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文化研究”对于文化政治的结构性问题呈现出特殊的“隔绝”方式。声音政治批评与听觉文化的对话，并非“补偿式”“交互式”或者“学科性”的联系，而是特定的文化研究的政治诉求、学术理念和方法视野之间的碰撞。没有“听觉文化研究”，还可以有“声音政治批评”；而没有了“声音政治批评”，“听觉文化研究”不仅会变成知识化的陈述，还可能落入英美文化研究预设的“快感陷阱”，沦为替声音的商品政治乃至文化政治的“听觉霸权”辩护的理论。王敦所倡导的“听觉文化研究”，表面上只是拒绝“声音文化研究”概念，实际上却在努力用“听觉现代性”这个话题，把“听觉文化研究”变成一种考察声音变化和听觉经验重塑的自然史或考古史的故事，悄悄取代或不承认这个故事乃是且只能是由人在其社会政治语境中“创作”出来的意义丰富的版本。
王敦在《“听觉文化研究”与“声音政治批评”的张力与互补》一文中，一如既往地重申了他对听觉文化研究的理解和主张，同时，与我提出来的“声音政治批评”问题进行了对话和商榷。文章的观点既体现了我们两次对话的成果，更体现了他近期对于听觉文化问题的新锐思考。王敦对于推进中国的听觉文化研究功不可没，而我们之间的争论，也可以说是关于中国听觉文化如何确立其独特的议题框架和学术理路的反思。值得一提的是，王敦系统性地把当今声音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译介到中国，令这一学科迅速地与国际接轨。而我对于王敦学术研究的“不满”，也是从他把“Sound Studies”翻译为“听觉文化”开始的。此前王敦提出：“应该考虑听觉经验是如何被塑造的，而不是死死盯住声音本身。这些求索的中心，应该是围着具备听者身份的人本身，而不仅仅是他‘听到了什么’。在‘听到了什么’之外，‘谁在听’、‘怎样听’以及‘为什么听’，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这一次，王敦仍旧出于这样的坚持，一方面认为“声音政治批评”是“听觉文化研究”的补充，另一方面又认为必须先通过听觉文化研究的“求真”，才能实现声音政治批评的“批判”。他借此提出“文化政治、声音、听觉”三者的互动关系，并且以这种互动关系的复杂性，把“声音政治批评”（实际上是声音的研究）“安放”在他所主张的“听觉的文化研究”内部，使之变成了一种“文化研究的方法”，而不再是研究声音的社会属性和历史内涵的立足点。
我理解王敦的“用心良苦”：如果“听觉文化研究”变成了“声音文化研究”，那么，人的主体性的问题就可能被遮蔽了。相对于庞大的声音技术产业来说，培养一种倾听的人文主导性，乃是具有很好的对抗性的愿望，这也是文化研究尤其是英美文化研究的新传统。在面对工人阶级的改造的问题的时候，文化研究从寄望于大众文化抵抗性的发现到倡导具有批评意识和改造能力的积极受众，呈现了对于“文化消费者”的理想化想象的特点。因此，王敦在文章中寄希望于一种人的倾听的情感结构的改造，从而在末端解决所谓的“声音致幻”问题，这当然是顺理成章的思路。
也正因如此，我和王敦的分歧显示出更值得反思的内涵。在我们都同意的共同基础上，如何构建新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价值内涵成为关键点。不妨说，我们之间的争论不仅仅是个人意见的分歧，甚至也不仅仅是对于声音文化研究的政治内涵、社会价值、学术框架和理论思路的分歧，还是文化研究内在分裂层面上的分歧。
简言之，批评和对话旨在重新思考文化研究的方向。对于王敦文章观点的认同和反驳，也是我一直以来对于文化研究——在这里表现为“听觉文化研究”的内在困境或陷阱的反驳。在我看来，“文化研究”对于文化政治的结构性问题呈现出特殊的“隔绝”方式。王敦所倡导的“听觉文化研究”表面上只是拒绝“声音文化研究”概念，实际上却在努力用“听觉现代性”这个话题，把“听觉文化研究”变成一种考察声音变化和听觉经验重塑的自然史或考古史的故事，悄悄取代或者不承认这个故事乃是且只能是由人在其社会政治语境中“创作”出来的意义丰富的版本。
“求真”与“批判”到底是什么关系
出乎我预料的是，王敦用倡导一种“文化研究”之“求真”的方式，来尝试区别听觉文化研究与声音政治批评。王敦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听觉文化研究”和“声音政治批评”用两种不同的学术理念和价值进行了区分。王敦如是说：“‘研究’与‘批评’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人文思考模式，相辅相成又不可相互替代，就如同我们既有‘文化研究’又有‘文化批评’。”
王敦要把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区分开来，我是完全同意的。也正是出于对当前中国学界声音文化现象本身研究的缺失和偏差的问题，王敦才主张首先应该对听觉文化进行“求真”式的研究。在王敦的理解中，当前中国听觉文化的研究尚未能展示文化理论与声音现象的具体结合。中国社会的声音文化是怎样变迁的？技术和载体形成声音史的进程是怎样的？当代社会条件下，声音和听觉又是在怎样的语境中完成其形态演变的？王敦把这些话题都归结到他提出来的“听觉现代性”的命题之中。按照这个学理思路，当然要提“听觉文化研究”这个概念，因为很难说存在一个“声音现代性”的问题。
然而问题在于，王敦并不是仅仅把“求真”看作一种学科构建的技术手段，而是看作一种学术理念，将之置放到他所说的“听觉文化研究”的支配性议题之中来使用——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文化研究的崛起，带来的诸多学术理念变化之一，恐怕就是对“求真”这样一种“学术资本主义”的幻想保持警惕。更多的时候，文化研究主张实践和学术的结合，其内在动力恰恰是“把这个世界是什么”的学院学术命题，置换为“这个世界应该怎样”的学术政治命题。文化研究旨在改造这个世界，而不是顺应这个世界，至少如格罗斯伯格所说的，文化研究“试图理解这个世界怎么了的行为，因为这是唯一使世界变得更好的方法”。王敦对于“求真”的过于简单化的阐述，会给我们留下这样的想象空间：文化研究旨在研究文化的真实状况，而不是致力于通过分析文化语境内部的权力状况，改变人们感受世界、主要是领悟世界的内在危机的方式。
我愿意换个角度来为王敦辩护，这种“求真”的提法，也可能是他对当前中国学界文化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冷静反思的结果。在之前的讨论中，我和他都认为，应该都对文化研究的“紧迫性幻觉”保持着批评的态度。我在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这种“担忧”：从批判到反遏制，再到抓紧时间行动——能改变多少算多少的紧迫性幻觉，大陆文化研究显示出把知识分子重新拉回当下社会政治中去的强烈意图，但是也呈现出用文化研究的行动来掩盖历史困境的结构性问题的意向。所以，我和王敦的分歧，乃是建立在对于文化研究的问题框架的共同反思的基础之上。
简言之，王敦在构建“听觉文化研究”的学科性框架的时候，在反思和批评文化研究的紧迫性幻觉的时候，也无意间走到了“去政治化”的道路上了（也许他本来就反对文化研究的政治化议题？）。正因如此，王敦才会用“求真”和“批判”做学术研究的区分。即在他看来，听觉文化研究乃致力于“求真”，而“声音政治批评”的重点在“批判”：“听觉文化研究（“听觉的文化研究”与“听觉文化的研究”的合二为一）和声音政治批评在价值追求上的界限就是‘求真’与‘批判’的区别，毕竟，声音政治批评的路径更为‘热血’，直接去攻击文化意识形态。”
我想，我跟王敦的“分歧”来自于王敦对于“批判”或“批评”的一种“歧见”。他一方面可以把“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区分开来，清晰地了解到这两个传统之间的复杂联系和区别；另一方面，王敦又简单地把“批判”看作是“攻击”，也就把“声音政治批评”简单地理解为“攻击文化意识形态”。这显然是对“批评”这个概念有着误解，尤其是对“文化批评”具有误解。事实上，尽管中文语义中“批判”和“批评”接近，但是，从“文化批评”这个概念本身来说，它们确实是一个意思，都是对知识进行分析、述评、归类、判断等，即都源于康德的“判断”这个概念。简单把“文化批评”看作是中文语境中的“文化批判”，这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如果匮乏批评意识，尤其是匮乏政治批评意识，“求真”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批评”会给人一种“批判”的感觉呢？那是因为批评的目标并不是呈现世界的理性和秩序，或者说，是把世界的复杂矛盾讲述成特定逻辑中的故事，而非呈现矛盾性本身。换言之，“真”并不是堆砌起来的历史资料（如听觉的形成历史），也不是把可感受的生活作为“事实”摆出来的东西，它恰恰是不可呈现的、被压抑的矛盾本身。用齐泽克的方式来说，真理并不是消灭矛盾，而是承认矛盾。“求真”这种学术观念建立在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主义”的文化逻辑之中，而这种逻辑的“疯狂”正在于它对于理智、知识和认知的不顾一切的信任。
所以，齐泽克才说：“我们可以说，启蒙运动的主要幻觉存在于下列观念之中：我们可以与外部的社会习俗‘机器’保持简单的距离，可以借助于习俗的外在性，保持我们内在反思空间的洁白无瑕。”在这里，澄明清晰的知识幻觉，体现在“求真”的追求之中；而文化批评指向那些“缝合”实在界（TheReal）的种种文化幻象，并通过对于幻象的必然性的承认，来确认真理的可能性。简言之，没有批评，就没有真理；真理不仅仅是斗争的结果，还是观念理性对于非理性的症候式的矛盾之始终存在的承认的结果。更有意思的是，对于文化批评来说，所谓的“真”并不“存在”于王敦所依赖的现实世界之中，恰恰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幻象中暴露其真实的面孔。“梦境比现实更接近欲望的真实”，“幻象”恰恰是隐藏真相的处所。首先必须承认“幻象”是第一位的，才能通过幻象的分析、阐释、解读而到达王敦所说的“真”——除非只把累计的数字和实证的经验看作是“真”，仿佛饥饿的人只把食物看作是真一样。所以，王敦所说的只有先“求真”才能进行“批评”的思路，仅仅是技术性的想象，而不能成为声音文化研究乃至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技术上当然要依靠史料文献来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学理上并不能把这种资料文献，包括技术考古或者听觉塑造的历程等作为声音文化研究的目的。
声音政治批评是听觉文化的补充吗
如果不想把声音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院式的文献学或者人文主义（启蒙主义的后果之一）的工具来使用的话，那么，声音文化研究的起点恰恰是围绕声音政治批评展开的。这与王敦的学科设计思路迥然不同：在他看来，声音政治批评应该是听觉文化研究的补充或相互补充；同时他又委婉地说，广义的听觉文化研究应该包含声音政治批评。在这里，关键性的问题乃在于如何理解“政治”。
尽管王敦引用了我所说的“政治”的内涵——关于社会重大资源的分配方式和管理方式的机制等，但他似乎依旧坚持政治是一个狭窄的领域，是可以决定宗教文化、进而支配听觉塑造方式的独立的社会力量。在王敦的理解里，“文化”和“政治”是两分的，尽管文化才是社会重大资源分配方式和管理方式的根本性的主导力量。由此，他自然不愿意把“声音”本身看作是政治，却致力于把“声音”看作是受“政治”影响的、仿佛独立于社会文化政治系统的“客观现象”。简单地说，王敦把我主张的“声音=政治”转换成了“声音⇆政治”。在这个基础上，王敦设计了颇具魅力的“听觉文化研究”的框架：听觉、声音、政治三者之间存在一种互动的关系。这当然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声音是物理性的存在，政治是社会性的存在，而听觉是主体性的存在，三者之间没有谁支配谁的关系，只有各自独立的互动关系。
然而，就算是在王敦引用的拉斯的宗教听觉文化研究的个案中，也不存在这种童话般的互动关系。没有比教堂更懂得声音的暗示意义的建筑了，也没有谁比教会更懂得如何管理发言者和沉默者之间的区别了。即使是“圣乐”的宁静和谐，也是对“喧哗”的顽强压制。自从人类进入黑格尔意义上的“社会”以来，声音从来都没有采用一种非政治的方式存在过；与此同时，“征服听觉”——不仅仅是王敦所说的技术主义意义上的听觉中心主义——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学的工程。王敦试图略过这个听觉征服的工程，“还原”听觉驯化的过程，看起来“求真”的意志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却无形中把声音的研究变成了仅限于知识性的探求，而将声音之最重要的“社会语境”问题边缘化了。
真正值得反思的是，王敦为什么会提出“补充论”呢？那是因为在王敦设计的“听觉文化研究”的图谱里面，呈现出一种“学科化”思维的特点，即隅于传统的学科建制方式来思考声音文化研究的问题，所以，才会用图谱的方式把“声音政治批评”作为其“听觉文化研究”的一个“章节”来“规划”。这样，“听觉”旨在人及其文化环境的研究，“声音”旨在技术及其技术政治的研究，两者双剑合璧、自成体系。
批评与研究都不可或缺，这肯定有助于当前国内“听觉/声音文化研究”的全方位发展。问题在于，两者的关系是否真的是补充性的关系呢？
王敦提出的互补论的学理基础，乃是“研究在先，批评在后”，或者说先了解文化的内在机制，才能进行政治批判。他生动地举例说：“如果很多人抽大烟上瘾了，那么无论怎样对隐藏的资本主义‘大烟政治’展开批判，都不如对大烟的流通、批发和零售机制，抽大烟的心理等等去做貌似冷冰冰的研究来得更实在，更能够在客观上帮助实现‘大烟政治批评’本身所实现不了的介入目的。”且不论他还是把“政治批评”看作是独立于声音批评之外的故事，好像“大烟”完全是自然生长的结果，而可以不带有“毒品”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内涵而进入流通环节似的，仅论“流通、批发和零售机制”，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文化政治批评先期视野而进行完整的研究。
不妨回顾凯尔纳曾经对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之间关系的论述来说明这个问题。在分析英美文化研究对批评理论传统的忽略问题时，凯尔纳如是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文化和政治的新世界秩序的标志是更高程度的多元性、多样性以及差异和边缘声音的开放，但它受到了跨国公司的控制和限制。所以，虽然表面上生产、流通和消费等环节只是一个社会的功能性过程，但实际上，这些功能性的环节无不是围绕资本的政治功能展开的。资本、技术、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结合，构造了现代社会基本的政治经济学秘密。哪里存在一个纯粹的经济流通和消费的故事？
而且，并不是政治经济在支配流通和消费，恰恰是通过生产、流通和消费，才创造出对于产品和创生产品的现实秩序的内在需要的政治经济。所以，马克思从“商品”这个看似静态的文本中，阐述了整个资本社会的政治秘密。借用王敦的“大烟”故事来说，如果不能从“大烟”这种特殊产品（作为文化批评的文本）中认识到它对“内在需要”（毒品依赖）的控制力，如何能认识到“大烟”的生产和流通，乃是一整套资本主义权力政治的寓言：资本的霸权从来不是通过说服和征服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创造消费者的需要来完成的，仿佛你对其产品的消费乃是自发的天性，甚至这种消费可以被人们感受为抵抗资本霸权的一种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毒品”确实被人们看作是对资本社会的宰制性政治的一种想象态的对抗，诸多的艺术家常常依靠毒品的幻觉“摆脱”意识形态的理性控制。
于是，我们可以颠倒王敦的听觉文化研究与声音政治批评的关系了：事实上，不是后者补充了前者，恰恰是后者才能引领前者。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种声音政治批评的基本立场和视野，“听觉文化研究”就会被讲成一种“图书馆里的故事”，一种不偏不倚的“学问”，甚至一门专门的知识与客观的事实。
或者说，就像“大烟”本身就是政治，“声音”本身也是现代社会的政治。王敦与我的分歧恰恰在于，他相信存在一种可以不被人类的政治生活沾污的“声音”，“听觉文化研究”应该独立地研究这种“声音的真相”，然后才能分析其被“政治支配”的秘密。
文化研究的陷阱：存在“另一只耳朵”吗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王敦用“声音致幻”的方式来理解声音政治批评，站得住脚吗？
首先，用“致幻”这样的概念来指称“声音政治批评”提出来的“听觉中心主义”，显然是一个概念的陷阱：即通过命名的偏颇，来显示所指称对象的偏颇。如果声音政治批评主要讨论“声音致幻”，那还不如干脆分析“声音催眠术”更合适。
我提出声音技术乃是沿着“创生”“零度主体（The Zero Subject）”——“充满了感情的无情者”——趋势发展的分析，乃是要阐述以下几种有趣的命题：
（一）声音是物理现象，而不仅仅是“听觉现象”，不受听觉支配——存在诸多听觉之外的声音，也存在“听却听不见”的特定声音；（二）现代社会的声音政治并不是通过“规训听觉”实现的，而是通过激活、顺应和满足听者的欲望实现的；（三）声音并不是在“致幻”，而是本身越来越“幻象化”，越来越摆脱与现实社会的历史困境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抽象的美甚至抽象的愤怒，来创生消费声音商品的欲望；（四）现代社会的声音，尤其是通俗音乐，其“幻象化”并不是通过虚拟经验或者虚假情感的创造来完成的，更不是通过“冷漠的心理致幻术”来实现的，恰恰是通过丰富多样而形态各异的声音编码来实现的。
所以，核心的问题就在于：王敦所说的那种对于声音的差别化的消费，真的是他认为的“都是围绕着人的主体性转而不是相反”吗？如果不是现代社会的语境，就真的能存在这种“主体性”吗？
且抛开齐泽克对笛卡尔以来“主体的空白点”的思考不论，王敦所说的“听觉的主体性”首先是他提出来的“另一只耳朵”的“第一只耳朵”——“物理学家萨宾以及调音师和现代声音的商业运营者的耳朵”。这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问题。在一本叫做《社会理论中的视觉》的书中，作者分析了一种社会理论研究中的“视觉中心主义”，即社会理论的客观性，来自于一种特定的假设：存在一种类似“透视”的眼睛来观看社会，而这双眼睛又是“科学主义”的基本主体假设。“透视”的眼睛“，使观者如同上帝一样赋予世界秩序，掌控万物。透视成为一种特定的观察方式，而在透视原则下发展出来一套油画的作法，使得油画画面产生质感，十分逼真，宛若情境重现。因而，关于透视的美学是意识形态的，它无形之中将一种真实自然的观念赋予观者”。这个逻辑同样适用于王敦的“物理学家的耳朵”：这不同样是客观之耳的扮演吗？或者说，如同视觉中心主义扮演着上帝的眼睛一样，“听觉中心主义”不同样可以演绎出“上帝的耳朵”吗？
在经验的层面上看，人肯定是先听到声音才能编辑声音，但是，从声音政治批评的角度来看，人“听到声音”本身就已经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耳朵的故事，而自始至终是一种特定政治文化语境中的故事。王敦列举的艾米莉·汤普森的研究，分析整套关于声学的技术、公式、话语、空间和材料设计来扼制声音在空间里的存在形态，表面看来这是一个“物理学家的客观耳朵”，事实上，这只耳朵却早已深深植根于15世纪以来“声音理性化”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媾和。法国学者贾克·阿达利（Jaques Attali）提出，现代音乐乃是对科学主义和理性秩序的服从，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与文化的观念取代另一种具有宗教主义倾向的神秘观念的后果，也就天然具有政治性内涵：“今天所谓的音乐常常不过是权力的独白的伪装。”14世纪以来的音乐，体现出弦乐的泛滥与宫廷谱曲的兴盛，表达了贵族塑造圣乐的冲动，也配合了桑巴特所说的贵族宫廷奢靡之风的盛行；而中产阶级的出现，则令“和音”成为新的声音的秩序规范。由此，按照这个逻辑来说，王敦所讲的“物理学家的耳朵”，其实早就是现代音乐对噪音的克服的耳朵，是包含了现代理性、科学战胜混乱和宗教的元素的耳朵，何尝发生过政治之外的耳朵呢？
王敦还提出了“第二只耳朵”——尽管在行文中，他没有这样措辞，那就是“亚文化的消费主体的耳朵”。王敦几乎在“背书”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论证说，并不存在一个老老实实接受声音编码控制的消费主体，而是声音的接受：“即便是那只被降服的文化消费之耳，除了主体性丧失，就不能有别的故事？人们是否也‘活学活用’，利用已有的声音及其技术装置而创造出新‘玩儿法’？”
王敦可能是无意中使用了一个词暴露了他和他所置身其中的英美文化研究的“理论陷阱”：“玩儿法”。没错，王敦所讲的这个主动性的消费主体——事实上它来自霍尔、菲斯克等人坚持的具有主动性甚至主导性的消费者理论——完全可以通过“换个玩儿法”来对声音产品进行二次消费。然而，这里只不过是“玩儿法”的改变，而不是消费者地位的改变。或者更准确地说，众多的“玩儿法”本身，正是追求利润多元主义的资本社会所“预设”的位置。而且，就算是这种“玩儿法”具有表达愤怒——如摇滚，或者抵抗商品霸权的意义——如小清新音乐，这种愤怒和抵抗，却都有可能成为更好的文化商品标签而被消费。我在研究“听觉中心主义”问题时分析的“摇滚-唱片”的内在悖论，不正是凸显了这样一种商品政治学的图景吗？
事实上，我和王敦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恰恰是批判理论视野下的文化批评与英美文化研究传统之间的分歧。文化研究与德国的批判理论之间确实存在疏离的问题，但是，这种疏离恰恰暴露了文化研究本身的致命缺陷：如果不考虑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文化的政治支配性，就会创生出英美文化研究传统中对于大众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消费群体——如工人阶级或者中产阶级的孩子们——的“抵抗性”的过度乐观的解读。事实上，“文化批评”的“批评”正是对现代社会的知识系统，包括文化行为、理论观念和知识逻辑所进行自反性思考。文化批评要讨论的核心命题，归根到底乃是对遮蔽“真理”的一系列文化意识进行破解和阐释。
换个角度说，在一个高度物化的时代，依靠考据或者实证的方式（如王敦所提倡的那种听觉现代性的声音现象研究）常常无法凸显现象的真相（The Real）。技术、媒介、经济和艺术形式的结合，造就了一个到处都是可见的“事实”的世界。商品拜物教的理论也深刻揭示了生活本身被扭曲的图景。文化研究单纯地从人的身份、地位、内在的意识和经验出发来寻找和构建抵抗性，这恰恰与后现代主义以来消费主义文化的政治逻辑内在合拍。
在这里，所谓“文化研究的陷阱”指的是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文化研究鼓吹改造世界的同时，英美文化研究的传统却日益倾向于激励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实现其文化对抗行为。即使是提出了“两种文化经济理论”的费斯克，鼓励孩子们去超市——一个布满资本霸权的有序符号空间——偷窃或者鼓励白领女性去奢侈品商店试穿衣服，也依旧是让抵抗的故事发生在消费的场域。事实上，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抵抗发生在哪里，而在于发生的方式。英美文化研究尝试用“快感政治”来代替“文化政治”，即用消费者的快感不服从于商品的要求方式，来认同其对商品政治美学的抵制，这其实恰恰是用“情感的幻觉”来掩盖“商品的真相”的陷阱。
不妨引用王敦列举的个案来查看这个陷阱：“戴克教授还引用了一个18岁年轻人的自述为例：‘去年夏天，我和我的六个同学驱车前往法国庆祝我们高中毕业。我们听了很多老歌。我们开两辆车，每辆车都有连接到立体声系统的iPod，我们跟随着我们自编的播放曲目，放声大唱。现在我们已经分开到了不同的大学，但下个月，我们将有一个聚会，我敢肯定我们还会随身带着我们的iPod，一定可以再次收获美好的回忆。’在这个例子里面，无论是既有的老歌的声音还是当时新型的媒体设备，都是围绕着人的主体性转而不是相反。”
“自编的播放曲目”就能创生主体的美好回忆，这是在证明这个“主体”的创造性还是在证明他们实在太匮乏创造性？而王敦所说的“围绕主体转”的故事，不也恰恰是“主体围着声音”转吗？这个例子中，隐藏的不正是大众流行歌曲——声音政治美学的典型产品——激活了主体的美好幻象的意义吗？
更有趣的是，王敦还列举了样板戏的声音个案，来表达这样的思想：即使声音按照想要达到的欲望形式进行编码，只要接受者失去了（或者不具备）这种编码的解读语境，声音的政治编码就失效了。这其实是为我所倡导的声音政治批评背书：一方面，声音编码的失效，恰恰是建立在曾经有效的基础上的，这证明，样板戏的声音真的曾经参与了那个时代；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声音编码的特定政治意向的准确度和导向性。换言之，样板戏是体现出特定政治诉求的精准性生产的“文化产品”。退一步说，这个例子恰恰可以用来说明这样一种声音政治特点：一旦“声音”脱离了它所依存的政治文化语境，就变成了空无一物的东西，所以，它才只能是特定政治文化语境的产物和载体！也是因为王敦暗中承认了这一点，他才至少认为，“样板戏”的声音，“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中老年人”依旧可以沉浸其中。
总之，声音政治批评与听觉文化的对话，并不是王敦所想象的，是一种“补偿式”“交互式”或者“学科性”的联系，而恰恰是特定的文化研究的政治诉求、学术理念和方法视野之间的碰撞。没有“听觉文化研究”，还可以有“声音政治批评”；而没有了“声音政治批评”，“听觉文化研究”就不仅仅变成知识化的陈述，还可能落入英美文化研究预设的“快感陷阱”，沦为声音商品政治乃至声音的文化政治的“听觉霸权”的辩护理论。当然，也正是因为警惕到了这个“陷阱”，我们才会如此积极的“对话”甚至“碰撞”。换言之，正是为了结束碰撞而走向对话，才有了这一场在我看来有趣而复杂的争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