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倾围剿中解救耀邦
1941年延安整风时,叶剑英从重庆回到延安,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胡耀邦在军委总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在整风运动中,胡耀邦参加总参谋部的审干工作,在康生一片“特务如毛”的嘈声中,他坚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没有冤枉一个好人。叶帅对这个年轻的小个子组织部长留下良好印象。
1964年11月,胡耀邦被党中央派往陕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其时正值毛泽东发动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耀邦同志到陕西后,敏锐地发现运动过火,打击面宽,抓人多(1964年全省逮捕6470人、扣留5000多人)、开除党籍多(3200多人)、开除公职多(1450余人),广大干部群众心情紧张,而生产形势十分严峻。他与省委研究后果断决定“三暂停”:捕人暂停,双开(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暂停,面上夺权暂停;后来他又提出简单粗暴、混淆是非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暂停,打击投机倒把的群众性运动暂停,对9500多名“投机倒把分子”要进行复查。同时他以极大的热情领导和推动各级干部狠抓当前工农业生产,主张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他在春节第二天从西安出发,调查考察了十几个县,于2月14日发出《电话通讯》,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个一律”:社教以来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处分;停职和撤销工作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段考验后再作结论;过去犯有某些错误已经交代过的干部,不再“洗手洗澡”,只要搞好工作搞好生产,一律既往不咎;从今以后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多高,一律从严处理。耀邦同志的这些重要意见,受到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欢迎,搞好工作和生产的劲头很大。
但是在左倾错误泛滥的当时,耀邦同志受到了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某些领导同志的严厉批判。西北局领导从2月下旬起大会小会连续批判耀邦,直批得耀邦同志突发大脑蛛网膜炎,医生说有生命危险,才被抢救住进了医院。但一俟病情稍有缓和,他们继续批判不止。
6月上旬,批判耀邦同志的省委会议还在进行,在北京的叶帅偕同张宗逊、张爱萍上将突然乘坐军用专机来到西安“视察军事工作”。原来,叶帅从贺龙元帅那里听说耀邦同志因为大力纠正左倾错误,解放干部,狠抓生产而遭到残酷批判陷于困境,大为震惊。叶帅自建国以来也因为抵制左倾错误而不断受到批判———先是批判他在南方局反对“地方主义”软弱无力,对海外华侨和侨胞的政策太“右”,而免去了他中南局书记、广东省省长等职,改任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后来又批评他在军事工作中反对教条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尽管他现在挂名军事科学院院长之职而赋闲在北京,但党和国家的大事一直萦怀在心,对于日盛一日的左倾错误深为忧虑。当他获悉耀邦同志敢于顶风纠“左”,甚为钦佩;对耀邦同志现今之困境深表同情。他当即挺身而出,约同两位上将西行搭救。
叶帅与张宗逊、张爱萍到达西安后,在当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欢迎宴会上,即展开了交锋。张爱萍高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说得西北局和省委的那些人哑口无言。宴会结束后,主人们向叶帅告辞,叶说:“耀邦,你留一下。”耀邦同志单独留下后,叶帅问:“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人哪!”耀邦同志说:“您不问我还不敢说呢!我已经做过六次检讨还过不了关。”叶帅问什么问题,耀邦同志介绍了情况。叶帅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哪!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耀邦同志说:“我走不脱呀!”叶帅说:“我带你走嘛!”
耀邦同志于6月11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发表了八条申辩的发言后,于6月18日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西北局知道是叶帅要带他走,无法阻挠。6月20日,耀邦同志搭乘叶帅的军用专机回京。临登机时,叶帅说:“耀邦走吧!这个地方不好搞啊!”
从“读书班”里捞出耀邦
党和国家遭到浩劫的“文革”开始不久,耀邦同志即被“停职反省”而打倒,又因“拒不认罪”而久久不得解放。叶帅也因反对林彪、江青之流的倒行逆施而被诬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直到林彪自我爆炸后,毛泽东才不得不把叶帅请出来主持军委工作。但是“四人帮”继续横行霸道,复出的邓小平同志竭力整顿亦是困难重重。担任中央副主席的叶帅忧虑不已。1975年春,叶帅去中央党校讲话,发现耀邦同志也在“四人帮”为整老干部而专门举办的“读书班”里,当即约他谈话。叶帅得知耀邦同志一直拒绝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结论上签字而被挂在那里时,回到中南海即向邓小平同志说明情况。7月7日,中央发出通知,任命胡耀邦同志为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院长和组长是郭沫若)。耀邦同志到科学院后,立即大刀阔斧地开展全面整顿,并且领导起草了《汇报提纲》。不幸,“四人帮”疯狂反扑,掀起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汇报提纲》被批为大毒草,只工作了120天的耀邦同志又被打倒。叶帅此时也被冠以“养病”之名而被夺去了权。
谋中兴大业力劝耀邦
1976年9月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叶帅取得华国锋等同志的支持,作出果断决策,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但是如何治理濒于崩溃的党和国家?叶帅陷入了沉思。他需要获知党内有识之士的见解。除自己与几位老帅频频晤谈,并把邓小平接来西山自己的住处便于商讨外,他还让儿子叶选宁到胡耀邦家去看望和问候。耀邦同志对选宁说:“请你捎几句话给你爸和华主席: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的大好时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叶帅听了选宁回来的报告,赞赏耀邦同志的三条建言,犹如诸葛亮的“隆中三策”,实在是在政治、组织、经济三个方面使党和国家摆脱危机、扭转乾坤的大纲,深以为是。但是他看到华国锋等同志这时正热衷于“继承遗志”、搞“两个凡是”,胡耀邦的话他们不可能听得进去,乃精心谋划中兴之计。他胸有成竹,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先易后难,分步行动。先是一再委婉地劝华国锋及早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以“停止批邓”。同时他竭力向华国锋等人推荐耀邦同志出来工作。好在1962年胡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时华国锋是第二书记,他们两人有过一段很好的合作共事经历,华国锋表示可以不咎胡“右倾翻案风”之错,适当安排工作。可是耀邦同志认为,“两个凡是”盛行,此时无法工作。
叶帅于1977年2月间约耀邦来西山自己的家里,劝导他:“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太重要的部门,他们不放心你去,中央党校要恢复,想让你当常务副校长。”叶帅还寓意深长地说:“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点。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叶帅向中央举荐耀邦同志,支持他首先在中央党校这个舞台上冲破“两个凡是”,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
1977年11月,叶帅在中央几次提出,要解决中组部的问题;并说:喊冤上访的人这么多,要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啊!经过反复商议,华国锋、邓小平(于7月恢复工作)等都同意胡耀邦同志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据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的几年中,在中组部垂先示范下,全国各地共计清理“文革”中发生的案件达30万件之多,复查建国前后的历史遗留案件更达110万件,总计使300多万干部、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纠正,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上千万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长征接力看好耀邦
叶帅是在我们国家进入历史新时期后,第一个着重提出注意选拔年轻干部、重视培养接班人的领导人。此后,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也再三提出要重视干部的年轻化。
叶帅还在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上,一再提出要注意选拔年轻一些的同志参加到中央领导班子中来。他对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政治局增补了63岁的胡耀邦很是高兴。中央工作会议后期,华国锋同志提出要胡耀邦到中央来工作,叶帅早有此意,立即表示赞同。胡耀邦说自己只有领导一个部门的工作经历,恐怕难以胜任重职。叶帅说,数你年轻了,这两年干得也好,站得住,来中央帮助我们分挑一些担子,我们会支持你的。于是中央政治局决定胡任党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并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
为了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在1980年2月举办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并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叶帅在讲话中对耀邦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寄予厚望,并说:中央书记处是党中央的书记处,不是政治局的书记处,也不是中央常委的书记处。书记处处在第一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它的职权和工作范围还应该扩大一些。
在这年11—12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同志要求辞去党中央主席的职务,大家对他进行了批评和帮助。在叶帅和邓小平等同志的举荐下,政治局一致同意,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帅不胜欣慰,实现了他荐举贤能的心愿。历史证明,他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中兴,选了一位优秀领导人。
(据《炎黄春秋》2003年第11期严如平/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