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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阐释：“德”的本意可以理解为：做得正、看得直。“德”说明古代人们就开始意识到行为和思想必须要具备的社会性属性：行正思直。“夫子德配天地，而犹假至言以修心”；“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德不孤，必有邻”……“德”不仅仅从生活的琐碎细节中实现，还强调要有天地之大德，有如同天地一样养育万物、涵容百态的能力。“以刑辅德”、“以德去刑”在“德”的根本层面上将“以民为本”确立为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准则。
一种内心的力量
“德”的本来的含义比较有趣。在甲骨文里面，“德”字分为两个部分：左边的“彳”和右边的眼睛的象形。“彳”表示行为、行动；眼睛的象形中上下两个直线，表示要“直视”。所以，“德”的意思应该可以推测为：行为要正而目不斜视，即做得正、看得直。进一步说，“德”表示做事情（行为）和看问题（观念）要配合在一起，做得正、想得也不歪。所以，“德”这个字的出现本身就说明中国远古的人们开始意识到了行为和思想必须要具备一种特殊的社会性属性：行正思直。只有光明磊落、公正正直，才能赢得人们的拥护。
在古代，“德”的含义是非常深远的。《庄子·田子方》里说：“夫子德配天地，而犹假至言以修心”，强调了“德”要像天地一样至高至大，具有宽容、博大、深远和化育的内涵。“德配天地”这个说法，赋予了“德”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也要求人们执行“德”不能仅仅从生活的琐碎细节中实现，更要有天地之大德，有如同天地一样养育万物、涵容百态的能力。
所以，“德”首先指的是一种“能力”，或者具体地说，是一种社会能力。这种能力的特点是，一个人要很好地跟社会生活、跟他人适应，做到像天地一样让万事万物都各安其位、各有其德、各能其能、各有其效。所以，“德”的含义里面，最为重要的就是对“容纳”、“包容”和“适应”能力的强调。
那么，“德”的这种社会能力，有什么作用呢？
事实上，“德”是一个人了解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融入社会正义洪流并建构自己个人生活的保障。《周礼·地官》注里说：“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德是用来支配自己的行动、管理自己的生活的内在观念，是一种自己内心的操守。世事衰变，但这样操守是不能改变的。具体地说，“德”要求一个人以“天地”为视野，建立其自己做事做人的基本准则；并且为这个准则敢于抗争不畏权贵。所以，“德”说白了，就是一种来自天地正气的内心力量。温家宝强调说学人应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强调“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正是这个意思。温家宝使用的典故出自陈寅恪给王国维写的纪念碑铭。1953年 12 月 1日上午，陈寅恪强调了这个说法。在他家中，汪钱按照陈寅恪的要求,记录下陈寅恪的一篇口述长文。在这一“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陈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陈的这种坚守自己信念的“偏执”，正是来自自己内心强大的力量。晚清的龚自珍面对世道变迁，倍感自身改造世界能力有限，但是，却依旧说“颓波难挽挽颓心”，强调不同流合污、坚守自己的道德操守的诉求。
在这里，丧失了“德”，也就丧失了自己生活行为的指导，从而进一步丧失生活真正的快乐。在电视剧《蜗居》中，我们就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宋思明在应酬了一天之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松松领带，满身疲倦，充分显示自己内心的空虚。在一个权钱交易的时代，宋思明毫无悬念地将自己的权力作为商品出卖给地产商等各种资本家。一旦自己的操守道德变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也就等于将自己的心境、情感和观念都一股脑变成了具有使用价值而丧失了价值的东西。宋思明在夜晚疯狂打电话给他心目中的“纯真女孩”海藻，甚至还天真而偏执地坚信海藻是一个“纯洁的处女”，这一切行为，恰恰是资本扫荡了信念之后的空虚寂寥。没有比丧失了“德”——这种内心的力量更让一个人彷徨无助的了。当我们觉得权力和资本带来的享乐是无限诱人的时候，却无法想象，一旦将“德”贩卖出去，人会丧失内心的支撑力量，陷入偏执的精神境地。
一种政治的力量
而在中国的传统中，“德”的力量不仅仅是自我的操守，更是一种社会政治的内在支持。《论语·里仁》中记载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就是对“德”的社会政治功能的一种认可。只有通过与天地相配的“德”的确立，才能团结人，才能有人民来拥护，产生良好的政治。
在孔子看来，一个国家的政治，必须通过“德”的准则作为最后的验证标准。换句话说，“德”虽不是有效的政治管理方式，但确实是社会政治最后的底线。《论语·子路》中说：“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虽令不从。”这句话表明，一个社会的政治有效性，最终乃是通过“身正”这样一种形式来保证的。因此，如果一个人丧失了“德”这种内心的力量会最终陷入茫然失落，而一个社会一旦丧失了“德”这种政治力量，就会最终导致崩溃。
在孔子看来，为政以德，不是今天很多人们简单理解的“领导有道德”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文化工程”。
在孔子看来，为政以德要做到“道不同不相为谋”，将具有伟大的理想和信仰的人纳入到社会管理的族群中来。钱穆解释孔子的这个思想时说：“君子亦有意见行迹之不同，然同于道则可相与谋。惟小人贼道者，有善恶邪正之分，斯难于相谋矣。”所以，一个人最为重要的理想观念和道德操守，必须要高远广阔、仁厚载物，这样才能成为一种良好政治的保证；同时意见不同、政见不合并不是政治合作基础的丧失。
显然，孔子理解的“德”与今天我们讲求的政治信仰具有同样的意思。一个社会，无论有怎样的所谓“体制”、“制度”或者“法治”，都是要通过“人”这种社会政治的主体来实现。在今天，很多人觉得中国的诸多问题，只要建立了“宪政”、“民主”和“法制”，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社会就立刻变得很好。这个天真思想的指出乃在于忽视了社会客体性的制度层面是建立在主体性的观念层面的基础之上。郑永年曾经指出，很多人一味认同西方的自由主义，认为只要自由市场加民主体制，就一定会好，对此他提醒说，人们总是只说那些成功国家的例子，而“斯里兰卡和缅甸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西方最看好的国家，菲律宾和泰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也被西方所看好，因为这些国家当时都开始了西方式的民主和市场经济。但是直到今天，这些国家仍然陷于双重陷阱，即经济上的中等收入陷阱和政治上的低度民主陷阱，并且这两个陷阱互相强化”。所以，一味认同社会机制的有效性，忽略社会主体——人的信仰和理想的重大意义，不能解决今天的问题，尤其是不能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
这种偏执性理解社会和现实的头脑，事实上正是“德政”的敌人。今天的中国，“为政以德”，首先要确立——或者进一步说重新确立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让施政者从内心深处真正理解和认识社会主义政治对公平、合理和全面发展的诉求的历史进步性。事实上，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困境，正是在迅速发展的经济机器的促动下，出现社会公平的丧失、福利体系的崩溃和全民利益共享机制的消解。这一切往往是在只求发展效益不问公共利益、只求经济速度不问民享程度、只求社会稳定不问人心安定的趋势下形成的。社会主义的“德”的魅力被污染甚至被妖魔化，似乎提社会主义信仰就等于提倡“文革”、就等于认同斯大林。“道不同不相为谋”，当考察干部、提拔领导只看重“成绩”、“政绩”的时候，社会主义的理想变成了形式的、教条的和说教的东西。
事实上，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德”的内涵有其千古不变的内涵存在。最高境界的“德政”，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施民以惠，或者简单地理解为“以刑辅德”、“以德去刑”、“恤刑慎杀”，而是要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将“以民为本”确立为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准则。只要这个准则确立了，社会政治的魅力自然就具备了。“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很多人认为孔子所讲的“德政”就是一种“惠民”，这其实只看到了孔子“德”的渺小的、表面的东西。所谓“北辰”，乃是一种具有指引性的、恒定性的准则。“德政”乃是在大同社会的理想主义光辉照彻下实施的一系列社会工程。失去德，失去建设一个更加美好、公平和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的政治，是没有吸引力，也最终没有生命力的。
一种社会的想象力
2013年的春天，我受邀参观北京沙河附近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农技站，第一次“认识”了两个具有伟大的奉献精神的美国人寒春和阳早。这是我在这个世纪唯一一次这样“亲身接触”具有彻底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的灵魂。两个人放弃美国第一流的科技职位来到中国，为普通人做最普通的事情；在一个利益化的时代，他们宁愿“养牛”，也不去谋取私人的利益。我参观他们的寓所，简陋、简单而充满了一个奉献者的“别致”——房间里的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向我们宣示：他们从来不从一个国家、民族和族群政治的角度来看待世界，更不从这样的角度来定位自我。每一个细节里面都可以看到他们坚守自己是一个为人类奉献的人。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的脸上象寒春那样具有如此淡然和幸福的笑容，他们相信并坚守，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通向自己所追求的全人类的幸福未来，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和利益；只有确立了毕生为真理和未来、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的信仰的人，才会有如此自信和轻松的情态。他们在中国几十年以致终老，天津电视台的记者采访寒春问：你为什么喜欢做中国人？她回答：不，我不是任何国家的人，我是“世界人”。
在这里，我亲历了也许是我一生中再也不会碰到具有这种伟大的国际主义理想的实践者的生活。而更有趣的是，当人们用惊奇的、揽胜的方式来回看这两位老人的一生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当代人们想象和理解他们的理想的能力已经消失了——人们只会从一个不在置身其间的“游客”的角度来感喟不已，却没有能力去想象和建构这个故事里面的理想与理念。
在这里，寒春和阳早的故事，正是显示了一种当代中国人不敢、不能和无力想象的“德”。换言之，“德”的最高境界，正如孔子所讲乃是一种至高至大的“北辰”的境界，是一种敢于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境界，一种能够在当下看到并相信社会主义未来的境界。只有具备这种境界，中国才会真的成为世界的中国，21世纪才会真的是中国的世纪。
德，最终乃是激活我们的理想、信念和信心的东西，即想象未来并按照这种想象去实践的力量。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