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心绪竟然有些不能自已。传记中，固然时有大喜，然而悲悯、忧伤的日子毕竟占去了大多数。一代学人，其命运的多乖，令人叹惜。可是，检讨晚年陈寅恪的命运，又不能不让人感慨，在那些纷繁的岁月里，学人与老百姓之间关系的恶化和疏离。
就社会分工来说，学人与老百姓之间，所事所求不同，隔行隔山，本无所谓可比性。然而，抽象意义中的无可比，并不等于现实中也没有相互比照。近代以来，纯粹的学人产生后，他们与老百姓之间究竟应该怎样相处，可以说是莫衷一是。大致地看，“五四”之后，一部分学人仍然以书斋为伍，清高自处，着重于文化历史的传承，与老百姓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另一部分学人以舆论为手段，表达见解，批评现实，但很难说，他们的见解会为老百姓所了解、接受；还有一部分学人则倾向于“直接行动”，努力向老百姓靠拢。对这后一部分学人来说，如果是作为对辛亥历史反省的结果，向老百姓靠拢并无不妥。但是，这样做，如果没有应有的自觉与自我提升，其代价便是独立知识阶层形成的可能性的丧失。从20世纪20年代末的一场小规模的争论看，知识阶层正在受到来自阶层内部的激进人士的的怀疑和鄙视。“创造社”的成仿吾就对新文化运动以及之后的知识阶层的表现深为不满，在《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他指出：“但是当时那种有闲阶级的‘印贴利更追亚’（intelligentsia＝智识阶级）对于时代既没有十分的认识，对于思想亦没有澈底的了解，而且大部分还是些文学方面的人物，所以他们的成绩只限于一种浅薄的启蒙，而他们的努力多在于文学一方面，所以后来新文化运动几乎与新文学运动合一，几乎被文学运动遮盖得无影无踪；实际上，就可见的成绩说，也只有文学留有些微的隐约的光耀。”（见《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九期）当时，张奚若的一篇几乎还谈不上是为“理智阶级”辩护的文章（参见《张奚若文集》页344—349）刚刚刊出，便引来一阵批评之声。在这些声音中，“打倒智识阶级”的口号似乎成了一时之选。而即使是不主张“打倒”的人，也认为：“这些有闲的人应该送到疯人院去，使他们不至太贫困，不再打扰我们。那些愿意和能够工作的，我们则应尽力地用他们。”（参见宇文：《打倒智识阶级》， 刊《现代评论》 1927年2月）剔除时代的惯用语，这些说法真是令人耳熟能详。
学人们向老百姓靠拢的方向是向下，而不是看齐然后提升对方，这也正是鲁迅所批评过的倾向。但是，这种趋势从20世纪20年代、延安整风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解放后的历次“思想改造”运动，都是以知识分子的下潜、下放作为改造手段的。当时的陈寅恪曾想以偏居一隅来保持其思想的自由与独立，但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体化”是不容许有个人空间存在的。学人向下与老百姓靠拢的结果，是把原本的不可比变成互为攀比，把多层次、多重标准，简化为一个层次、一种标准。在讲“立等可取”的实效标准的衡量下，一名人文学者的价值，当然不如一位农民或者工人。因为后二者生产的产品都是关乎国计民生，而人文学者虽也有自己的产品，却难有现实的直接效用。就是研制可用产品的科技学人，其本身也不过是处于被“用”的工具地位。一种标准是为了满足一种需要，在“革命”的需要之下，个人自然微不足道，社会也被压缩成一个平面，每个人都在一个平面上舞蹈、求生，磕磕碰碰势所必然。在这种状况下，像陈寅恪一类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纯学人又有多少安身立命之所呢？肯定地说，把学人与老百姓之间的距离感硬性地删除，使之一统化，是造成二者关系不协调的根本原因。老百姓与学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恰恰不是分离而是杂处引起的。
把社会分工不同的人混迹一团，其实是无视社会的分工。它充其量造成了表面的平均，但永远不能实现内在的真正平等。如果说社会分工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的话，它就是反文明的一种表现。杂处的结果，是因利害关系而相互鄙视，各不相让，独缺理解。举个就近的例子，上世纪70年代末，陈景润以哥德巴赫猜想而闻名全国之时，就有不少百姓大不以为然。甚至几年后，我还听见一位驾驶员说过：“1+1=2，小学生都知道，嘻！”接着，他发挥想象力，又联想到我就读的大学里的一位二级教授，言后者一辈子只搞了一本书（他指的是研究《文心雕龙》），然后又作了一次嗤之以鼻的表示。如果说，不知者，可以不为怪的话，那么又该怪谁呢？
从理论上说，精神产品是在物质产品的基础上生发的产物，当然高于物质产品，社会分工中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正是由此分野，因为说到底，简单劳动是人可为之的，而复杂劳动却需要“一流的脑袋”，换句话说，它不是一经努力或训练就可以达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看，学人的劳动较老百姓为高。但是在学人与老百姓处于同一平面时，这个理论上的结论，与另一些理论揉和在一起，从而被稀释、消解。20世纪20年代末主张“打倒智识阶级”的人关于知识阶级“是最浮动最不安定的。因为这个特殊的环境就养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投机性。但是因为在经济上的无力，这种投机性专趋向的名誉的一方面。他们要的第一是名誉，第二名誉，第三还是名誉。首领的名誉，指导者的名誉，先驱者的名誉，……许多许多美好的名誉是他们的一切复杂行动的动机。”（何大白：《文坛的五月》，刊《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以及他们“不尽所能，取过所需”（前揭《打倒智识阶级》）的说法，今天的人们听上去也不会太陌生的。“四蹄不勤，五谷不分”其实不过是一种老百姓的标准。但既然学人已降而为百姓，不达标，当然会为人所耻笑。这样的看法依据的是一个朴素的理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可分离。但也许更有力的作法，是在比较学人与老百姓时，把人与人之间的抽象关系放进去。它的理论更具说服力，因为“人生来平等”。在一个只有生存标准的平面里，为生存而竞争，实际上对学人与老百姓都无太多的益处。学人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不过像杨绛先生所说，一如“洗澡”。在老百姓眼里他们依旧“清高”。就一般质朴的老百姓而言，改造学人也并非他们的特长。
时至今日，知识阶层与老百姓之间似乎在“工人阶级”的层面上达成了一致，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显示出一定的张力。但这个政策性的权宜之计本身带有着实用主义的成份和功利的色彩，并没有超越“一统化”的旧模式。因为以劳动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具有不可比性，就产品论，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也无法用一个标准衡量。而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阶层仍然是一个准阶层，并且以附属的方式存在。现实地看，这样的划分也没能使工人阶级和知识阶层各自在心理上满意和相处方面和谐一致。当代中国，老百姓在对待学人的态度、行为、愿望上呈现出的倾向，还是矛盾的、悖论式的。老百姓把学人看成“书呆子”，于是引申义便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可是，即使没有知识经济的催生，每位家长都在想方设法、节衣缩食地为孩子谋求一个升学，或者深造的机会，这是一个悖论；另一个悖论是，比较而言，不少老百姓视学人为道德的楷模和知识的载体，以前进行的多次民意调查的结果，都表明了这一点，但尽管如此，他们自己却不愿成为学人中的一分子；还有一种悖论的状况，是不少老百姓于心灵的深处还是对有知识的人敬重、推崇有加的，但是，在利益冲突时，却又逆转为一种特殊的鄙夷，这时，他们的话语与“文革”反文化话语竟也没有多少差异。毫无疑问，老百姓的态度中含有功利的因素，但这不能完全怪罪于老百姓，因为从中可以看出，在当今的社会里，知识阶层本身是不稳定的。他们没有相当的地位、力量和影响，没能形成相对一致的价值取向，并且可能更多地表现着依附权力或金钱的奴性。老百姓的不屑为之，自然也情有可原。想当年，一个个个体的学人被打倒在地，连陈寅恪这样的超一流学人也不能例外，这就使今天的人们不能不意识到形成独立的知识阶层的必要。
当然，独立知识阶层的形成需要以良好的外部条件为依据，需要充分地厘清各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它更需要每位个体学人的自觉和自省。因为这一独立的知识阶层的形成，不是谁命令，也无需谁领导，它是靠每位独立的知识个体累积而成的。形成独立知识阶层并不意味着，知识阶层要重新归为“一统”，也不意味着知识阶层要高高在上，对社会、对其他阶层、对老百姓取俯视的姿态或者超凡入圣，不食人间烟火，而是为了于社会中各就各位，各得其所，各尽所能。因为也只有这样，社会才可能正常地运转、进步，每位个体才可以健康而自由地成长、完善。
(原刊于河北《社会科学论坛》200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