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人行动的解放。一方面，人们越来越不受神学的、阶层的、教条的羁绊，日渐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货币逐渐符号化、象征化，这就让人们可以自由地离开自己的出生地生活，可以自由地跟不同地域的人们做生意、打交道。
人们常常看到观念和思想自由的重要性，但却忽视了自由流动时代带给社会的关键性影响。
这种人口的大流动带来的移民政治图景是崭新的。吉登斯所说的那种风险社会的色彩更加浓厚了，人们日益依靠所谓的“抽象系统”来获得安全感：大家更相信管理体制和规范的可靠，而不再信赖人格、名声和地位。“质疑”变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心态。四顾茫然的生活意识注定了人们会喜欢那些没有组织性的组织活动。从Facebook到微博，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们聚集在网上，用无害讨论的形式来尝试消除社会公害的可能性。责任感变得与道德感无关。美国文化中大力强调家庭和社区的价值，好莱坞电影不断渲染为家人牺牲的神圣感。只要对亲人负责，就是对自我生命价值的最高肯定，传统社会中其乐融融、小家大国的伦理道德价值感，逐渐被悄悄掩埋了。
简单地说，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这样一个崭新的时期：我们必须通过更好地跟陌生人相处，才能更好地活下去;同样，一个社会的内在力量是通过聚集了大量陌生人而实现的。这就是所谓的“陌生人社会”。
早在上个世纪初的英国，威廉斯等人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在那个时代，这个问题还是局部的、社区的，还属于恩格斯所描述的那种属于工人阶级的。尽管如此，威廉斯也认识到，如此众多的产业工人聚集在一起，立刻就会出现一个如何教育和引导的问题。换句话说，现代社会建立在一个陌生人聚集所养成的新的文化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基础上，也就需要面对诸多新的问题;而其公民则需要一套新的法则和制度来进行制约和引导。
在这里，陌生人社会的核心特征，就是个人的自组织性空前提升，“节制”、“责任”、“风险”、“隐私”、“民主”、“权益”等，立刻变成了现代人生存的关键词。与之相应，族群的伦理组织能力则明显降低了，人们把与他人交往的一切问题都抛给了社会管理体系。于是，“凡是与自己无关的，就一定是归社会管理的;反之，凡是社会组织管理的，就一定是与自己无关的”，这个生存法则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陌生人社会变成了一个难以信赖他人的社会，也就反而越是吊诡地变成了人们日益依赖的抽象系统社会。陌生人社会设计了复杂的规则系统来合理管理人们的生活，反过来，这个系统已经复杂到了让人们只相信程序、不相信结果的地步。
所以，陌生人时代的社会政治，必然是一种崭新的政治：它对传统的政治形势的依赖日益降低，人们越来越不愿意信赖别人，而越来越喜欢信赖程序;与之相对应，人们不再从情理社会角度重视政治治理，而是从法理社会角度重视政治功能。讲究感染力的政治管理方式，那种榜样的、楷模的、激情的与道德的规训，不再起到核心的召唤作用。人们比以前更加挑剔政治管理者，更容易走上街头或者聚集于社交网络，表达自己的怀疑。
怀疑，必然成为陌生人时代中国政治管理的主要对手。即使执政党做得再好，还是会处处有不信任——因为生活在一个陌生人的环境中，人们自身权益得到保障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毫不犹豫地依靠政府部门和政治管理。
总而言之，国家—社群—个人，这种传统的三方关系已经破坏，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矛盾缓冲带消失了，这正是陌生人时代中国社会政治面临的新局面，如何研究和应对这一局面，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