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抢救“要员”的飞机上走下来几条“洋狗”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日军向香港发动闪电式的进攻，形势危急。当时，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不少民国要人，包括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内的军政大员、银行家、文化人，如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陈寅恪、陈济棠等都寄居于此。为了避免这些人成为日军俘虏，重庆国民政府应各方要求，加派航班，力争在日军占领之前将这些要人抢运到内地来。由于《大公报》社长胡霖（政之）也在香港，该社总编辑王芸生向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要求，得到蒋的同意，将胡列入抢救名单。
12月10日，从香港最后起飞的一架飞机到达重庆机场，《大公报》编辑部派人到机场迎接自己的社长，出人意料的是，不仅未见胡霖和其他要人的身影，相反，见到的却是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二女儿孔令伟、老妈子、大批箱笼和几条洋狗。次日，《新民报》日刊刊出采访部主任浦熙修所写现场报道，标题是：《伫候天外飞机来——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头》，在4条相关新闻中夹杂着两行文字：
△日来伫候于飞机场遥望飞机自天外飞来者大有人在，昨日王云五先生亦三次前迎，三次失望。
△昨日陪都洋狗又增多七八头，系为真正喝牛奶之外国种。
为什么写得如此简略呢？主要是为了逃避重庆当局的新闻检查，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
王芸生当日未去机场，但他听到派出接机人员的汇报后，十分气愤，也想将此事捅到报纸上。恰好，当时国民党正在重庆召开五届九中全会，12月20日，会议通过了《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其中提到“年来行政虽尚有进步，而仍不无疲玩迟滞之感”，推研其因，在于未能认真贯彻1938年《抗战建国纲领》中的“严惩贪官污吏并没受其财产”的有关条文。议案提出，今后要“厉行监察、检察职权，修明政治，首重整肃官方”。王芸生读到这份议案后，当日写成一篇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表示对国民党中央全会议案的支持，中称：
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该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六十五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现在九中全会既有修明政治之决议，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新闻管理当局若不准我们发表，更是违背中央励精图治之旨。
文中提到的两个例子，一个指向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一个指向当时的外交部长郭泰祺。自然，送审时检查机关通不过，下令“删扣”，但王芸生无视禁令，将被删部分照发。（《王世杰日记》，1941年12月22日）于是，12月10日重庆机场上的那一幕就广为人知了。
二、昆明学生上街游行，大喊“打倒孔祥熙！”“枪毙孔祥熙！”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成立的包含各党派成员的咨询机构。会上，西南联大教授张奚若、罗隆基对孔祥熙常有质询。会议结束后，张、罗回到昆明，也将消息带到当地。12月24日，昆明《朝报》转载王芸生所写社评，将标题改为《从修明政治说到飞机运狗》，“洋狗”事件遂被更加突出。吴晗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他在一年级的《中国通史》课上愤怒地说：“南宋亡国时有蟋蟀宰相，今天有飞狗院长，可以媲美。”他的话，像是在一堆干柴上点燃了火焰，不同政治倾向的学生都被动员起来。 1942年1月5日，西南联大新校舍的“民主墙”上出现“打倒孔祥熙”的标语。学生迅速编辑并出版壁报《呐喊》，发表《铲除孔祥熙》、《重燃五四烈火》、《告国民党员书》、《告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书》等文章。留校中共党员刘平御组织的平社继起响应。《呼声》、《正义》等壁报陆续出现。学生自治会主席郝纯治和副主席竹淑贞等暗暗发动群众。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邹文靖、钟正等找到教育系教授、三青团直属分团部书记长陈雪屏，要求以联大三青团的名义表示抗议，陈拒绝，邹等即起草《讨孔宣言》，宣称“孔贼不除，誓不罢休”，签名者共26人。
1月6日下午1时，西南联大学生鸣锣号召，迅速聚集六七百人上街游行。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同济附中、昆华师范等校的学生纷纷赶来参加，共约三千人。联大一年级新生中的共产党员齐亮、王世堂、高彤生（高志远）以及原中共鄂西特委副书记马千禾（马识途）等都参加了游行。学生举着自制的“倒孔”、“讨孔”、“铲孔”的小旗子，在闹市游行，高呼“打倒孔祥熙”的口号。土木系学生叶传华用床单画了一个大铜钱，肥头胖脑的孔祥熙的头钻在四方的钱孔里。该画原来张挂在校内，也被抬进游行队伍作为前导，倍加引人注目。
学生们一边游行，一边遍贴标语。根据国民党当局收集的情报，标语计24条：
1.党国要员不如孔贼的一条狗。
2.拥护政府修明政治！
3.打倒以飞机运洋狗的孔祥熙。
4.孔贼不死，贪污不止！
5.打倒祸国害民的孔贼！
6.打倒国贼孔祥熙！
7.请新闻检查所勿扣倒孔之消息！
8.各界参加，打倒贪官污吏孔祥熙！
9.屈杀留港官员者是谁？
10.香港危急，飞机不救要人，而运狼犬，孔祥熙罪恶滔天！
11.请报界发表舆论！
12.争取民主自由，打倒孔祥熙！
13.孔存款十七万万元在美国！
14.打倒操纵物价的孔祥熙！
15.打倒操纵外汇的孔祥熙！
16.打倒发国难财的孔祥熙！
17.要修明政治，必先铲除孔祥熙！
18.打倒囤积居奇的孔祥熙！
19.拥护龙主席，打倒孔祥熙！
20.孔祥熙为一国的财政部长，不好好管理财政，专做囤积居奇生意，简直是汉奸，我们非杀死他不可！
21.香港危险时，政府派飞机去救党国要人，带转来的是孔祥熙夫人及七只洋狗、四十二只箱子！
22.枪毙孔祥熙！
23.欲求抗战胜利，先从倒孔做起！
24.前方抗战流血，后方民众吃苦，发财的是孔祥熙。（朱家骅档案，301-01-06-050）
上述标语反映了学生的抗议焦点和政治诉求：集中于孔祥熙的贪污、操纵物价与外汇、发国难财、囤积居奇等方面，但其中最强烈的则是不积极抢救“党国要人”，却以飞机抢运“洋狗”。“要人不如狗”，这自然是一个易于激动人心、引起公愤的题目。
当夜，联大学生回到宿舍，连夜编出名为《四十年代》的壁报，称此次游行为“一六运动”。同晚，召开全市学生代表大会，每校推出代表3人，马千禾被推选为联大倒孔代表会负责人。8日，联大学生自治会倒孔运动委员会邀集校内明社等23个团体组成倒孔运动后援会，请教授及参政员将倒孔运动情况报告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要求撤去孔祥熙职务，没收其财产。同日，昆明市学生联合会发表讨孔通电。
1月中旬，内迁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学生继起“讨孔”，其情况与西南联大相似。
三、原来是一篇不实报道
事实上，飞机抢运“洋狗”是一篇貌似确凿而严重违离真相的报道。
《大公报》社评发表的当日，蒋介石听说孔祥熙生病，曾前往探视。（《蒋介石日记》，1941年12月22日）同日，蒋介石严令交通部彻查真相，同时向《大公报》询问消息来源，要求报社负责查明内容，穷究虚实。次日，《大公报》复函，说明“事属子虚，自认疏失”。（蒋介石《致龙云电》，《事略稿本》，1942年1月12日，“国史馆”，002－0601－00160－012；参见秦孝仪等编纂的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849页）12月29日，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张嘉趝向报社寄来一封信，说明向中国航空公司调查结果：当日香港交通断绝，电话不通，无法一一通知需抢救人员；因有空余座位，故有航空公司人员搭机，并尽量装载中央银行已运到机场的公物，“决无私人携带大宗箱笼老妈之事”；至于四只“洋狗”，则系两位美国驾驶员见仍有余位，顺便携带到渝云云。函称：
本年12月22日贵报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文内，涉及此次香港来渝逃难飞机装载箱笼、老妈、洋狗，致多少应内渡之人尚危悬海外等语，当以此事为社会视听所系，经饬中国航空公司彻查具报，据称……是日香港与九龙间交通断绝，电话亦因轰炸不通，其未来公司接洽之乘客，无法通知。在起飞前，时已拂晓，因敌机来侦之故，不能再待，惟飞机尚有余位，故本公司留港人员因此亦有搭机回渝，并将在站之中央银行公物尽量装载填空，随即起飞，决无私人携带大量箱笼、老妈之事，亦无到站不能搭机之乘客。至美机师两人，因有空位，顺便将洋狗四只，计三十公斤，携带到渝，确有其事等情。查所称各节，确属实在情形，贵报社所述殊与事实不符，除美籍机师携带洋狗，殊属不合，已由本部严予申儆外，相应函请查照，即予更正，以正观听，是所至盼。
函末盖有“张嘉趝”本人印章。王芸生收到此信后，标上“交通部来函”五字，刊于12月30日报末。
国民党、国民政府本来就缺乏公信力。此函刊出后，人们大都视之为文过饰非的官样文章，不予采信，有关消息继续流布。但是，也有人相信。例如黄炎培。他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
九龙失守，诸友好多未他迁。最后一批飞机两架，一载航空公司职员，一[载]孔庸之夫人，携家具五十六件，狗九条，而许多待乘之客均不得乘，如蒋公开单指令离港之陶希圣、陈济棠、蒋伯诚等以及中委十余人均不得乘 （后知狗非孔氏物，乃机师所有）。（《黄炎培日记》，第7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页。）
括弧中的话显系后来所加。黄炎培当时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不喜欢蒋介石和国民党，也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所不喜。如果不是情况属实，他是不会随意加上这一句话的。王芸生后来也采信了张嘉趝的解释。1942年1月22日，他在社评《青年与政治》中写道：
（本报）立言之意，全本爱国热忱，阐明修明政治的必要，偶凭所闻，列举一二事例，并非立论之中心，且关于飞机载狗之事，已经交通部张部长来函声述，据确切查明系外籍机师所为，已严予申儆，箱笼等件是中央银行的公物。本报既于上月三十日揭载于报，而此函又为中央政府主管官吏的负责文件，则社会自能明察真相之所在。
王芸生不是一个屈服于压力的人。当初，他敢于冒犯新闻检查机关的“删扣”，照原文发表社评；事后，他自然也不会轻易违心地承认官方的掩饰。
更重要的证据是宋庆龄1942年1月12日写给宋子文的信件，中云：
《大公报》发表了一篇言语中伤的社论来欢迎我们，指责我们带了大批行李和7只喂牛奶的洋狗，以及一批仆从。事实是当时飞机上共有23人，你可以想象每个人能带几件行李。这篇社论虽然用词巧妙，没有点名，但指的就是我们。我想对社论作出回应，但别人劝我应保持尊严和沉默。与此同时，谣言传得很广，也很快。蔼龄姐说，指控她的事很多，但现在她已不在乎去澄清这些谣言了。
我没能带上我的很多文件和其他无价文章，更别说我的狗和衣服了。当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只带了几件旧衣服，那还是女仆灯火管制时黑底里为我随手抓来的。
对一个每天写东西的人来说，我甚至连一支笔都没有。（宋子文文件，胡佛档案馆藏。此函多年来不为人所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张俊义第一个发现，并全文翻译，见 《百年潮》2004年第12期，第53页）
抗战期间，孔祥熙一家在重庆上清寺范庄、南温泉及化龙桥几处均有公馆，包括夫人宋蔼龄、长女孔令仪、次女孔令伟等都住在重庆，但是，孔祥熙在香港沙逊街有房产，因此宋蔼龄有时也住在香港。宋蔼龄有心脏病。1941年12月上旬，宋蔼龄带着孔令仪和管家赵惠芳自重庆到香港看病、治牙，适逢香港危急，便在匆忙中又逃离香港。12月9日中午12点，宋庆龄和宋蔼龄同在香港机场候机，直到10日凌晨5点才同机离港。事前，宋庆龄靠了女仆的帮助，临时抓了几件衣服，同样，宋蔼龄等也不可能携带大量行李，更不可能携带几条“洋狗”。宋庆龄到达重庆后又和宋蔼龄等同时离开机场，暂住孔家。如果有大批行李和几条“洋狗”运回孔府，她不会不了解。在致宋子文函中，她认为《大公报》“带了大批行李和七只喂牛奶的洋狗”的指责是一种“言语中伤”，自然有力地说明，有关报道并不可靠，半是接机者的目击，半是揣度。
关于“飞机运洋狗”一事，几年前，宋氏家族的曹?璇女士曾询问当时还健在的孔令仪。孔也是同机离港者之一。据她说：“当时情况危急，香港到处风声鹤唳，她们是最后一班飞机离港，连位子都没有，行李也来不及拿。”关于那几条“洋狗”，孔称：“狗是属于外国人的。是令伟在机场等她们时，和老外聊天，逗他们的狗玩。三只狗都不是令伟的。”（曹?璇致本文作者函，2009年12月5日）虽然事隔多年，孔令仪的回忆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但上述回忆和宋庆龄事后给宋子文函所述大体一致。关于“狗”的主人是“外国人”，这一回忆也和张嘉趝的更正函一致。当日，孔二小姐的角色虽是接机，但人们熟知她平时爱狗，“和老外聊天，逗他们的狗玩”，自然会被误认为是从香港运狗的主人了。
以上说明，当年张嘉趝的更正函所述是事实，然而，可惜的是，当时大部分人都不予采信。多年来，几乎所有相关的历史著作都在继续宣扬：香港危急之时，孔家抢运“洋狗”。以讹传讹，相沿至今。有些著作甚至绘声绘色地描写孔二小姐如何在机上持枪强迫其他“要人”为“洋狗”让出位子，似乎作者当时在场一般。
新闻报道与历史著作的共性都是必须高度真实，所述各事均需严谨地加以核查和考证。誉人之善，恰如其分；斥人之恶，也不增不减。不能因为某某是正面人物，就无根据地粉饰、溢美；也不能因为某某是反面人物，就不加分析，任意抹黑、抹丑。多年以来，人们从某种预设立场出发，对于揭露国民党的资料常常未经核实就加以引用，因此错讹就在所难免了。
四、昆明学潮平息，蒋介石和国民党加强政治控制
飞机运洋狗事件发生时，正是中国抗战发生重大转机之际。
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次日，蒋介石在重庆邀请英、美驻华大使及武官，讨论中、美、英、荷、澳五国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建议美国总统罗斯福召集同盟国首脑会议，讨论全球反法西斯作战战略、设立联合军事参谋机构等重大问题。他雄心勃勃地梦想，在1942年年内击败日本。12月30日，罗斯福提议组织中国战区。1942年1月初，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统帅，负责指挥中国、安南、泰国等地的联合国部队。当时，中国军队正在与进攻长沙的日军鏖战，远征军正在准备自云南进入缅甸，支援英缅军对日作战。在这样的时刻，昆明发生学生运动自然是不很相宜的。
1月5日，当联大学生还在出版壁报、酝酿行动之际，联大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历史系教授姚从吾即向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长赵澍报告，赵命调统室人员注意。6日晚，赵澍致电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报告，声称学生行为，“显系有组织策动”，要求朱转告教育部长陈立夫，请示方针。朱于次日晚电复赵澍：“缅甸军事重要，望速设法平息为要。”同时，由组织部人员致电联大教授中的国民党与三青团负责人姚从吾及陈雪屏，声称“校中学生对报载事件有所酝酿，系出误会，请速劝导，万勿扩大”。10日，朱家骅再电赵澍称：“大敌当前，胜利第一。且南洋风云日亟，滇省正在出击之时，不容再有任何纷争。”他要赵澍与姚从吾等商量，“鮨速设法使之平息”。陈立夫在接到朱家骅转来的赵澍函电后，也急电联大、云大、中法、同济四校负责人，要求他们“迅即制止”，同时要求朱家骅分电省党部及各校党部，共同防范制止，勿使扩大。
赵澍的对策之一是严密封锁消息。学生游行后，赵即命警察在全市范围内撕去或涂去学生标语，禁止各报登载相关报道。对策之二是辟谣。香港失守后，昆明传言很多。如：吴稚晖全家在港被困自杀；郭泰祺、王宠惠、王正廷等在港，或被俘，或自杀；陶希圣被日寇抓到后剥皮，等等。这些传言，自然更加强了学生对孔祥熙以飞机运送“洋狗”一事的不满。赵澍针对传言，命党部所属云南通讯社发表消息，说明吴稚晖、郭泰祺、王宠惠、王正廷等人“均安居重庆”。该消息发表后，部分学生的情绪趋于缓和。对策之三是宣扬湘北大捷，转移学生视线。当时，中国军队在长沙地区顽强抗击日军，日军被迫退却，中国军队乘势追击、堵截，取得重大胜利。昆明学生准备以庆祝湘北大捷为名，继续发动反孔游行，赵澍即命省党部于10日召集各界祝捷大会，转移学生情绪。9日，昆明警备司令宋希濂到联大报告。下午，学生从国民党五届九中的会议录等资料中证实吴稚晖、郭泰祺果在重庆，形势更趋缓和。10日，讨孔运动委员会贴出布告，宣布解散。此前，部分学生曾指责赵澍及云南社发布消息，为孔祥熙辩护，“别有作用”，“收孔祥熙贿赂15万元”，甚至准备到云南省党部责问赵澍。至此，学生派出代表向云南社记者致歉，倒孔运动平息。（以上俱见朱家骅档案，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301-01-06-050）《大公报》社评对郭泰祺的揭露，大体属实。第二天，蒋介石即在九中全会上宣布其“另有任用”，以宋子文继任外交部长。（参见《王世杰日记》，1941年12月22日、23日。蒋介石曾在23日日记中指斥郭“真是小人之尤者”）昆明学生掀起倒孔高潮后，蒋介石曾考虑令孔辞职，但他又不愿向学潮低头。1月9日日记云：“昆明联大学生反对庸之，此事已成为普遍之风气，不能不令辞去，但此时因有人反对而去，则甚不宜也。”在蒋介石看来，学潮的背后一定有复杂的政治背景。10日日记云：“政客又想借《大公报》整顿政治一文，在各处运动风潮，推倒庸之，应以澹定处之。”这样一想，令孔祥熙辞职的打算又打消了。11日，蒋介石反复思考，字斟句酌，在头脑作痛中起草致昆明行营主任龙云的电文，声称根据所得确切情报，日本军阀及纳粹国社党，“在北平、南京、上海、香港等地，收买无聊政客，阴谋以群众运动，损害我国家威信，动摇我抗战意志，已非一日”。电报严厉指责昆明学生，“甘为卖国反动派利用，实为民族莫大之耻辱”，要求龙云恺切晓谕，使之明了幕后阴谋者的用心所在，切勿供人愚弄，破坏抗战。电报最后严厉宣称：“当地军政当局，有维持后方治安之现任，应依照野战治安法令，切实执行纪律，勿稍宽假。”（《事略稿本》，“国史馆”，002－0601－00160－012）
关于挑动风潮的幕后人物，蒋介石最初认为是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等人，其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有云：“反动派鼓动昆明各大学学生游行示威，以庸之为其目标。文人政客之卑劣污陋，如张君劢之流可谓丧心病狂极矣。”（《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7日）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张君劢领衔提出《请结束党治实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和《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严厉批评孔祥熙所主管的行政院效率低下，要求更张人事。自此，张君劢即成为民主宪政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昆明“倒孔”学潮发生，蒋介石怀疑张君劢在其中的作用，甚至怀疑张君劢有敌伪、日寇、纳粹德国的背景。（参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250页）其间，蒋介石曾考虑过动用“权力”，为此思考过三天，但认为尚非其时，决定通过张嘉趝与张君劢的兄弟关系对张进行劝说：“勿再作无聊举动。”（《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13日）当张君劢否认自己是昆明学潮的主使人时，蒋介石又怀疑张在昆明的“政治朋友”、国社党成员罗隆基是主使者。1月12日日记云：“对国社党之处治办法须彻底，否则不如暂缓。”这段日记表明，只要时机合适，蒋介石是准备动用“权力”对付其他“异己”党派的。不久，蒋介石下令封闭张君劢在云南大理的民族文化书院，并利用张君劢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机会，将其软禁于重庆汪山，处于特务的严密监视中。事后，蒋介石派康泽到昆明调查，证明学潮和国社党无关。（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253页）当时的中共云南省工委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也没有在背后领导这次运动。（参阅李群杰《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和在党领导下的云南抗日救亡运动》，《云南文史资料》第30辑，第9页；熊德基《我在联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回忆》，《云南文史资料》第34辑，第375-378页）
昆明学潮和孔祥熙以“飞机运洋狗”的不实报道有关，但抗战期间孔祥熙确有种种劣迹，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反对。连军统骨干唐纵都认为“孔之为人，莫不痛恨”。学潮反映出当时社会公众对孔祥熙和国民党官僚阶层的普遍不满。这一点，蒋介石有认识。他在日记和《反省录》中写道：
骄矜自满而不自知者是为政治者之大忌。不能齐家，何能治国，人皆由于自侮也，可不戒乎？（1942年1月10日）
戚属恃势凌人，骄矜自大，不知公私，不明地位，亦时令人愤闷。（1942年1月17日）
滇黔各校反对庸之夫妇之运动已酝酿普遍之风潮，此乃政客、官僚争夺政权之阴谋，可谓丧心极矣。然而平时之不加自检，骄矜无忌，亦为之主因也。（1942年1月21日）
这些地方，说明蒋介石不是没有看到孔祥熙家族，特别是孔祥熙本人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对孔祥熙和行政院采取任何措施，仍然怪罪于“国人”，特别是学生。日记云：“国人与青年皆无辨别之智能，故任人煽惑，以致是非不彰，黑白颠倒，自古皆然。”（1942年1月9日）其实，昆明学潮虽有幼稚、轻率的一面，但更多地反映出的却是学生们爱国热忱和嫉恶如仇的积极一面。蒋介石完全看不到这后一面，他就站到爱国学生的对立面去了。
当时，西南联大既有国民党，也有三青团的基层组织。风潮中，蒋介石感到这些组织都未能发挥作用，深感“无人已甚”之苦。学潮中，部分三青团员成为“倒孔”积极分子，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为了掌握“领导权”，也有意识鼓励三青团员参加。关于此点，当时人回忆说：“游行回来，同学们又讨论成立组织继续搞下去，但跳上台最卖劲的是几个三青团员，一些进步同学看到这情况，便纷纷退出，这个‘讨孔’运动也就偃旗息鼓了。”（熊德基《我在联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回忆》）国民党省党部的这一招虽有效，但蒋介石却极为恼火。1月24日日记云：“本周最使人忧愤者仍为西南联大所鼓动之学潮，我青年团干部糊涂散漫，一任反动派从中利用与主使而昏昧不悟，事事几乎非余亲自设计与拟稿不可，实足为本党前途忧也。”25日日记云：“青年团干部幼稚昏昧，是皆余不能善教之道，愤激悲伤何为耶！”26日上午，蒋介石觉得三青团干部“投机、官僚”，为此大发雷霆。下午，痛斥三青团书记长张治中“投机无智”。所谓“投机”，指的就是部分三青团员投入学潮。据张治中回忆，他当时曾草拟了一份改进和加强三青团的工作意见书，呈交蒋介石：
这时候，正好昆明发生“倒孔”运动，有人报告蒋，说这是青年团发动的。蒋非常气愤，只在我的意见上打了许多圈、点、杠和问号，不加批复，但另写一张手条，大发脾气，指责青年团干的是反革命的工作。
昆明学潮发端于不实报道，纯粹自发，一哄而起，自然有缺点，有不足，但本质上仍然是爱国运动和反贪腐运动。对有缺点、有不足的学潮，只能引导、教育，而不应敌视、镇压。蒋介石这里指斥联大的三青团员参加“倒孔”是“反革命的工作”，其矛头所指当然是整个的昆明学潮。其1月23日日记云：“对各大学共党恶化分子应作肃清之整备；各大学校长与教授应彻底整顿。”这就为国民党今后镇压学潮预埋了伏笔。1月25日，他认为“事实真相，早已大白”，但有些城市还在因此发生学潮，怀疑背后有“汉奸、反动派”挑动，他通令各省省主席、省党部主任委员、书记长等，“切实制止学生之越轨行动，以免堕敌人共产之阴谋。”（《事略稿本》，“国史馆”，002－060－100160－025）以1942年年初的昆明学潮为标志，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学校工作逐渐向以防共、反共为主转化。
昆明学潮反对孔祥熙个人，并不反对正在抵抗日本侵略的国民政府。这本来是一个敦促国民党进行彻底改革的警讯，但是，蒋介石却主要视之为敌对势力挑动，对内政危机漠然不觉。他处理郭泰祺虽然坚决、明快，但处理孔祥熙却长期优柔寡断。1月26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高级主管官员训话，大讲其“于安定中求改正”，“于宽大中求核实”，不得互相讥刺、攻讦，不得旁观冷视，不得造谣生事，不准姑息腐朽，不得以中立态度自居，以及“成败荣辱皆不能分离”等道理，然而，并无改革内政的任何实质性措施。（《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1月26日）27日，重庆报载，“孔副院长病愈视事”，这使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仍抱有希望的人大失所望。自此，国民党的腐朽程度日益加深，逐渐步入膏肓。
（附记：本文写出初稿后，承闻黎明教授赐示重要资料，得以修订完善，谨此志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