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北朝鲜的一举一动都被世人所关注着。这里所说的“众所周知的原因”，当然包括这个国度里充满了各种的禁忌。禁忌产生好奇，让世人对了解北朝鲜的心理更加强烈。前几年，报告文学作家叶永烈先生深入北朝鲜之后，出版了《真实的朝鲜》一书，昙花一现之后便进入了禁书行列。幸运的是，我在南昌一家人文书店买到一本漏网之鱼。
前段时间，周围的朋友都在传阅着一本国内没有引进的书籍——《我们最幸福——北韩人民的真实生活》。作者是《洛杉机时报》记者芭芭拉·德米克，她曾成功进入朝鲜，近十年来，她负责报导两韩消息。她花了七年时间，陆续采访六位“脱北者”，最终出版了这本书。
在《我们最幸福》里，芭芭拉·德米克写了一位叫做俊相的年轻人，他热爱阅读，也热爱自由。俊相为了享受读书的自由，“他只能躲在被子里用手电筒偷偷地看”，因为在这种阅读禁忌之下，他也十分害怕由于“私藏这样的书而惹上大麻烦”。俊相最喜欢阅读《飘》，虽然这本书的风格完全与北朝鲜小说的语调格格不入，他在阅读之后，感叹“北朝鲜的女英雄肯定是没有卿卿我我的爱情”。阅读塑造自由，自由的心灵渴望能够不断地阅读到北朝鲜禁忌之外的更多书籍。俊相“他读完了所能找到的所有的书，从西德尼·谢尔顿的《天使的愤怒》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甚至他还阅读了《人性的弱点》。在书中，作者书写了在北朝鲜独裁统治下的读书状况：“在北朝鲜，想成立读书俱乐部或者进行一个政治研讨是不可能的事情。任何自由的交换思想观点都将不可避免地延伸至禁区。在任何三人或四人的小团体中，就至少会有一个告密者或者各种各样的特工。”这段话，让我想起了《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的读书会。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从书名来看，重点并非在于“读《洛丽塔》”，而在于“在德黑兰”。由“在德黑兰”与“读《洛丽塔》”所组成的书名，让读者在翻开此书之前，已经有着一种无限的阅读冲动：读者们都在想象着身处德黑兰的作者是如何躲避泛政治化的环境去阅读一本“伤风败俗”且曾长期被列为世界禁书的《洛丽塔》。当然，本书并非只讲述了作者带领学生们只阅读了这一本书，还有纳博科夫、菲茨杰拉德、亨利·詹姆斯和奥斯汀，分别对应伊朗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和记忆。
借用文化批评家王晓渔的话语，整本书都在讨论“如何摆脱与狱卒共舞的局面”。身处政教合一的泛政治化国度里，我们不难想象他们的生存境遇与阅读境遇。而对于阅读，我们完全可以参照上世纪的中国，那时的人们手抄“精神污染”的“大毒草”《少女之心》。禁忌的现实与自由的向往，让那时的读者在阅读《少女之心》时，既存在着一种惊心动魄的恐惧，也存在着一种无法形容的快感，二者交杂之下的阅读境遇，正是“雪夜读禁书”的真实写照。即使放在时下的中国，我们如果能够得到一本偷渡成功的港台书籍，也必定欣喜若狂：一方面，我们享受着能够读到该书的幸运；另一方面，我们享受着阅读书中内容的快感。
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作者书写的是自己的真实生活。作者挑选了七位最优秀用功的学生，邀请她们每周日早晨到他家里讨论文学。但是，即使在这样一种私塾式的文学教堂里，作者也不得不感叹“在我私人的住所开男女合班的课风险太大，即使讨论的不过是小说”。作者借用书籍描述伊朗的环境：“选一部最能反映我们在伊朗生活的小说，那绝非《布罗迪小姐的青春》或《一九八四》，而是纳博科夫的《斩首之邀》，或更贴切的《洛丽塔》。”在这种紧闭之下，禁忌犹存，可以想象着作者的悲观，“相信到头来总会有人背叛我”，正如她的学生娜丝琳所言：“你自己说过，到头来我们都会背叛自己，成为出卖自己基督的犹大。”在这种胆战心惊的顾虑之下，作者与她的学生们在文学书籍中构建着内心的自由，透过小说的魔力，他们体验着化腐朽为神奇的美妙。最终，娜丝琳没有坚持到最后。不过，作者也对此表示理解：“不过少了那些不在场或无法在场的人，我的故事就不算完整，他们的缺席仿佛没有伤口的痛楚，始终隐隐作痛。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德黑兰：它的不在场比在场更真实。”
作为大学教授的作者，曾经忍受着让人无从捉摸的“一会儿怀柔，一会儿高压”政策。政府无所不用其极，骚扰生活秩序，限制人身自由，监视来往访客，甚至连辞职的自由都没有，“因为他们认为你没有资格主动求去，他们才有权决定你的去留”。和其他行业一样，教书必须在政治的现实与法令的专制之下低头，作者便产生了成立一个让她自由发挥，而不需在共和国政权之下缚手缚脚的课堂。作者挑选了几位踽踽独行的学生，应玛娜的建议，作者将她的课堂称之为“自己的空间”，以呼应伍尔夫笔下的“自己的房间”。在这个课堂里，他们一起“摆脱时间与政治的钳制，想象我们处在有时连自己都不敢奢望的情境：想象我们在最隐私的私密时刻，在最独特的平凡瞬间，聆听音乐、坠入情网、漫步街道，或在德黑兰阅读《洛丽塔》。然后，再想象着我们的这一切被剥夺，赶入地下，见不得光”。在这种想象的自由与现实的钳制之下，将纳博科夫的那句宣言“读者生而自由，也应保持自由”传输给她的学生们。
但是，现实的钳制，让想象的自由在残酷的悲剧与荒谬之下，在亲身体验之后，不得不对自身的悲惨进行自我解嘲：“艺术文学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纳博科夫所描写的，是极权社会下的生命本质；在一个充斥着空洞诺言的虚幻世界里，人是彻底孤独的，令人再也分不清谁是救星，谁是刽子手。”存活于伊朗的那种“脆弱的非现实”里，一切动作姿态包括最私人的表情，全部都被泛政治化。为了生存，不得不退回自我的世界。在这个“自己的空间”里，他们重新发现自己仍然存活着，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如洛丽塔一样，无论局势如何恶劣，不论遭遇如何悲惨，都有着设法逃脱的渴望，以争取属于自己的有限自由空间，他们可以像洛丽塔一样，把握每一个机会去夸耀自己的不服从，譬如从头巾中露出几丝头发，在单调的衣服上掺入些许色彩。要知道，在他们生存的德黑兰，“人生再普通不过的举动都成为小型的反动和政治的违抗”，更不用说像雅西那样的叛逆女孩，“从没有私人的角落可以让她去思考、感受、做梦和写作”。
阅读造就想象，想象着一种虚构的生存环境。阅读作为一种私人化的生活方式，它本身构不成政治化的事物，却构成一种反抗政治的手段。正如作者所言：“所有传世的小说作品，不论其呈现的现实多严酷，皆有一股凭着肯定生命来对抗生命无常的基本反抗精神。这份肯定来自作者以自己的方式重述故事，掌控小说中的现实，进而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我敢大言不惭地说，每件伟大的艺术品都是项赞颂，都是对人生的背叛、恐惧与不义的反抗。形式的超卓与优美起而反抗主题的丑陋与猥琐。”通过讨论文学作品，他们逐渐地放开自我，甚至放纵着自己的情绪。小说成为他们逃避现实的管道，躲进作者家中去建构一方与世隔绝的私人会所式读书会场，抛开道德纠察队的纠缠与高压政治的钳制，以纯真的心情去阅读文学作品，步入一种自由飞翔的世界。在遁入小说世界时，如那幅世界名画“自由引导人民”一样，文学作品引导着他们开始质疑与挑战着他们所处的现实。文学作品给予了他们现实所不允许的自由，也因此给他们提供了超越禁忌与钳制的潜能，甚至“它让我们能够违抗室外压抑窒闷的现实，不仅违抗，还要向钳制我们生命的人报复，替自己讨回公道”。在这个“已成为我们保护壳的起居室和屋外审查官的妖魔世界之间所形成的漏洞”里，他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谈论痛苦与喜悦、烦恼与弱点，“以自己的语言诉说自己的遭遇……以自己的观点看自己”。这种私密阅读构成的亲昵，让他们互相之间“觉得自己仿佛在陌生人面前被剥光衣服”，“不仅最平凡的活动散发出新的光彩，就连日常生活也染上虚幻想象的特质”。
亨利·詹姆斯、纳博科夫、伍尔夫、索尔·贝娄、奥斯汀、乔伊斯等“非革命作家”如同禁忌世界的光明使者，让作为老师的作者认识到“我的世代为失落感所苦，为我们遭窃取的过去所形成的生命空缺沉吟，使我们身在故国却宛如异客”；而对于学生来说，他们“时常提起被剥夺的吻、没看过的电影，和肌肤没吹过的风”，“他们的记忆是由朦胧隐约的欲望构成，被某种他们从未真正拥有的事物所填满，使他们的文字呈现出近乎诗的显著特质”。在德黑兰生存的他们，虽然所有的可能性都被剥夺了，但私密阅读带来的“微小的开口”，成为了他们内心极大的自由。在这种脱离现实的短暂时刻，他们倾诉着自己的秘密、痛苦，发挥着自己的才华。
在这种荒谬宰制生活的环境下，作者告诉参与讨论的学生：“无论是什么情况下，千万别把小说当成现实人生的翻版，而小看了它；我们在小说中探求的并非现实，而是真相的顿悟。”对于存活在极权主义国度的民众来说，生命难以承受之重，无疑是极权主义强迫人民的罪行，让受害者成为罪犯的共犯，“与狱卒共舞，参与自己的行刑”构成了极权国度里普通民众最极端的暴行。即使没有参与其中，或许也构成了阿伦特笔下的“平庸之恶”。而摆脱与狱卒共舞的唯一方式，就是设法保证拥有自我的主体性，正如前面提到的《我们最幸福》里的俊相一样，即使他明白“只要你还住在北朝鲜，你就不可谈论政治。对你最好的朋友不能，对老师甚至父母不能，当然对你的女友也不能。俊相从来不在女友美兰前谈及对这个政权的感觉。他没有告诉她，他在看南韩电视，读资本主义小册子的事情。他当然也没有告诉她”，但是，阅读创造出来的内心世界的自由，塑造着自由的自我，“他已经开始幻想叛逃”。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抄录了1997年7月23日那天，自己写在笔记本上的一段话：“我反复幻想着《权利法案》中多加一条：想象的自由。我逐渐相信，若缺乏想象的自由或不受限制使用想象作品的权利，真正的民主就不存在。一个人若要拥有完整的生命，必须能够公开塑造和表达内心的世界、梦想、思想与欲望，并时常能在公众与私人领域之间进行对话。不然我们怎知自己存在过，有感觉，有欲望，会怨恨，也会恐惧？”想象，是专制的天敌。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好友朱桂英在博客写下的一句话：“必须为做梦而入睡。”的确，正如作者的父亲一样，他教会了作者如何相信理想，“以虚构世界创造出的无限可能去对抗现实世界”。为什么需要想象？因为，诚如作者所言：“对抗专制并非一场政治之战，而是一场生存之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