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周扬给人最深的印象，是人道主义思想在他身上的复活。十年非人的文革经历，那种刻骨铭心的屈辱与苦难体验使他对违背人性人道的极左的思想行为，对革命的利剑伤人且伤己的悲剧性原因有了反省与反思的机会，因此也就有了一种人性与人道意义上的觉醒。在公开场合人们多次见到周扬对自己曾经给他人造成过伤害表示歉意，并留下痛苦的眼泪。此时的周扬在人们眼里伤感而迷惘，更富有人情意味，对思想解放抱着支持肯定的态度，在人道主义风波中再次遭遇不公正待遇，由是获得了人们的原谅、同情和尊敬。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主导了晚年周扬的思考及活动，1982年周扬与陈伯达有过一次鲜为人知的会面，也可以作如是观。
周扬和陈伯达初识于1930年代的上海，抗战时期先后到达延安，解放后除了工作上的不多接触，少有私交的相互往来。但作为党内秀才，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执行者，作为执行这一思想过程中的伤人者又是受伤者，在这一意义上两人具有高度的相同性。当然，相同之中也有不同之处：身为党对文艺主管的周扬，直接掌握着文艺界生杀夺予的大权，从胡风事件到反右运动伤害了不少的文艺界人士，不过，这种伤害全都发生在文革之前，文革伊始周扬自己旋即成为被伤害者。而陈伯达虽然文革前即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内地位比周扬高，但仅作为领袖政治秘书，为领袖思想作宣传阐释，没有实际的政治运作权力，也就没有留下什么不良的记录；陈伯达伤害他人出现在文革之中，在他被推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权位、进入政治局常委之时，只不过随着文革向纵深发展，他也被文革战车抛出了车外，被滚滚车轮压得粉碎。除此之外，两人还有一处最大的不同，那就是文革结束，周扬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官复原职，而陈伯达却继续关押，且受到审判，处以刑罚。
周扬和陈伯达的同途殊归，荣辱两别，构成了共和国政治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它让人产生兴趣的同时，不免引起疑惑：同一制度框架之内，何以两人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政治人生结局？诚然，依照上面给定的解释，这种不同乃是“前者是好人犯错，后者为坏人犯罪”使然。可是，人们不禁要追问：在同一庙堂之上，在同一党的领导之下，同为不折不扣地执行毛泽东思想，是如何地判断“好人”与“坏人”？又是怎样地认定“犯错”与“犯罪”？是因为在文革中伤害人的就是坏人，就为犯罪，在文革前伤害人的则为好人，为犯错吗？那么，难道文革就不是党的领导，不是毛泽东思想照耀？或者，文革前受伤者多为知识人，而文革中的受伤者除了知识人多了党政领导人？不能不说，在这不经追问的荣辱臧否之间有着太多难以言喻的婉转曲折、错综复杂乃至是非恩怨，是不宜为外人说道，也不易为外人知晓的，而局中人的周扬当最为清楚与明白。
虽然我们不知道周扬是否对此有过思考，但作为读史者，我们可以根据他的有关言行进行推测，并提出这样可以商榷的看法：在其内心深处周扬或许没有觉得他与陈伯达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执行者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如有区别，也只是执行的时间不同，一为文革之前，一为文革之中。直言之，周扬或不会认为他在反右中的伤害了人与陈伯达在文革中的伤害了人有性质的不同。不然，他就不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讨论会上为陈伯达说话，更不会想到要与陈伯达见面，因为陈伯达毕竟政治上已判极刑，且是一正在服刑的罪犯。
周扬想与陈伯达见面，但以周扬的身份自是不便提出，于是就通过从前的部下也当过陈伯达秘书的王文耀将这一信息转告了陈伯达。
自1970年庐山会议上倒台，随后被关押，到1981年被正式判刑，陈伯达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即便后来的保外就医期间，除开儿子在身边照料日常生活，和从前的秘书被允前来看望，仍是作为监外执行的囚犯，生活在被监视的封闭之中，与外界没有联系。因此，当得悉周扬的剑胆琴心，陈伯达的惊喜、感激与兴奋可以想见。陈伯达迅将自己希望见见周扬的想法报告给有关部门，很快获得了批准。1982年4月23日，这一天陈伯达早早吃过晚饭，由公安人员陪同，赶往周扬住处与周扬会面。
周扬和陈伯达的上一次见面还是在1965年的天津。当时陈伯达一边蹲点小站四清运动，一边从事电子工业调研，适逢周扬出差津门，在天津市长胡昭衡的迎宴上，他们有过文人式的把盏言欢。其后，周扬患病，政治风声日紧。1966年3月陈伯达参加上海会议离沪前夕，闻悉周扬转至沪上养病，准备前去问候，被江青劝阻——此时毛泽东已决定正式批判周扬，周扬倒台迹象已明——陈伯达遂改派秘书代为探望。
曾见有人据此指陈伯达胆小怕事，有见风使舵的嫌疑。这一说法值得商榷，人们或可认为陈伯达胆小怕事，但见风使舵未免严苛。揆诸党史，人一有事即划线撇清的现象，可谓党内一种普遍的政治生态，而非某某个人的取巧行为。如1959年彭德怀庐山落难返回北京，除了张爱萍将军，大家“都不愿和彭老总同机”，以至于“那架飞机只稀稀落落地坐了几个人。”又如1966年彭真上海挨批，几个大区书记晚上散步“没有一个敢和彭真并行，也不和他讲话。”其实，对于这一现象，我们最需检讨的应是如何形成的这种生态环境，而不是责问这种环境下的个人行为反应。毕竟陈伯达派了秘书代致问候，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高压环境下还没有因党性而将人性完全包裹。而这在周扬，如涸辙之鲋，即便微弱的一沫，也一定是可为感念的温暖。
不能说周扬会见陈伯达全然就是对当年的投桃报李，但不忘人情、感念旧谊确是无疑，而文人式的“同病”相怜亦隐隐然见于其间。所谓 “同病”，意指同为执行毛泽东思想过程中用这一思想伤害他人又被这一思想所伤害的悲剧的同一性。由于周、陈两人当时的身份，以及曾经的身份，这一场特殊的见面具有特别的意味，让人产生太多的感慨与想象，毕竟两位老人（周扬时年75岁，陈伯达79岁）暌隔了16年，又经历了那样大的历史变故与人事沧桑。
陈伯达之子陈晓农在周、陈见面的第二天上午根据父亲的复述，记录了见面谈话的主要内容：周扬感叹陈伯达当年身居高位，未能及时退身，就像《红楼梦》说的“世上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以至有了后来的情形。陈伯达解释说，很多事情往往身不由己，当文革组长是周恩来提出，曾三次辞却，最后周恩来发话：“你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如此，只得接受。周扬说，文革中我在监狱听广播，开始还能听到你的名字，后来再也听不到了，知道你也倒了，我也很难过，给你戴的帽子最多，首屈一指，在讨论历史问题决议时，有几位同志，也有我，为你讲了话，所以有后来的区别对待（意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区别于四人帮）与优待。陈伯达答道，自己以为受到优待是历史上曾经救过毛主席，便把1948年春在河北阜平毛住所遇飞机轰炸时救毛经过说了一遍……
其实，无论在当时还是如今，周、陈见面具体谈论了什么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见面这一本身。正如前面所说，由于两人当时的身份，以及曾经的身份，这场特殊的见面具有一种特殊的意味和历史象征意义。在一个社会开始解冻但仍有严寒、政治初始开明但远非开放的年代，周扬此举不仅显示了其思想解放、冲破俗见的胆识与勇气，表现出一种感念旧谊、哀矜怜惜的人性关怀，让人感到一份久违的人间温暖的同时，使人道主义精神尽得彰显。这象征着一个严酷的社会开始向着正常与人道的回归。
历史上有过类似的一幕，1930年代胡适也曾探访狱中的陈独秀。一位有影响的社会名人探监另一位有影响的曾为名人的政治犯，这在当时经公开报道，为众所周知，传为佳话。只不过今次周扬会见陈伯达则有所忌讳，也就鲜为人知。同为可以高标的义举，从温暖动人的佳话变为不事声张的谨慎，历史一度走入逼仄的胡同，此迹为象，让人难免惋叹。尤为憾叹的是，前者之中共创始人和第一任总书记的陈独秀坐的是国民党的监狱，而陈伯达坐的却是共产党自家的大牢，不能不说，陈伯达及其身处的历史蒙有一层更浓的悲剧色彩。
周扬与陈伯达的这场会面，原已约定下文，由于陈伯达的一次意外生病，更由于周扬后来陷入一场人道主义风波，而难以为继；随着周扬与陈伯达在1989年先后去世，遂成为两人平生最后一次相见而载入历史。
201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