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困惑，“文化”这东西真怪；“她”的起源或说孕育发展，都该是在人类群体的智慧里，可她的发光点却总落在个人身上。这也算一种悖论吧。由此，我对日本学者菊池宽所说的“少数天才或才子垄断创作权的时代已经过去”※1的说法，一直怀疑乃至觉浅薄。在我看来，文学上天分是前提；尽管奋斗与机缘也很重要，可那要有前提发轫才行。诚然，如果没有奋斗与机缘那“天分”也许要在你的灵魂里沉睡一辈子。可那“奋斗”也属个人素质呀。不是哪个人想奋斗就奋斗起来的。康丕耀先生显然就具备这两样东西。
记得是在曹健老弟邀请的一次酒宴上，我结识丕耀的。当时，他让我看了他的几首诗。对古诗词也极兴趣的我，一下就被他的什么“昭光一梦霜”“字画一墙贫”之类的句子打动了。也是缘分，他那颇可归类属的“奇人异态”和那双让我熟悉的“昨夜星辰”的眼睛，使我这个一向被视为“鹿城谬种”之人有了极大好感。何况丕耀还与我同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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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生命的意义，就在生存磨砺之中；这一点，怕很多人都逐渐明白。无论从商从政从文，多少财富何等风光，还是普通百姓生活，都如此。这也正是宗教原罪说的依据。
文化人的命途多舛、现实的不顺遂更是如此；因为文化人本来就是族群中的“白马”被认定是“非马”的。周遭对你的前理解有敬有疑，“敬”是暂时的，“疑”却长远。随时间推移，周围用常人标准来看待要求你——无论同事、邻里、领导甚至你的亲人爱人，必然与你隔阂。因为你头上那点儿光环渐逝，人们没法透视到你那点才情、文化值几个钱；而你在生活层面确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况且你那“白马”脾气也是渐长的嘛。
——这就是越深刻的文化人，越走向孤独的原因。
丕耀显然逃不脱这文化劫数。从他的一首《暮春夜上龙泉寺》的七律中就有所流露：“花自芬芳月自幽/谁人会我夜登楼/飞红寺叶随春尽/滴翠山泉送岁流/流水弦绝思孔孟/高山琴碎念庄周/悠悠古韵何方觅/觅遍春山心已秋”。准确地说，这是一首写景加泛泛怀古的诗，遣辞造句意境都很好。然而这是表层的前理解，诗人之“志”在其间埋藏着。首句两个“自”字看似写环境空寂，却一下把作者的孤独携带出来；“谁人会我……”属天问，有独处苍茫天地人海之感——“会”字双关（有“谁会跟我”与“我会跟谁”及带企盼、怀疑之意）；“人”“谁”既关联又重复，但重复得好，强调出一种对同类知音的宿求；颈联的“弦绝”“琴碎”是两个极妙的词组，“弦”与“琴”二字既把“高山”和“流水”这实景形象贴切地艺术化了，又暗含“伯牙子期”的“知音”之典，并且突出了主观的极端激烈的言外之意——也是这位素日里言辞总显憨笨的诗人的内心的深度表达；就是说，从那“碎”与“绝”两字的凝炼度里足可想见，丕耀他从孩提求学到下岗生计之艰辛，包含一个男人的自尊、一位文化人的傲气等等在他心灵里曾经受过多少打了牙往肚里咽的折磨。只是为“觅”这“古韵”，他“虽九死而其忧未悔”罢了。但“心”已“秋”；“秋”是成熟，且有苍凉失落感；而这“熟”是一种早熟，不情愿、被迫的。
——果然，后来一问才知，写此诗时丕耀才21岁。
作品是大于作者创造意图的；其某些意识向度，是作者不自觉的流露。这首七律曾入围“第二届华夏诗词奖”，最后没夺魁。我敢说，那些头眼昏花的评委们只进入了丕耀这诗的表层意境，绝对没领悟到这诗表层下面还蕴潜着创作者的个人生命生存的心曲。
当然，如玄奘取经，文人的孤独感虽体现了他剥离俗群的过程，但也最终如达摩渡江，有了自己的“一苇神韵”。这也是文化自信的形成。是的，没有这“文化自信”，文人岂能成事。正像丕耀另一首七律《登瞻远亭》下半部所写的“群鸦乱树栖身易/孤雁长云振翼难/遍叩栏杆孰可会/清霜满袖笑独还”。当在生存磨难中明白了“群鸦”与“孤雁”的生命生存的不同，懂得了“乱树”与“长云”的环境价值与人生价值的不同（当然，这一认识是不可能一下就清楚的，也是从磨难痛苦中逐渐得来的），自然就会在“清霜满袖”之时“笑”而“独还”的。这“笑”是心底的坦然泰然，正是那极可贵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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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跟丕耀一样，我也是很小就喜欢古诗词，也是受父母影响的。在中国有这种家庭影响者，越来越少了。且在现实中，这种家庭大多显穷酸——可能祖辈就把生存价值看轻了吧？人家或从商或为官，或净下心来务农务工，干嘛非要捧几本破诗读来背去呢？广州一6岁小学生不是明白地对记者说“我长大了要当贪官”“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嘛。“物欲实利”已渗透到中国社会每个细胞——家庭乃至童心；“诗书传家”的传统理念早在几十年前就被当成反动罪恶的“四旧”清除。谁还想什么“诗书”还要“传家”？而且细想，即便在漫长的中国皇统社会，怕也只是一些下层傻儒生的理想之语。因为中国从秦汉以降，文化已渐沦为皇统政治的附庸，不再有名符实的独立地位，而且又与血腥加权谋的二十四史滚成污浊的一团。虽历代也出现那么几位纯文化的硬骨头——或被逐被囚被杀被泼污，且那又不是文化主流。就古诗词而言，由“诗经”“楚辞”“古歌十九首”所延续下来真正的有“人”味的文化气脉，从陶潜之后就杳如黄鹤。李白的泛舟豪放，总带点心怀京畿皇宫的伪饰情绪；杜甫“大义”的“五百字咏怀”，是一种愚诚在霹雳后的茫然失落；而苏、辛、陆的热情，不过是郁闷而珍贵的文化人之血无奈何的漫洒……他们的杰出不过是黑水河边的灌林丛。直到“皇统”的彻底反叛者、真正的文学大师曹雪芹的《红楼梦》出现——尤其书中拟“林黛玉”所作的《葬花吟》《菊花诗》等一批倡扬“惟真质洁”的灵魂之诗问世，中华的文化“真脉”才有了沉缓的回升与微弱的续流。无奈上世纪被高端左右的平民文化操盘，又汩没了这文化真髓。然而，我从丕耀的诗中可喜地看到他对“红楼诗”的眷恋，嗅到些中国诗从“诗经”到“红楼诗”数千年的文化真脉。
——我真不知该为他欢呼，还是为这文化真脉的淹留而喟叹。
丕耀的《南海子四时即事》曾让我惊羡不止。“红楼诗”中宝玉的“四夜即事”唱扬着一种少年贵族的优美情怀，那自然妙曼无比；而丕耀这《四时即事》既非我们熟厌的平民视角，也不似政要们戴红眼罩的泛泛掠影，更非酸文人的灰心挽歌，而是一种自然之神的大度、天使样的恬廓、真诗人的襟怀——让我们在“层云渐退”的“旭彤”光照下；一眼廓清“翠韵飞来”的“天地”；也让我们油然忆起“昔年渔火”的“夜塘”，或是那可掬捧在手心的“野鸟出松”带出的洁净“雪花”。这是什么？这不仅是赞赏大自然之美，更不是什么“回归”“环保”的时代意识，而是一种让人心窍蓦然洞开、抚慰乃至诱导灵魂趋向良善、让人用美的心境对美拥抱之诗；这是文字与韵律高临长空俯瞰大地的阳光之旅，这是灵性与温存携挽细雨清风播种星月的宇宙之无为，是天地人的本质本性本能。
——难怪，鹿城有些家长把丕耀的诗作为经典，让子女读诵。
这其中还有“牵牛恋旧梁/雨细恨偏长”；“临风泉易见/入柳鸟难寻”；“霁月西窗远/春宵似水凉”；“秋山余晚照/惆怅忆嘤鸣”。还有“泊头雪霁晚风长/蒲荡飞来半野黄”；“圣殿木鱼敲午近/香烟袅袅似云闲”；“飞逐野鸟相欢语/去去来来穿柳丝”；还有“秋草摇白暮野霜”“疏星几点归遥岭”；“月落白沟一径秋”“愁归倦鸟隐荒烟”等等，实在是霞锦飞扬、美不胜收。而这些融浸着虽主观却极自然的妙曼诗句，都不禁让我想起《诗经》中的“樛木”“甘棠”“桃夭”“考槃”“汾沮洳”和《古诗十九首》中“涉江采芙蓉”“厅中有奇树”“凛凛岁云暮”等篇章。应该说这种文化的承袭，丕耀是得天独厚了。
还有那首《拜谒杜甫草堂》“万里南来圣迹寻/花溪碧透翠篁深/堂前柳雨飞清韵/廨畔江风起壮吟/寂寞百年《春望》泪/漂流四海《北征》心/世才未作兰台用/一首《登高》痛古今”。这诗情、景、志俱隹。且把“文化传承”体现更深；这并非因为诗中点到杜甫几首名篇，而是从中透视出丕耀对先贤的理解——对文化人脉的仰承、体恤、神合。这似乎看似一种学诗者的必然，但这种深心自觉的内敛、灵魂的自然皈依，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尤其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反复“革命”的现代人身上，更难做到。还有两首《重读红楼梦偶成》，其一的首句“当年几度览红楼”；尾句“底事红颜千古泪/凭轩对夜问缘由”。这说明丕耀是在自觉地潜心咂摸这部名著的真味。尤其第二首：“天才妙笔傲寰球/却为寻常度日愁/冷夜绳床摇旧梦/阖家瓦灶煮清粥/飘零世上三十载/感动人间二百秋/总恨同君为异代/残更掩卷涕横流”。我这里不是说这首诗写得如何高妙，而是有感于丕耀对曹雪芹这位数千年来独一无二的继承并开拓了中华文化真脉的巨人的深度理解；而只有“总恨同君为异代/残更掩卷涕横流”这样的灵魂深度追随、生命相依默契，才有可能最终融通乃至承袭曹雪芹那种“顽石补天”的责任人生的真正文化人生存的生命意义。
——准确说，这绝不是所有文化人都能做到的。愿丕耀能遂达其志。
一些人常把“诗言志”挂在嘴上，却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志”？须怎样来“言”？我认为，丕耀的诗中有一种纯“志”大“志”的拙扑之“智”，既无那种空泛沸扬个体之躁，也无虚显上世纪趋鹜噪蛙样的“革命现实”之为。诗人者，既可以像屈原、雪莱一样激亢，也该像陶渊明、泰戈尔那样恬淡；既可有贾宝玉《四夜即事》样的柔情，又可沉存林黛玉《葬花吟》《风雨辞》似的孤愤。然而，无论如何都要坚守一条原则——那就是，不要以被“文”化了的“心”去“雕”谁家的“龙”，而要用孩子的心来唱自己的歌。
诗是诗人的“妙悟”※2，是诗人“独任灵性”之豪气※3，是一种“混然天成，绝无痕迹……肺肝间流出”的精灵※4，绝不是这“主义”那“原则”的附属品。
由此，我为丕耀这“诗情诗志”的正确守望（该是无意识的），感到畅怀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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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诗人，个人心灵的优美、幽曲、悠远、忧郁也是十分重要的，重要到关乎诗人的艺术生命。且又必须说清，这是不能用社会道德和常人认知做依凭的。帕斯卡尔有句很有趣的话，他说“让我们想像着一个身躯充满了能思想的肢体吧”※5。这话听起来蛮滑稽，其实这是高超的帕氏启示人们追求一种心理健全人格完整的生命向度。当然，仅完整健全对诗人还不够，还须几分偏执。偏执几乎是诗人的根本。如果屈原不投汨罗江，普希金不为冈察洛娃决斗，尼采不疯，海子不卧轨，那他们不跟常人庸人一样了嘛，还叫诗人？
有人说尼采不是诗人。错。用诗写哲学的人，能不是诗人？
丕耀的外像上，看不出多么偏执，是位典型的棱角在内的山西人。但这不等于说他骨子弱。一次谈到社会的积癖，他激烈得令我惊讶。我暗忖这才是诗人。然而，诗可不是偏执的产物。诗的内涵可能执着，但写诗的思维却是激情过后的不断完美的过程。尤其近体诗词。我们读诵丕辉的诗，从他的求意与炼字中处处能感觉到他那种“捻断三根须”的反复推敲。那显然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丕耀的七绝《晚过南二里半》之二，写得极好：“碧水西头日欲沉/半湖翡翠半湖金/飞鸥看醉无边景，洒落清歌到柳浔”。这短短的28个字有两处让我吃惊：1-是“半湖翡翠半湖金”这种形象的凝炼度，让人叫绝。中国古诗唐宋以降，已把诗的形式推到极致，内容翻新成了第一要义；而诗在表现层面形象尤为重要，否则便是“伟大空话”。而此句妙就妙在用“金”和“翡翠”两样既珍贵、色泽又截然不同的实物，形象地描绘出晚照里的湖光之美——以恒物定格流逝，既有强烈的色彩对比，又诱发了读者的想像力；这是诗的功能，且不落套。可这就要诗人别下一番功夫、捻断几根胡须喽。2-是尾句的“浔”字，这个字在现代语境里是不常见的，可诗人把它从字库里拔擢出来，“她”就闪闪发光了——押韵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贴切、语感好；这个字简直就像为丕耀这诗而创制的。同时，这个字的主谐音是“寻”，又有动感，这又无意中增加了作为名词的“浔”字的分量，使整首诗的意境更趋完美。再有，这个字还附有一种诗外的意义，那就是对汉字的充分挖掘；因为老祖宗创造了这么丰富多彩的汉字不是让我们存在康熙字典里令其发霉的，是该为人类文化增色的——这一重任无可推卸地落在诗人肩上。丕耀意识里明不明确这些，不去管，但这一字的诗外之意却如此。
然而，多年来（尤其上世纪）中国近体诗从几方面被弱化和俗化了。
大体归纳有二：1-来自皇统权贵——“诌”诗成了他们附庸风雅的大人秀。这种风习传至现代，乃至“放屁”二字都能被带进诗雅之中，被谱曲而歌之。譬如，盲流皇帝朱重八也要写上几首“鸡叫一声撅一撅”之类的“诗”；好大喜功的乾隆竟写了几万首毫无价值的“诗”。2-民间对诗的俗化，这是从一些准文化人自身开始的，他们游戏人生，作所谓“打油”诗。其例很多。更可笑的是上世纪居然还搞什么全民诗歌大赛之类的活动；只要押韵、顺口溜就成诗文。不久，还有人号召中小学生大作古诗词。我不是小觑这些“群众运动”，而是为这无知浅薄的举措兴叹。真可谓：瓦釜雷鸣势夺黄钟大吕之声。
诗，是人类灵魂的一种高超的表现形式之一。有自为意识的人类，须自觉的尊重“她”维护“她”的纯洁与高贵。人类该有兰佩•杜萨的《豹》的精神与榜样。这跟我们搞环保以维护生命生存的良好久远、搞教育以延续文明是一个性质。这绝不是文化人弄玄或突发奇想。人类繁衍生息不是为了像昆虫样的苟延残喘，而是为使自己灵魂更加高贵。
于是，诗又是情的结晶或说是最好的载体。诗人未必都见多识广，可“她”的情要“真”意要“切”；诗人的生活可能在底层，属艰辛者，但其灵魂不能贫寡、诗维的触角须广博。丕耀的一些“无题”“即景”“念友”“怀亲”之诗，比之他成名的《包头三字经》《包头赋》更让我觉之珍贵。而“无题”诗大多是或作者自知主题不能袒示，或作者根本想不出主题却无法遏制诗情而写的——其内容多为作者潜意识流露，遂成朦胧状，譬如李商隐的《锦瑟》与他那些让人眷恋不已的“无题”。丕耀这类诗不少。他能抓住“晓梦”的“无端”想到曾“明”过“古巷”的“青丝”，由是在“枝蕊才红”之时“清霜”在他心头“已落（之一）——是啊，这是作者曾有过的怎样的一段少时的或是偶遇的难忘的心曲呀？他“人”在“孤”寂之时“总”觉出那“梅花”在“落”，而或听乐声（“琴”）或见天边云“霞”总有“泪”水涌出，自己只好“觅觅寻寻”（之二）——这，又是怎样一种莫名之愁、莫名之苦、莫名之思呢？怕是只有诗人才有的。“五月”里“处处”“飞”“花”，可他却觉得自己像“壁角”的一枝“白梅”，有着“长恨”；“她”呀，那“眼神”（“秋波”）其实离我很近（“咫尺”），可我只能是一种“追忆”（之三）——这 “她”到底是谁？诗人不说，我们也无须知道。但这种只有用诗来表达的相思之情无论有归宿没归宿都是十分珍贵的。“风雨”之“楼”“浮沉”着旧“梦”，“翠岭千枝暗”“月落白沟”，是“湘女”“迷”“路”还是“蒹葭”“阻芳洲”，那“水”乡的鸟儿求欢之声啊（“雎鸠”）“传到阴山”来也让人“泪流”（之四）——这是一首情、景、意、典都有较好表现的爱情诗。“归燕绕梁”“愁人彷徨”“霁月余梦”“岭云化霜”“散梅寂寞”“琴韵忧伤”“心教蝶误”“独忆冷香”（之五）——这简直就是一首新的“在水一方”；且比那表现得更深浓又唯美，更具阅读吟咏性。那遥远的爱神——“青鸟”总不知不觉地走进我的梦乡（“入梦”），眼下是艳春的傍晚，你“婀娜”“含香”的身影在哪里呐？我只好长久地独守着“草舍”与“柴扉”，这人世间啊，是否还有让你我相会之所？（之六）——这里，诗人的爱与被爱的对象我们不能仅拘泥于“某人”了，这该是一种拟人化的“美”的宿求，也是一种“欲”的宿求；但这“欲”既非完全的爱欲，更不同物欲；诚然，这里自然流泄出对生存环境的不遂意，但主要是精神层面的；从这首诗里我们完全可以看出《离骚》这华诗圣典对丕耀的影响。
有人说，诗人是醉着的。这话也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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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生命自然也是在现实生活里的。
丕耀一首有感《结婚十年》属又一类诗：“风雨十年感慨多/酸甜苦辣孕平和/锅瓢碰撞犹琴瑟/梦幻追随胜玉帛/腑底无私劳亦喜/心中有爱泪成歌/人生放眼皆风景/往事如烟化笑窝”。这首诗贵在没有把生活虚化，而是说实况真情：在“泪成歌”的生活里，日常的小夫妻的“碰撞”犹作“琴瑟”乐；在“酸甜苦辣”之中，反倒觉得“平和”；而诗人又觉即便如此人生也“皆风景”。这自然就是“君子安贫，达人知命”了。而妻子用虚无的“梦幻追随”替代（“胜”）了眼前肯定没有的“玉帛”的存在，因为“心中有爱”。其实，真正文化人都深知自已的责任人生是身背十字架的，虚浮的华贵也能移他们一时之心性，但绝不会长久。就如丕耀，一旦聊起他《包头三字经》和《包头赋》的影响也沾沾自喜。这不奇怪，这既是一种“文化自信”的浅层反应，也是生命律动的必然。如果一个人在该高兴之时反倒冷静的不苟言笑，那他不是神仙就是个阴冷的政客，绝不是诗人。
可诗人真正的灵魂思索哪里能藏得住呢？他另一首《五月初五有感兼赠诸诗友》就又回到诗人深层境界了：“几度端阳把泪樽/忧心遣我欲招魂/《离骚》气韵今安在/《天问》精魂久不存/有意呻吟风未冷/无聊唱和日升温/幽州寂寞歌谁续/怅望乾坤独掩门”。这是颇具批判意识、独显个人文化操守的诗，足见丕耀在现实文化大潮中的冷静。“离骚气安在”“天问魂不存”，“有意呻吟”之“风”“无聊唱和”之“温”，让真正的文化人怎能不厌恶？何况这种现象在逐“日升温”。诗人正有此“忧心”才更“欲招”屈原之“精魂”，欲“续”陈子昂的“寂寞歌”。而且断然地在“怅望乾坤”之后“独掩”自家之“门”。诗人“掩门”是要做什么？1-断绝那些“有意呻吟”“无聊唱和”，2-继“续”写自己的“寂寞歌”。我以为，日月昭昭，一位诗人一位有良知的文化人，能做到这些就足够了。
近代有一种非把文化人、诗人搞成“斗士”的荒谬之说之为；把文学说成是斗争武器，给文化披上什么“革命”与否的外衣；把诗和文章说成“投枪”“匕首”。说写首诗、作篇文章就要把谁整死，还血淋淋的。这好吗？对头吗？古人说得好——“投笔从戎”，说得是要先把笔墨弃掉才能当战士去杀伐。那“笔”和“戎”是两门子行当。写诗是言志、抒情、造美的；是针对人的灵魂的作为。丕耀最近为鄂尔多斯红十会写一篇《赋》其中有几句“传精神抵远乡，心系霜晨月；送关怀达僻壤，情牵雪夜风。梦里思银鬓，途中念青丝……先忧境界，如沙湖明月，怀云涵雨；后乐情怀，若绿洲清风，沥雪浴霜”。我以为这是一种极尽人情、穿透灵魂的诗句，不是表彰而是一种抚慰。而社会和我们这心灵创伤累累的民族所需要的，正是这种“美”的滋养，而不是让我们子孙再做无知的“愤青”“红卫兵”再推动“成王败寇”一赌。诗人和真正文化人是按人类美好理想塑造灵魂的，而不是社会管理者；诗人和真正文化人是给社会和社会管理者医病的。这不是“服务”；服务是公仆的天职。诗人的胸怀是包融整个天地人的；有此通“灵”意识才能写好诗。可惜这一点，很多文化人还懵懂。正如丕耀有诗云“西风不解思人苦/却教秋云暗野灯”。
是啊，诗人正是那“西风秋云”都“不解”的“暗野”之“灯”。
※1 见菊池宽《作家凡庸论》
※2※3※4 见严羽《沧浪诗话》
※5 见帕斯卡尔《思想录》
（作者又名：余辔扶桑；此文曾刊载于《草原》2011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