不久，我成为庆祝‘五一’文化活动的负责人；不久，我又兼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纪念文章的定稿人；又不久，我以‘解放军负责人’的身份上了天安门；再不久，我成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实际负责人。”
但是事隔不久，江青的残酷迫害却又降临到金敬迈头上。这年国庆节前，谢富治、戚本禹等叫金敬迈去北京图书馆清理30年代涉及江青的书报刊物，送往沙滩中央宣传部办公室，锁进保险柜里封存。此事刚一办完，参与其事的文艺组成员刘巨成就被江青下令抓起来。关于金敬迈，江青说：“用金敬迈，本来就出于‘不得已’。现在看来，金敬迈不是我们的人。”国庆节后，戚本禹秉承江青旨意，就在文艺组召开会议批斗金敬迈。当时并未宣布他的“罪名”，戚本禹说：“金敬迈不能继续在北京工作！”
接着到来的，就是一场牢狱之灾。金敬迈说：“由谢富治签发的逮捕令，以我‘收集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阴谋反对毛主席’和‘趁毛主席南巡时，阴谋绑架毛主席’的罪名，将我反铐双手，投入秦城监狱。在秦城监狱里，七年零四个多月，2678天。然后，释放出狱，送河南许昌某农场劳改，485天———两项相加，3163天。三千多天，也算‘弹指一挥间’！‘四人帮’居然倒了，我和江青‘交换场地’，她进了秦城一号。……”
金敬迈在狱中饱受折磨和迫害，1975年5月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虽然年方45岁，却已“满头白发”“步履蹒跚”了。
理论组由戚本禹负责，办公机构设在中南海中央办公厅内。调来主持全组工作的一位同志，原是《红旗》杂志的干部。以后又陆续从部队调来廖初江等几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戚本禹交代给他们的任务是搜集刘少奇的全部著作，整理、编印出来“供批判用”，先后印出过八本。1968年1月13日戚本禹被捕后，这位同志就被揪回《红旗》杂志社批斗，造反派竟诬陷他“包庇刘少奇”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说他对刘少奇“假批判，真包庇”。因他不堪忍受长期的残酷批斗，一度精神失常。他把白布单撕开，缠到头上“戴孝”，手里打个白幡，自言自语说：“我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光景凄惨。以后他又被谢富治抓到公安部关起来，直到1975年夏天才获得释放，从此以后基本丧失了工作能力。
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过的干部，都是由党组织从各地区各单位抽调来的。这些同志对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深信不疑，怀着对毛泽东真诚的崇拜，以“反修防修”为出发点参加这场运动。尽管对这场突然到来的政治风暴缺乏精神准备，还“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但是基于对党的忠诚，对毛主席的热爱，无不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力图跟上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其时这里的工作千头万绪，工作节奏十分紧张，特别是在办公室（办事组）工作的同志，经常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相当辛苦。———当然，因为受到个人崇拜、极左思潮的影响，不少人虽然在有些事情上有怀疑和抵触，却不可能不执行和照办，这就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说错话、做错事，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全国各地各系统就出现了“全国内战，打倒一切”的混乱局面。景色秀丽的钓鱼台正是制造这场全面内战的一个策源地。每个人都经受着这场风暴的严峻考验。这些人来到这里工作不久（例如小组成员尹达被赶走时距离中央文革小组名单正式公布还不到三个月，金敬迈只在文艺组工作四个月零三天），就被江青当作“革命对象”加以迫害：被批斗，被监禁，精神上和肉体上都遭受残酷的折磨，血泪斑斑，伤痕累累，九死一生，有的还牺牲了生命。
历史是最无情的，对任何人都是最公正的。林彪、江青一伙已被永远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康生、谢富治死后也未能逃脱历史的审判。“骨朽人间骂未销。”他们将会遗臭万年。党已平反了林彪、江青所制造的无数冤假错案，广大受迫害者得到了平反。正如金敬迈在自己的冤案平反以后所发出的无限感慨：“本来世事自有公论。谁优谁劣，谁个流芳百世，谁个已被或是将被钉在耻辱柱上，不在乎传媒如何说法，老百姓心头，早就刻着呢。不是有句词叫‘铭刻在心’吗？”他的这些话，正道出了千百万被害者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