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进入他理解自己的视角，你才能获得一个与他本人相持平的视角。只有像对待他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他，你才能做到对这个人平等。去理解他所站立的那个立场，尊重他的选择，认为他的眼光和选择，是根据他认为“好的”的标准来衡量的，因而他所采取的立场，选择的结果，一样拥有道德含义，而不是不拥有道德含义。你是道德主体，他也是。你是道德的承担者，他也一样。你有起码的认知能力与道德判断能力，他也有。（提要）
我就在想，不同意见之间的分歧，有其顽固性，也有其尖锐性，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引进敌我矛盾的概念，弄得剑拔弩张、刀光剑影的？仅仅是因为立场不同，所属“阵营”不同，就一定要把对方看成是妖魔，想出千奇百怪的骂人话，曲里拐弯的或针针见血的，各种各样的“问候”，这到底是为什么？
有朋友建议我去凯迪网看看。我见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但很快也见到了这样两句话：1.“大家看到了吧，顶方舟子的，全是五毛，可见他是什么东西了”；2.“起码在猫眼，挺韩的多数是五毛，你指望这群玩意儿写出什么像样的文章来？”这两句话意思相反，但表面上看是如此雷同，涉嫌互相“抄袭”。
有人说某些做法让人想到了文革。我不同意，不是什么都可以扯到文革上头去。孔庆东对于香港人的侮辱性言辞（“狗”），你可以说这是文革遗毒；那么有香港人同样侮辱性的回击（“蝗虫”），怎么可以用文革来解释呢？
能想到的一个解释是：不同意见的分歧，之所以上升到敌我矛盾，其间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转变，那就是“歧视”出现了，并被悄悄带了进来。
为什么你不同意我的观点？如果我是高的，那么你就低了，低我一等，或者低我几等，就是“下三滥”；为什么你不与我保持一致？那你就是故意来与我捣乱的，故意来向我挑衅、伤我自尊心的。可见你是个坏人；为什么我已经给出了我的理由，你为什么不好好看，还要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那么你不是智力问题就是道德问题，归根结底，你站在“屎”一边，是“邪恶的”。
“想不通他怎么想的。”这是“匪夷所思”；“什么人才这么想啊？”这是“非我族类”。接着——飞跃式地（突然受到了某个启发），想到了某个人也许“不是人”：“这真不是人干的，是畜生”，是“兽性”发作，是“披着人皮的狼”。
事情的性质由此发生改变。不同立场的差异和冲突，演变成了一场“驱魔”运动，一场“大扫除”或者“消灭四害”之类的活动。双方都感到了同样的危机：“有害虫在我们中间”、“有瘟疫正四处蔓延”……。
“反感—歧视—消灭（从眼前消失）”，一步步就是这么过来的。实际上这种情形远非最近有关韩方讨论中才出现，而是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有着更加久远的传统。许多巨大的冲突，也是同样的逻辑。那么，歧视又是怎样产生的呢？人们肯定不希望别人歧视自己，但是为什么会情不自禁地去歧视别人呢？
我上篇专栏文章里提到了某些外在的差异（年龄、地区、性别、成就大小），但这些都不能成为拒绝别人平等加入讨论的理由，这就意味着，不能从某些外部条件（自然条件）来看待一个人。而恰当的做法正好相反：要从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理解来看待人。即从当事人理解自己的角度，这是一个内在视角。比如，他认为是正当的理由，或许就是正当的，至少对他本人来说是正当的；他认为是正确的做法，或许就是正确的，至少对他本人是正确的；这个人自己认为是应该的事情，或许就是应该的，至少对这个人本身是应该的。
只有进入他理解自己的视角，你才能获得一个与他本人相持平的视角。只有像对待他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他，你才能做到对这个人平等。他不认为自己是野兽，你也不能扣他一顶妖怪的帽子。
这并不等于说，你一定要了解他的全部想法，一定要同意他，而是意味着——去理解他所站立的那个立场，尊重他的选择，认为他的眼光和选择，是根据他认为“好的”的标准来衡量的。无论如何，他是追寻（他的）善、朝向（他的）理想的，因而他所采取的立场，选择的结果，一样拥有道德含义，而不是不拥有道德含义。你是道德主体，他也是。你是道德的承担者，他也一样。你有起码的认知能力与道德判断能力，他也有。
起码在讨论中是这样，这就是所谓的以平等的道德身份进入。愿意前来发表自己意见的人，是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对的，他有伦理考量，而不是没有；他有是非善恶的判断，而不是完全缺乏。尽管他的观点不同于你，但他的道德判断未必没有你认真，他的伦理担当未必比你要少。当人家是追求伦理追求道德的，你却说人家是没有道德、丧尽天良的，你的态度就不够平等了。你否定人家的唯一理由，不过就是他的意见跟你不一样。
比如说那些支持韩寒的人们，他们就认为韩寒是好的，是值得信任的，在许多方面可以做出表率，他们是从自己认为理想生活的标准来看问题，而不是从践踏理想的角度来看问题。在他们看来，否定韩寒，也是否定了他们心中的理想，否定了他们的价值和向往。他们的这个判断是否恰当，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至少你不能笼统地说人家都是五毛，是受命前来，是别有用心的。细细想想，你自己也不会相信的。
对于质疑韩寒的人们及支持这种质疑的人来说也一样。彭晓芸坚持认为这是一个“社会诚信”的问题，如果你对于她是平等的，你便需要听听她发自内心对于社会诚信的呼吁，这个是她的道德立场和道德理想，怎么能够反过来说她是没有道德的、是“邪恶”的，甚至一看她微博上的头像，就说是“一脸妖气”呢？她与你拥有一样的道德感、道德冲动，不是仅仅你有而别人没有。至于韩寒的做法是否涉及了社会诚信的问题，需要许多论证，要靠事实来说明问题。有人质疑，也是从他们自己的道德感出发，而不是丧失道德的体现。
只有将对方视为道德身份平等的人，才能够保证不会出现将对方视作“妖魔”，视作“不是人”。道德身份的平等，保证了讨论中的分歧仅仅是人类成员之间的分歧，而不是“人类”和“畜类”之间的分歧。
拿方舟子来说，即使法庭最终判他犯下了诽谤罪，那么也是一个“人”犯下了诽谤罪，而不是一头“屎壳郎”（路金波语）犯下了诽谤罪。即使他的这个罪名应该被处死，那么也是作为一个“人”的方舟子去受死，而不是“一条疯狗”、一个男巫去上绞刑架。
这就是孔庆东骂香港人为“狗”，令人不能容忍的原因。这个说法是地地道道的歧视，因歧视而随意侮辱。歧视在前，侮辱在后。同样，“蝗虫”的说法也是。一个社会对歧视性的侮辱，应该有所限制，甚至严加限制。这与言论自由并不矛盾。说话中听不中听是一回事，明显的歧视侮辱是另一回事。
在这个意义上，回忆文化大革命或其他一些残忍时期的做法，才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不同意见、不同出身而将人活活折磨致死？为什么能够做到割掉喉管将人送上刑场，什么人才下得了这样的手？那是因为已经形成了一种定论，认定这些受害者，不拥有人类的特性，属于“非人”。取消他们作为人类成员的身份，是取消他们作为道德的主体。
当然，在理论上肯定人的道德身份，肯定人的道德主体，并不排除在实际生活中，有些人主体性高一些，有此人主体性低一些；有些人在道德上更为直觉一些，更加负责任一些，而有些人则比较不负责任一些。这些区别需要另文撰述。但起码需要立出一条界限，不同意见之间的分歧，不能构成诋毁这个人的理由，不能取消他的道德身份，继而将他视作“不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