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的事情告诉我们，在当下的中国，领导干部不应把个人影响力估计过高，否则就可能产生置自己于党纪国法之上的冲动。研究中国的人如果搞错这一点，就会堕入错觉，看偏这个国家。
薄熙来作为原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职务很高，权力很大。在他之前这几年有过在职省部级和以上官员落马。可以想见，如此高级别的官员被查处，有可能对其领导地区或部门的工作造成一定影响。
但这些影响都是短时期的，是可以克服的。对中国的全局来说，这些影响都高不到可以让党纪国法为它们折腰。换句话说，再大的个人影响和再高的职务，都不会对一位领导干部形成“豁免”级别的保护。极少数严重违纪的身居高位者，显然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产生了错判或侥幸。
现代传媒，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使党内外都有个别人以为，他们个人的“意外变故”是舆论“不可承受之重”。这都是过高估计了个人影响。中国近年依照党纪国法查处了多名高官和社会名流，有的引来一时轰动，但中国的大局岿然不动。
重庆这些年的成绩和发展变化是值得肯定的，这与中央的正确部署、重庆市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都分不开。相信正确的东西会得到坚持和发扬。实际上，肯定重庆的社会发展和对薄熙来个人的依法依纪查处从一开始就做了清晰切割。
现在围绕薄熙来的事情，西方有人宣扬中国“路线斗争说”，国内也有人这样看。除了一些人别有用心，这当中同样有很大程度是过高估计了个人影响在中国政治中的位置。
改革开放是中国早已确定的基本国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早已形成坚定共识。薄在他的职务上，不具有改变国家政治路线的能力，无论他在重庆如何执政，具体影响都是局部的，将这些影响向全国扩大有着不可逾越的边界。
位置再高的官员，其实现个人抱负，积极影响国家都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在自己所负责的领域推动党的路线贯彻执行。
有人认为重庆的“唱红打黑”就是一种“路线斗争”方式。这是对地方具体做法与中央政策不同层面的混淆。中央有评价地方做法的绝对权威，中国任何地方政府都没有力量把当地做法上升为可与党的路线做博弈的所谓“路线”，“路线斗争”无从谈起。
中共早已走过了革命和初掌政权时对路线广存争议的时代。中国今天的大方向是由中共和中国国家历史的大量经验教训，以及国际力量分布的大格局共同促成的。今天中国内部发生的所有事，都构不成对这个大方向的挑战。看错了这一点，就会一错百错。
党纪国法是刚性的，再高的个人影响都无法穿透它。用“路线斗争说”扰乱社会舆论对围绕薄熙来事情的判断，或许会蒙住少数人，但决骗不了整个中国社会。随着调查的不断展开，人们对事情性质的了解越来越多，共识度也越来越高。这是实事求是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