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曾说自己愿意做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按常理来说，周扬这样服膺、崇拜毛泽东，毛对他的工作应该很满意。但实际情况却是，毛泽东对周扬在文艺界的工作有诸多不满，对他曾有多次批评，其中两次批评得还非常严厉。
自1937年10月到延安与毛泽东有了接触后，周扬对毛泽东的情感逐渐由服膺到崇拜。如在延安时，他就曾对周立波说过“我们找到了自己的领袖”这样的话。1946年，周扬在他编的《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一书的“序言”中更加明确地说：自己愿意做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此后,直到“文革”前夕，周扬一直是这样做的，也被文艺界称之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最权威的解释者”。
按常理来说，周扬这样服膺、崇拜毛泽东，毛对他的工作应该很满意。但实际情况却是，毛泽东对周扬在文艺界的工作有诸多不满，对他曾有多次批评，其中两次批评得还非常严厉。——第一次是1951年文艺整风期间，第二次是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时。这两次批评的来龙去脉如何？本文略作介绍与分析。
第一次批评：政治上不开展
1949年后，周扬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并兼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稍后，又任中宣部副部长。在新中国成立最初的几年里，虽然名义上说是周扬挂帅文艺界，但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显然并没有像后来那样稳固。这里的原因，除了新中国成立伊始各方面的机构还有待健全和各部门的分工管理工作尚未捋顺的因素，以及周扬将大量的精力都用在了文化部的各项工作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任毛泽东秘书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文艺界的很多工作，事实上大都在胡乔木主持下进行。
胡乔木当时除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外，还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从后人的回忆来看，在当时，“中央宣传部在组织上有一个人们难以相信的现象：陆定一名义上还是正部长，但是党中央派胡乔木以副部长兼秘书长的名义主持中宣部工作。正部长陆定一每次都出席胡乔木主持的‘部长办公会议’，陆定一在部内的工作由胡乔木分配”（于光远：《见证人应该说的话——〈陆定一的历史遗产〉读后》，《同舟共进》2004第2期）。可见，胡乔木的权力是非常大的。
至于当时的文艺工作，情况也大致相似。胡乔木在前台，而周扬只专注于文化部的工作。当时在作协工作的张僖，就有这样的感受：
那时，周扬虽然是文化部的党组书记，但不大过问作协的事情，胡乔木管作协。冯雪峰是作协党组书记，严文井任秘书长，还有邵荃麟。周扬当时担任文化部的副部长，主要精力在文化部。所以，当时我跟周扬接触不多。（1999年2月25日采访张僖记录）
胡乔木与丁玲的关系一直很好，无论在延安还是在河北。对此，丁玲对胡一直是有好感的。1948年前后，丁玲在河北时，周扬愿意与她一起工作，但丁玲在征求胡乔木的意见时，胡却明确表示，丁玲“不必去做文委的工作，不合算，还是创作”。而在胡乔木主抓文艺界工作时，丁玲担任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并担任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1951年初，丁玲又接任周扬的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放弃了创作，与胡乔木配合很好。当年文艺界很多人，都感受到了胡、周、丁三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文艺整风是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声浪中拉开序幕的。文艺整风的目的，是乘批判《武训传》之东风，借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三反”运动之声势，用群众批判和自我检讨的方式，进一步净化文艺思想，树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
在整风开始之前，从1951年9月24日开始，中宣部召开了8次文艺干部座谈会，对文艺工作状况作了估计。中宣部呈交中共中央的报告认为，“文艺工作的领导，在进入城市后的主要错误是对毛主席文艺方针发生动摇，在某些方面甚至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篡夺了领导”。它的首要表现是“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放弃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工作，缺少对思想工作的严肃性”。“在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家的合作当中，表现无原则的团结，对他们的各种错误思想没有认真地加以批评，认真地提出改造思想的任务。不少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任意曲解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拒绝改造思想，拒绝以文艺为政治服务，要求文艺更多地表现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和趣味。他们认为今天文艺（例如电影）的主要群众是小市民，应多迎合小市民的趣味。他们反对以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去改造和提高小市民，而要求将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降低到小市民水平。而党的文艺干部在这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包围下，有许多人随波逐流，表现自己的立场是与他们一致的或接近的。
……
因为这样，就降低了党对文艺作品的要求，放任了文艺作品中的错误倾向和粗制滥造现象，而没有把认真地审查电影剧本及影片，审查文艺出版物和戏剧音乐节目，当作重大的政治责任。因为这样，就产生了电影《武训传》的摄制、放映和宣传，就产生了对于《武训传》的反动宣传的丧失感觉，就产生了在毛主席指出《武训传》的反动性以后对批判《武训传》的怠工。”文艺工作者中则普遍存在着脱离政治、脱离群众和严重的自由主义风气。报告还明确地说：“周扬同志应对以上现象负主要责任（周扬同志作了详细的自我批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文艺干部整风学习的报告》，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第463页。）其实，文艺界人士都知道，文艺界的事情是胡乔木在前台指挥、丁玲紧密配合的。现在乔木无事而周扬则必须承担责任。
文艺界整风由胡乔木、周扬和丁玲领导进行，而丁玲则担任了“北京文艺界学习委员会”的主任。整风还未开始，周扬已经要“自我批评”了，整风开始后，周扬还怎么领导别人？据张光年回忆：“在文艺整风期间，乔木在丁玲合作下，直接主持文艺界整风，使周扬处于无所作为的局面。”（张光年《回忆周扬》，载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以下所引张光年回忆均源于此，不再一一注明。）
张光年回忆中的另一个细节，也可以说明当时周扬的处境。文艺整风时，张光年受到了批评，并被要求写出检讨，他去找周扬，希望得到理解：
在大会检讨之前，先是在东总布胡同的文联党组扩大会批评我，批得很厉害，我就想到周扬那里去诉苦。他却对我讲：“你知道丁玲怎么批评我吗？批评我重才不重德。”这里“德”指的无产阶级立场。我问他怎么看。他回答说：“我看还有些道理。”我一听，十分生气，起身扭头就走。
周扬对张光年的“诉苦”无动于衷，并将丁玲对自己的批评坦言相告，实际上是以隐晦的口气，表达了自己“处于无所作为的局面”。而周扬要挨毛泽东的批评，也顺理成章了。
既然无所作为，周扬就不得不离开文艺整风的领导地位。那时，正好全国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土改，中央组织一些干部下去了解土改情况，周扬决定到湖南常德参加土改。10月9日，周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毛泽东为滁州专区文工团题字。信的结尾，周扬写道：
我俟文艺干部整风学习告一段落后，即去中南区参加土改，……我争取下月走成。心中有许多话想和您谈，您什么时候有空，请电话叫我。（此信为复印件，系私人藏品。）
毛泽东同意周扬的请求，要他在“动身参加土改的时候，可找一时间一谈”。想来，周扬的“许多话”中，向毛泽东检讨肯定是内容之一。所以张光年才有这样的回忆：
毛主席批评他很厉害。把他叫到中南海，回来后情绪恶劣。我问他，他多的没说，只是感慨地对我说：“批评我政治上不开展。”我很不理解。
周扬挨了批评后，大约在1951年12月，便到湖南常德参加土改。第二年年初年筹备第二次文代会，开始的工作就由胡乔木来主持。（张光年的回忆里说，毛对周扬的批评是在1953年初，这个时间恐怕有误。周扬是在1951年秋参加土改的，周扬挨毛的批评，显然是在此前。）
在文艺界处于无所作为的境地周扬，命运很快就出现了转机。就在周扬到湖南后不久，便被毛泽东的电报召回了北京。
事情的起因是，1952年初，胡乔木主持筹备第二次文代会，同以往一样，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很重视，但是，胡乔木的一个做法则引起了毛的不满。张光年回忆说：
乔木把林默涵、我、袁水拍找到他家，谈大会的报告，谈了两三次。要求文字讲究，简练，批评尖锐(实际上他自己已经起草了)。他主张取消文联，按苏联的文艺制度改，将当时的文学工作者协会、戏剧工作者协会……改成各行各业的专门家协会，他主张作家协会会员要重新登记，长期不写东西挂名者不予登记。我们都很赞成。快开会时，乔木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对其他没说什么，但对取消文联发火了。他狠狠批评了乔木一顿。说：“有一个文联，一年一度让那些年纪大有贡献的文艺家们坐在主席台上，享受一点荣誉，碍你什么事了?文联虚就虚嘛!”就因为这件事触怒了，大会报告也气得不看了。他认为取消文联，不利于团结老辈文艺家。这样一来，就不让乔木管，赶快打电报要周扬回来重新筹备二次文代会。
这次突然的变故，改变了周扬在文艺界无所作为的局面。此后，胡乔木对文艺界过问的越来越少了。1952年4月，周扬又兼任中宣部副部长，直接走到了文艺界领导的前台。试想，挨了毛泽东批评的周扬，如果没有这次意外的变故，他以后或许就不会成为“文艺界的沙皇”了。反过来说，毛泽东尽管严厉批评了周扬，但对周扬还是充分信任的，对他在文艺界的领导才能还是首肯的，不然也不会再打电报将他召回，并在此后委以重任。（待续） 来源: 《历史学家茶座》(2010第1辑)(总第19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