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布拉特（David W.Blight）说，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世界范围内正在经历人类历史的第二次“记忆潮”（memory boom）。第一次记忆潮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一种普遍的“世纪末”（Fin desiècle）心态。与上一次记忆潮相比，这一次记忆潮的特点是，许多记忆都与20世纪发生的历史灾难、创伤和“社会罪恶”有关，因此也都涉及是否应该和如何补偿受害者的问题。然而，与此同时，商业利益正在与民族主义结成不神圣同盟，积极地对灾难、创伤记忆进行“无害处理”，并将这种记忆转化为一种光明神话。灾难记忆与光明神话的并存和冲突因此成为第二次记忆潮的一个主要特点。

布拉特对第二次记忆潮的观察非常适用于最近发生在俄罗斯的“斯大林笔记本”事件。俄罗斯的“阿利特”出版社最近决定把前苏共独裁者斯大林的肖像作为学生笔记本的封面。印有斯大林像的学生笔记本开始在莫斯科的商店中出售。4月4日星期三，在莫斯科一家专卖教科书的大书店里，这本笔记本卖到脱销，购买者主要是成年人。这件事在俄国引起争议，也在国际上受到注意。

在俄罗斯，人们并没有淡忘斯大林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巨大人道灾难。2011年10月30日星期天，俄罗斯全国几十个城市同时举办各种纪念活动，悼念斯大林统治时期遭到政治迫害的遇难者。俄罗斯学术界对斯大林红色恐怖已有大量研究，但如何让民众知道和了解这些研究成果仍是很艰巨的任务。专家们的历史研究并不等于民众的集体记忆，历史研究只有在公共的记忆场所，经由广大普通民众的参与，才有可能成为集体性的记忆。

在纪念政治迫害遇难者日那天，俄罗斯人展开了多种纪念活动。在前苏联秘密警察办公大楼前，人们排队宣读遇害者名单。悼念活动的主办者之一，俄罗斯纪念碑人权组织发表声明说，专制政权不仅仅屠杀自己的民众，它还竭力想让人们忘掉政治迫害的历史，让遇难者的名字永远不会被人提起。因此，宣读遇难者的姓名，不仅是悼念遇难者，而且更是否定专制政权，清除过去历史包袱的一种方式。

在前苏联军事法庭等建筑物外墙上，社会活动组织悬挂了宣传牌，介绍了当年的红色政治恐怖。人们冒着零上2度的低温，排队宣读当年被共产党秘密警察处决的人名单。活动参加者还在广场上的一块儿石头前点燃蜡烛并放上献花悼念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难者。

非常重要的是，这种集体记忆并不是以对抗性记忆的形式出现的，参加者中有普通市民，学者，政界人士，也有政府官员。俄罗斯总统人权事务全权代表鲁金在当天的活动中第一个登台宣读了10名被处决人士的名单。俄罗斯总统下属的发展公民社会与人权委员会领导人费多托夫也参加了纪念活动，他说：“毫无疑问，举办类似的活动十分必要。这能消除社会中的极权专制思维和行为模式。……俄罗斯在20年前就已经摆脱了极权专制，但人们的思维至今尚未告别专制社会。转换思维方式是长期和艰苦的过程。”

然而，也就是在俄罗斯人记忆斯大林统治的残酷与暴行的时候，斯大林的“光辉形象”却出现在俄罗斯学生可能使用的笔记本封面上。笔记本的封面上写有斯大林大元帅的字样，斯大林身穿军服，胸前挂满勋章，显得神采奕奕。“阿利特”出版社领导人表示，他本人对斯大林没有好感，但斯大林是历史的一部分，不应因为斯大林的错误把他从历史中一笔勾掉。

“阿利特”出版社说，斯大林笔记本是他们推出的“俄罗斯伟大人物”笔记本系列中的一本，被用作封面的其他历史人物还包括：叶卡杰林娜女皇，苏联火箭和航天之父科瓦廖夫，抗击拿破伦的俄军统帅库图佐夫，以及作曲家拉赫马尼诺夫。他们还承认，斯大林是一个“矛盾的政治人物”，他一方面处决了64万人，把数百万人关押到劳改营中；而另一方面，他又建立了发达的苏联工业和在世界上非常强大的苏联军队。俄罗斯人怀念帝俄和苏联帝国的昔日辉煌，这是商业利益极可以利用的消费者心理，正是民族主义这个诱人的神话，为“斯大林笔记本”提供了漂亮的包装。

商业炒作利用后记忆的机会和可能要远远超过利用记忆。极权灾难记忆是有过亲身经历的个人所保留的，他们的灾难记忆是心理学家夏克特（DanielSchacter）在《记忆的七宗罪》（The Seven Sins ofMemory， 汉译为《你的记忆怎么了》）中所说的“纠缠”（persistence）记忆。夏克特就此说明道，“任何一种痛苦经历，像战争、暴力袭击、……拷打和残酷的囚禁，它们所产生的主要影响就是导致持久的记忆。……来源于灾难性事件的令人痛苦的记忆，通常会造成生动逼真的永恒形象。有时一件痛苦经历中的一点特征会永远留在记忆中，而所有这些都是幸免于难的人希望忘掉的。”令人痛苦的记忆随时有可能“通过某一种感觉而产生，但是视觉记忆却是最常见的。”像斯大林像这样的物品，它在斯大林统治受害者眼里不会是一张漂亮的画像，而是会给他带来痛苦记忆的刺激物。商业炒作很难成功地向他销售这样的产品。

极权灾难的后记忆主要是由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一灾难的人们所拥有的。后记忆的重要特性之一便是必须借助社会、文化性质的，而非个人亲身经历的“集体记忆”，记忆研究称其为“语义记忆”（semanticmemory）。灾难亲身经历者的灾难叙述要传承给后代，并在后代中形成后记忆，必须在社会中存在一种能保留灾难记忆，并为此记忆提供意义指向的语义环境。惟有这样的语义环境才能为曾经发生在个人身上的具体事件提供了一个可理解的语境。语义记忆需要借助叙述的形式，如文学作品、回忆录、口述史、日记、历史记叙。语义记忆还需要有公共的“记忆场所”（memory sites），如博物馆、文物、纪念日或人物、公共论坛和刊物。在灾难语义记忆环境不良或严重缺失的社会中（如中国，那里的“反右记忆”、“大饥荒记忆”、“文革记忆”都缺乏记忆环境），灾难就可能被淡化或甚至美化，灾难的后记忆就可能变成一种怀旧，就连一些还活着的，部分亲身经历过灾难的人们都不例外。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是因为，灾难，尤其是残暴压迫加彻底洗脑的极权灾难，会极度扭曲人性，包括人的记忆方式，在压迫和洗脑下长大的人们，连怀旧都是被扭曲的。不应该把这种扭曲的怀旧简单地理解为对“文革”的怀念。对于一些成年人来说，保留毛主席像章、红宝书或别的“文革”物品、哼唱语录歌或样板戏、看新版革命作品的“红色经典”，一旦被鼓动，发疯似地“唱红”，都是一些怀旧情绪跃动的征兆。但是，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文革灾难的年轻一代，甚至幼儿园、小学的儿童，他们的“唱红”，那本身就是文革时代教育的重演。

在俄国人对斯大林统治的后记忆中，“斯大林笔记本”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然而，它已经在俄国引起很大的争议，许多知识分子、媒体人士，甚至政府工作人员能够站出来予以批评，或者公开与它撇清关系，这说明所谓的“斯大林热”并不能以发生在中国一些地方的“毛热”来比拟。这也说明在俄国有着不同于中国的灾难语义记忆和后记忆环境。就连这个“斯大林笔记本”的出版者也不敢公然为斯大林歌功颂德，在这个笔记本的背页上有一个关于斯大林的说明：他确实成功地领导了苏联的卫国战争，但是，他也确实屠杀了千千万万无辜的苏联公民。被纳粹侵略者屠杀，还是被自己的政府屠杀，对于个体受害者来说都是灾难的极限。极限的灾难是没有区别的，都是由反人类的罪行所造成。为这些罪行，受害者们付出的是同样的血泪，他们坚持不肯放弃的也是同样性质的灾难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