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战略的成功在于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有效地集聚了全球生产要素，迅速扩大了中国的经济规模。改革既创造了市场经济环境吸引了外部要素的流入，也因为开放而获得动力，释放了闲置生产要素，提高了要素生产率。扩大内需政策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调控战略，也是新的发展战略，即对生产要素从引进、释放到培育的战略提升。
一、对外开放：引进稀缺要素的发展模式
对外开放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在于其抓住了经济全球化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本质特征，紧跟了这一历史进程，从而实现了生产要素向中国的集聚，实现了30年来以要素投入扩张型为特点的经济增长。
（一）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
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这是因为：第一，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既包含了要素的流动，也包含了产品的流动；要素流动必然使生产地发生变化，进而又导致最终产品贸易的扩大。第二，要素的国际流动从生产经营的源头起形成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其深度要超越以最终产品的国际贸易为内容的国际联系。第三，要素流动是广义的，它包括了货币资本，也包括了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信息、市场营销网络等，正是其广义性深化了国际经济联系。第四，要素流动是产品流动的发展，因为跨境投资往往是为了跨越贸易障碍，包括关税等市场障碍和运输等自然地理障碍，从而发展了国际商品贸易关系。要素流动超越了商品流动，也主导了商品流动。世界贸易组织将关贸总协定从产品的自由贸易扩展到知识产权保护和投资政策等广泛领域，要求其他成员方开放投资的市场准入，体现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
不同要素有低级与高级之分，如专门技术与简单劳动；同种要素也有低级与高级之分，如不同的劳动力和不同的技术。要素的流动性是有差异的，有的要素流动性强，如货币资本、技术专利；有的流动性弱甚至完全不流动，如自然资源、土地；有的流动性强弱受国家政策影响，如尖端技术。劳动力的流动是世界经济中的重要现象，但是，在大多数国家政策中，往往鼓励高级劳动力的流入，而限制低级劳动力的流入。要素流动性的这些差异决定了全球化条件下要素国际组合的特征，即流动性强的要素向流动性弱的要素所在国家流动而不是相反。这就决定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向以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为主要要素的发展中国家流动。这是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的一种特殊的机遇。在生产要素国际流动中，跨国公司是主体，外资是载体，从而引进跨国公司以集聚高级要素成为发展中国家战略的核心，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约一半进入了发展中国家。① 如果政府能够创造适合于高级易流动生产要素向本国流动的经济社会环境，那么就会推动这种要素的集聚。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是否真正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就在于能否使自己低级的低流动性的要素成为吸引高级的高流动性要素流入的有利条件。形成这些条件的关键，是政府创造有效有利的经营环境，以吸引外国高级要素。②
（二）全球要素集聚的发展模式
扩大外贸与引进外资是对外开放的主要形式。不论是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还是采用补偿贸易、加工贸易等方式发展出口，其内在含义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集聚生产要素。全球要素向中国的集聚使中国加入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之中。这种集聚不仅造就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也典型地导致了全球经济均衡的新特点。
由于中国相对落后，因而是以低级生产要素吸引国际高级生产要素形成要素集聚。这种集聚是生产的集聚，即中国被放在了全球研发、制造和销售中的制造环节，利用全球生产要素，为全球市场而生产。这样的集聚必然带来的结果就是，中国在贸易与资本两个方面同时的顺差地位。资本净流入，商品净流出，前者是要素集聚的过程，要素集聚导致生产集中，生产集中又导致出口集中和出口巨额顺差。
双顺差的结果是中国外汇储备的持续上升。因此，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一些国家把中国储备的持续增长看作是人民币汇率低估的结果，进而要求中国对人民币大幅度升值，这在理论上是过时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继续以过去单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均衡为标准是脱离现实的，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如果以汇率升值实现中国国际收支的平衡，那就意味着中国在上述“要素流入，产品流出”的全球化分工地位的消失，或至少是让这一过程的中止，这不仅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世界。
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要素集聚最多的国家之一，表现为全球大量资本、技术、品牌、优秀人才等高级要素的集聚。截止到2007年底，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超过7700亿美元。从1992年至2007年平均每年吸收外资超过450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19.4％，比同期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额年均增速高出7.5个百分点。2007年中国吸收外资（含金融）合计835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5.4％，占发展中国家的19％。2007年末在中国实际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8万家，实有投资总额达2.11万亿美元。③ 国际直接投资具有多维属性，[1]可以看作是一个“企业包”，包含着资本、技术、管理、信息、知识、品牌、海外销售网络等多种要素。在全球化经济中，跨国公司特别是世界500强跨国公司是国际投资的主体，也是技术、标准、品牌、跨国生产经营网络等高级要素的主要拥有者。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80％以上的新技术和新工艺，是世界技术发明和传播的主要载体，同时也是全球研发的主要承担者。[2](pp.41、209)
在对30年开放战略成功原理的描述中，大部分理论是从比较优势理论上分析的，具体说是中国“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事实上，比较优势论是关于国际贸易与分工的一般理论，在其经典意义上更具体指劳动生产率的国际差异决定国际分工的原理。因此，比较优势论并非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以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为基础的要素合作型的国际分工理论。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也并非基于要素禀赋理论，因为这一理论的基本前提是要素不流动，核心是要素不流动条件下一国贸易产品的要素结构特征，而经济全球化却以要素流动改变国家要素禀赋结构为基础。正因为这样，中国这个以低级劳动力为富裕禀赋的国家会大量出口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不强调这些区别，就不能正确揭示中国开放战略的特点。[3]
（三）要素集聚发展模式的优越性与局限性
要素集聚的发展模式的正确性在于其抓住了时代的特征。中国迅速获得了发达国家高级生产要素的流入，扩大了经济规模，赢得了国际市场，综合国力迅速提升。特别是缓解了就业这一中国最大的难题，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要素集聚的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在于，由规模扩大所体现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非真实的。首先，由GDP规模所反映的经济总量并非全部来自于本国资本等生产要素，而是包括本国与外国生产要素在内的共同产出，因此，增长在一定意义上是夸大的。我们既不能把外国生产要素的产出简单地看作本国的产出，因为生产要素所有者要求回报，但也不能把它等同于在外国的产出而认为与中国毫无关系。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缴纳的税收超过9900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20％，提供的就业岗位超过5000万个。由要素集聚所创造的扩大的经济规模使中国社会（企业与个人）购买力提升，也使政府税收增长，政府能力提高，特别是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提高，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提高。由中国实现的全球要素集聚及相应的生产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方式。其次，产业结构的进步是不清晰的。无论是从产出意义上还是从出口意义上看，产业结构的水平都因为外资的引进而大大提高了，这形成了一个结构进步的假象，而事实上中国在这些现代产业中实质上处于价值链的末端。Caves指出：在那些R&D最为突出的行业中，R&D与对外直接投资都集中于大公司手中，R&D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对外直接投资也反过来促进R&D。[4](pp.192-196)再次，高级生产要素从而先进产业的流入既创造了中国的发展基础，制造了竞争环境，但同时也对中国资本发展先进产业形成了障碍，甚至使中国的这类产业根本无法发展起来。但是如果因此而拒绝引进外资，那么中国就会完全失去在全球化中崛起的机遇。[5](pp.409-427)
近年来国内关于开放效益之争的核心是关于要素收益差异之争。大量事实证明，中国所获得的开放收益相对低于跨国公司，甚至还付出了巨大的社会环境成本。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生产要素是廉价劳动力，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依靠的是先进技术、创新产品。由于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由于解决就业的巨大压力和实现增长的强烈需求，中国在要素合作（国际分工）中处于合资谈判和价格决定的弱势地位。因此，要素集聚既是中国30年发展的成功模式，也隐含着这种发展模式的相对不利之处，并进而启示着战略升级的要点所在。
外部市场是一个宏观概念，即增长的外部条件；同时，也是一个微观概念，即作为跨国公司的国际销售网络。缺乏这一要素是中国在全球化分工中利益相对较小的重要原因，而这一格局正是由要素集聚而形成的。外部市场是中国过去30年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些年来日益显著。导致这一结果，除了由于中国的要素构成外，也因为在各项政策战略上偏向于外部市场，即通过汇率、出口鼓励政策等鼓励利用外部市场。这一战略在作为发展初期的前30年是必要的，然而，在当前外部市场严重萎缩的情况下需要我们认真考虑其调整问题。
二、国内改革：释放闲置要素的发展道路
对外开放对中国发展的积极作用还在于其有效地促进了改革，从而促进了国内市场机制的形成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闲置生产要素的释放和使用，为规模扩张型的增长提供了基本保障。
发展的基础是资本的积累，进而是以资本为基础的广义生产要素的积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能够有效地集聚全球生产要素而实现自身的发展，其基础在于国内体制的转型。改革构成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在于其通过释放闲置要素及要素生产率解放生产力。从对外开放的角度讲，改革的作用在于为开放创造了适应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促进全球生产要素的集聚创造了体制基础和运行环境。
（一）改革作为开放的条件——从要素论进行的解释
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对外开放的前提条件之一，没有市场经济的规则就不可能引进外资企业，不认同国际市场规则就不能进行对外贸易。
从要素集聚的理论解释，改革的关键作用在于释放出闲置的生产要素，从而形成流入的外部要素与之相结合的可能。农民工自由流动的突破，为沿海地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使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得以发挥。在中国土地稀缺、农业生产力快速提高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是过度富裕从而事实上闲置的生产要素。外资创造就业的经济学意义就是资本流入释放了闲置劳动力。从农村中流出的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对外资的重要引力。改革从农村中释放了近乎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国参与国际要素合作的优势要素的形成。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数量不断提高，流动半径加速扩大，2003年外出1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总和达到了9831万人。[6]另据统计，综合各方面因素，目前中国农民工保守推算超过了1.8亿，甚至有专家估计在2亿左右。[7]
与此相对应的是城乡土地制度的改革。级差地租理念的确立，低效率使用土地现象的改变释放了中国的土地资源，增加了中国的要素投入总量，形成了要素投入扩大型的增长。相似的还有自然资源开发中的外资引进。
改革解放生产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同样数量的劳动投入有了更高的效率；另一方面，要素的配置优化，同样数量的生产要素获得了更高的产出。在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上，开放的作用是通过竞争形成的。开放迅速导入了市场经济及其企业的管理方式，对国内原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形成竞争压力，促使其加快改革；同时对国内新生企业产生示范效应，引导其采用先进管理模式。如服务领域的开放，其核心是管理这一高级要素的引进。④ 正如N.拉迪指出，“加入WTO的承诺不仅使中国制造业高度开放，而且还使中国在服务业领域走向非常有意义的开放。在服务领域中国所承诺的扩大开放超过了大部分WTO成员。因此，国际竞争对中国技术变化和管理效率所产生的正面激励不只限于制造业，而且也日益扩大到服务业。”⑤
改革提高效率的经济学原理在于其消除了国内市场中的扭曲，特别是要素价格的扭曲。发展战略的选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世界性课题。从20世纪50年代起，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进行了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道路的探索。除了国内经济制度选择外，就对外经济关系而言，这一探索集中到一点，就是走开放型道路还是封闭型道路。许多发展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新兴产业的竞争力低，因而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只能是进口替代，即在贸易保护下的发展。这使许多国家采用了封闭式的发展道路，取得了有限的发展成果。但是，另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却利用世界市场，通过出口产业的逐步提升拉动了国内增长，取得了更好的发展成就。事实上，战略选择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世界经济特点和机遇的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对稳定的世界经济环境为落后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包括出口市场和资金供给。这使更多利用这些外部条件的国家和地区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遇。
开放对改革和国内市场机制的形成在于其有利于消除国内要素价格扭曲，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实现了更快的增长。大量事实证明，开放经济比封闭经济的发展成效更为显著。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起许多研究就证明，开放的发展比封闭的发展更少扭曲，所以发展成效更好。以巴格瓦蒂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证明开放有利于消除对外扭曲，从而国家能够从资源配置的优化中得益。⑥ 90年代Sachs的研究证明在1965年到1990年期间，40个始终不开放的发展中经济体和8个始终开放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年增长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原因在于扭曲的消除。[8](pp.1-118)这一期间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了有利于国际直接投资的政策和管理规则，而采取相反措施的国家只是极少数例外。这些引资政策广泛涉及放宽对FDI的限制，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放宽对外资投资比例和产业进入的限制，放松外汇管制，允许给外资提供更优惠的担保，都对扭曲的消除起了作用。⑦ 2002年SebastianEdwards分析了经济开放和国际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控制资本的流动，包括流入流出会导致更高的资本成本，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影响。不开放下的市场扭曲不利于经济增长。[9](pp.261-270)这类研究为发展中国家实行开放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吸引全球要素集聚的基础
Jeffrey Sachs等1995年分析了各国经济改革与参与全球化的进程，说明了国内市场化与参与全球化的关系。他指出，原计划经济国家以使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为其战略目标。一体化不仅增加了基于市场的贸易和金融流动，而且在制度的融合上还广泛涉及到贸易政策、法律法规、税收制度、产权形式和其他各种调节制度。在这些领域的政策改革中国际规范常常发挥了巨大的决定性作用。[8](pp.1-118)
对中国来说，营造吸引外国高级生产要素流入的经济环境，是开放的根本任务；而实现这一任务的根本手段，则是改革，即创造一个对外资有吸引力的和熟悉规范的市场环境。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改革与开放的紧密关系：开放是战略的取向，而改革是实现这一战略的条件。改革的一大主题是将一个封闭型经济改造成为一个开放型经济，而开放又是促进国内市场化改革的巨大动力。通过改革实现了开放，又通过开放推进了改革，这就是中国过去30年所走过的路。⑧
开放政策是以改革的方式起步的。1978年经济特区的建立是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的一大改革。从直接关系看，是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特殊权力，但是从内容上看，这些权力的核心则是地方政府在所管辖区域内拥有给予外资企业优惠政策的权力，拥有对外贸易管理的权力以及人员出入管理权力等，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拥有自由贸易区意义上的各种权力。而这种改革就使特区从旧体制中脱离出来，形成了外资流入的引力，即要素的集聚。正是要素的集聚，使特区迅速发展起来。从特区扩大到沿海城市，从南方延伸到东部，中国整个沿海地区的大发展就是外部要素流入从而要素集聚的结果。这种集聚不仅包括外资的流入，而且包括由此而带来的加工贸易即国际市场渠道要素的流入，新产品生产即技术、品牌、生产工艺等的流入，新企业被纳入全球生产经营体系即全球生产网络要素的流入，高级经营管理与技术人才要素的流入。构建这种巨大引力的是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廉价的低级要素供给，以及逐步规范透明高效的生产经营环境。
投资的市场准入和产品的市场开放都属于开放问题，然而二者都要求国内的改革来推动。一些部门长期处于产业保护和行政垄断下发展，效率低下，投资的市场准入就是打破行政垄断，引进竞争，以竞争促发展。国内市场对外资企业开放在扩大吸收外资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也是引进竞争促进发展的改革。
C.F.伯格斯坦等认为，30年来，中国的令人震惊的增长有五个关键因素：一是拥抱了市场的力量，二是经济开放发展贸易和引进直接投资，三是高水平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四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型，五是对基础教育的投资。⑨ 这一分析所说明的正是开放市场的机制及其所形成的要素引进与释放。
（三）开放推动下改革的滞后及其对持续增长的约束
开放同样也加快了国内的要素培育。外资企业的大量引进为中国优秀人才提供了高端的就业机会，同时也成为其扩大知识提高技能的重要平台。中国的优秀人才为外资企业服务也是一种全球化条件下的要素配置模式，外资在中国经营正是为了获得中国的这部分高端优秀人才。这种要素结合方式使中国人才迅速成长，对中国的长期发展具有潜在的贡献。一旦中国资本实力提升，企业家队伍扩大，投资机制成熟，知识型人才自主创业，那么中国就可能形成由自己的资本和人才主导的发展。然而，这毕竟是一个相对较长的和间接的过程，而现在中国人才的相对短缺也制约了中国企业获得高端人才。与此相似的还有技术等高级要素。中国企业不能吸引高端人才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有企业制度等。总之，改革释放了闲置要素，但却尚未真正形成培育和使用人才技术等高级要素的体制机制。问题还在于，如果我们不改变中国人才资源短缺的基本局面，不改变投资和技术进步对外资依赖、产品销售对外部市场依赖的基本局面，那么中国在全球化要素合作中的分工地位将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由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外部市场，国内市场的开发相对滞后，即相对于经济增长相对滞后，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长期高于GDP增长速度。与此同时，改革也未能在内需市场的开发上发挥足够大的作用。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相对滞后，使民众对未来担忧增加，从而减少了当前消费。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扩大了贫富差距，低收入群体的相对收入下降，使消费率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因此，开发国内市场成为实现新发展的关键。事实上，这些滞后改革的一个共同点恰恰是忽略了中国劳动者的提升，忽略了中国自身高级要素的培育，而把发展的战略重心长期放在廉价劳动力这一低级要素之上。
在开放促进下的改革释放了国内闲置要素，激活了要素生产率，同时又以持续扩大的外部市场吸纳了不断增加的产出。但是，中国经济的这一巨大的外部循环却遇到新的障碍。一方面，中国制造迅速扩大，国际市场容量有限，发达国家低端产业的调整受到抵制；另一方面，一大批新兴国家相继崛起，同样走上低端制造出口拉动的发展道路，与中国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中国的巨大制造能力不能长期主要依靠外部市场，特别是不能依赖于外部市场的扩展速度与中国的发展速度相适应，而必须同时建立在国内市场的基础之上。因此，国内市场的开发成为国内改革的新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外部市场的约束形成了开发国内市场的倒逼机制。在激活要素和要素生产率激活产出的外循环机制后，当前中国迫切需要激活产出的内循环机制，这就需要改革宏观调控和微观投资消费等多个方面。
三、扩大内需：培育高级要素的发展战略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外部市场的显著收缩，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世界经济增长波动本身来看，这一动荡只是短期的，一般预期到2009年末世界经济将走出衰退。但是，由于中国受到重大影响的内在原因深刻地存在于长期发展战略之中，因而应对这一危机所需要的却应当是一种长期的、发展战略性质意义上的重大调整。
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完成了快速发展所要求的规模扩张第一阶段的任务，新阶段需要在规模继续扩张的同时更加注重实现结构的升级，从而实现内涵式的发展。这一阶段性的推进是发展阶段本身逻辑的要求，同时也是世界经济环境变化的要求。30年来，经济全球化的大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今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的30年，特别是由这些变化带来的对中国不利的外部因素，包括长期的历史性变化与短期的金融冲击和经济衰退，都要求我们考虑对要素集聚与释放战略的调整。就开放以利用经济全球化而言，实现发展的道路不再只限于要素的集聚，而具有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更广泛的新的含义。
（一）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原因的分析及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质疑
众所周知，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根源于美国的次级房贷。同时，过度的金融创新、缺乏必要有效的金融监管以及信用评级制度的缺失等都具有重大影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危机的原因。然而，美国也有少数人将本次危机的责任归咎于中国，提出中国的高储蓄导致美国的金融泡沫是这场危机的原因。⑩
这在逻辑上是荒唐的。毫无疑问，次级债的设计、过度的金融创新、无效的监管和缺失的评级等等这些都是美国金融制度自身的问题，无论怎么说都与中国无关。惟一需要稍加理论分析的是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中国的过度储蓄究竟是谁的责任。
在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上，中美之间表现为“双赤字”与“双顺差”的关系，或者说是中国以贸易盈余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金融资产的方式又借给美国，向美国出口收入的资金又回流到美国。消费信贷是美国拉动经济的法宝之一。消费信贷产生的根源是有效需求不足，这是美国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内在缺陷。为弥补这一内在缺陷而创造的超前消费模式（以及美国的消费文化），利用次级债创造的金融衍生产品才是金融泡沫的根源。消费信贷产生之时中美之间甚至连贸易都还很小，更谈不上什么中国对美国的国债投资，即使现在中国买的美国国债也只是储备资产中的一小部分。至于美国政府的巨额财政赤字则与美国复杂的国内外政策相关，特别是与美国推行国际霸权而需要的巨大支出相关，同样与中国无关。
中国的巨额贸易盈余与对外部市场过度依赖相关，也与国内消费投资不足相关，二者都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作为发展初期，中国缺乏国内增长动力，需要外部市场，这是惟一的选择。由于国内市场不成熟，企业发展有限，投资不足；改革滞后，分配差距扩大，消费不足。这些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难以避免的发展中的问题。即使中国实现了贸易平衡，也不会改变美国的双赤字模式。众所周知，美国的贸易逆差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直至导致70年代美元黄金本位制的垮台，而当时中国还很少对美贸易。
两国的这些差别导致了中国发展利益的不足和流失，而美国的发展利益却在增加。因为美国不仅廉价享用了中国创造的物质财富，而且廉价使用了中国积累的金融资源，还同时要中国一起承担由此产生的风险。危机的“中国责任论”将两个在表面上看来对称的“赤字”和“盈余”现象解释为两国的共同责任，这种理论显然是肤浅的。
（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启示与开放型发展战略的调整
然而，面对严重的危机，中国仍然必须考虑防范危机冲击的对策，同时也要从根本上思考减少此类冲击的长期战略。这就是扩大内需战略。
从危机本身的波动性质来看，金融危机使出口市场收缩，扩大内需似乎是一项短期应对之策，从长期来看中国仍然可以坚持现有的开放模式。事实并非如此。危机是一种短期波动，但是，从中国自身来看，受到影响较大却也与现行的开放模式与改革进程相关。
现行开放模式对外部市场存在着较高的依赖性。以2007年为例，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12549亿美元，占对外贸易进出口的57.7％，中国2007年GDP为32801亿美元，出口总额12178亿美元，出口依存度为37.1％。(11)
国内市场开发不足与改革的进程相关，也与开放的结构相关。开放起步于沿海，也因为沿海的特殊条件易于开放。内地劳动力通过向沿海流动共同获得了开放的机遇，但却因为工资较低且只是个人获得，开放的成果更多体现在沿海，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更大了，在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和几乎整个农村地区发展是滞后的，从而需求是很低的。沿海的客观地理条件是原因之一，但并非惟一的决定因素。如果国家的整体政策能够从以往对外偏向型的不平衡发展战略继续向前推进，那么内地和农村会获得更多发展机遇，就可能缩小这种差距，从而中国整体的内需也将能得到显著的扩大。在这里，投资与消费起着相互促进的作用。向内地更多的投资实现的更快的发展将会形成更大的消费需求，成为新的增长动力。
扩大内需不但需要国内政策的调整，而且需要对外开放战略的调整。从应对危机的短期来看，我们需要一定力度的出口鼓励以维护出口市场，包括不得以地维持低工资优势，维持低汇率水平。但是从长期来看，强烈的出口激励和低工资低汇率就是系统的对外偏向型政策，导致国内生产销售不如对外生产销售，从而不能激励国内投资。因此，在当前短期应对危机政策之后，中国需要适度调整对外偏向的经济政策体系，以鼓励国内投资，激活国内市场。在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条件下这一政策调整是完全可能的。
（三）扩大内需、要素培育与增长动力的再造
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战略是中国增长动力的再造，是增长外部拉动模式的升级。外贸出口与外资流入两大动力在30年的增长中起了根本性的作用，即使再过30年我们也不能说二者会完成历史使命，相反会更加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首先将来自于进口。外贸将长期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必要条件，问题是在外贸整体规模继续扩大的同时，需要减少顺差，以减少增长对净出口的依赖。外贸的基本平衡将使出口更多转化为进口能力，从而进口的技术、装备等为自主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贸易进一步发展的是发展的作用而不只是GDP增长的作用。这一点与主要通过外资引进技术不同。同时贸易总量的扩大也将使中国更多从比较优势的实现中获得国民福利的提高，而不只是单纯就业利益。
巨额外汇储备为中国的战略转型提供的良好的条件。对中国来说，外汇储备的持续上升也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一个国家的初级发展阶段上，需要为工业化和信息化进行资本积累，因而储蓄大于投资是必要的，出口顺差是高储蓄的表现，外资流入是资本积累的需要。当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一个国家外汇储备长期持续上升是不合理的，这是外汇资源的浪费。对中国来说，重要的是真正实现储蓄向资本形成的转换，即把由贸易赢得的外汇用于合理的资本装备和高技术进口，只有这样，才是中国自主发展新阶段最必要的资本形成，为长期发展创造基础。这进而涉及国内企业投资能力的提高及其机制的形成。
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将来自于内需。政策结构的整体调整将不再单纯地鼓励外资，内资也将得到相同的鼓励。当然国内投资能力的提高还取决于更多的条件，包括企业家的培育、资本市场的成长、国有企业的再造、本国民营企业的成长等等。随着国内投资机制的逐步成熟，过高储蓄率的现象将会逐步改变，对外资的过度依赖状况也将得到改变。在短期内内需扩大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但从长期看投资需要靠企业所进行的产业投资，只有这样经济才会有持续的内在增长动力。内需的扩大也取决于消费，需要通过消除消费者对长期安全感的担忧扩大当前消费。更重要的还在于启动农村与中西部落后地区的消费能力，这在短期内可以通过转移支付和消费补贴来实现，而从长期看只能通过这些地区的增长来实现。因此，内需市场的开发关键在于鼓励对中西部落后地区的产业投资，以生产拉动收入，以工代赈，以收入增长实现消费增长。在把外资引向内地困难的客观情况下，应当注重国内投资的形成。这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最重要动力。
从要素的视角看，扩大内需政策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是一项要素培育战略，这一战略的推进意味着中国从要素引进、要素释放的发展模式提升到要素培育的发展模式。从近来中央政府推出的扩大内需各项政策来看，其主旨体现了三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二是科技创新和人才开发；三是改善民生。在这里，基础设施是公共产品，是经济运行和长期增长发展的生产要素，是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经济要素。注重科技创新和人才开发表明，中国正在从抵御危机中寻找发展的机遇，即推动创新以培育稀缺的技术要素，加强教育以培育稀缺的人才要素。重要的是，这不仅是抵御危机的短期政策，也是国家发展的长期战略。这一战略的推进，意味着中国最终走上一条以培育高级要素为重点的增长与发展道路，这将是中国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至于民生的改善，在表面上看它并非增长的要素，但却是增长与发展目标的体现。从经济学上讲，正确处理民生问题不仅将改变过去一个时期中分配不合理的现象，而且还将营造巨大的内需动力，改变消费率偏低的国民收入结构。
（四）扩大内需与坚持对外开放
扩大内需与开发国内市场的战略不是开放战略的中止，恰恰相反是开放战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内需是多重意义上的，包括居民的最终消费，也包括基础设施、重大产业建设、科技研发、教育培训等领域的投资，30年的发展建立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中国市场，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尚待继续开发的市场。一方面，巨大的内需市场具有对外资流入的持续吸引力，因而可能成为中国继“引进外资—扩大出口—拉动发展”发展模式后的一种新模式：即“内需开发—吸引外资—拉动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扩大内需是形成国内高级要素的有效途径。利用过去30年积累起来的资金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新兴产业的培育、科技研发的投入和教育培训的加强，将会形成一批属于中国自己的高级生产要素，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以低级要素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格局。
扩大内需战略绝不否定继续开拓国际市场，恰恰相反，提高开放水平需要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而其中的关键正是“全球销售网络”要素的培育。近年来人们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国际大公司廉价收购中国出口产品，而以高价在国外市场销售，中国只获得了劳动者的辛苦费。事实上，这种利益分配“不公平”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缺乏“全球销售网络”这一当代全球化生产经营的高级要素，这种要素往往掌控在世界大跨国公司手中。扩大开放和提高开放水平的重点在于建立中国的跨国生产与经营网络，使中国的制造优势真正体现为中国的出口利益。在金融危机的形势下，中国企业要特别关注通过国际并购形成自己的全球生产经营网络。
就这一方面来说，似乎也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问题：中国经济是否需要从目前的高开放度逐步转变为低开放度。答案并不是简单的。事实上，就过度依赖外资流入与产品净出口来说，中国开放度并不低，需要降低。但是，就体制而言，对外资流入来说，中国的开放度并不高；就国内市场规范性来说，或者就贸易方式过度偏向于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来说，开放度也并不高。特别是就开放模式上讲的开放水平而言，中国的开放水平也不高。因此，中国依然需要进一步提高开放度和开放水平。
但是，就一个经30年改革开放发展、国内地区禀赋差别显著的大国而言，中国也可以更好地利用国内地区差别深化国内分工，利用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实现发展，如果说这一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开放度，那么这一变化是有利的，因为这进一步开发了大国的特别是高度二元化大国的内在潜力。在资本利用上也是这样。如果改革与政策调整导致更高的国内资本形成，从而降低了外资在全部资本形成中的比重，那么这样的发展也同样是有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