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法治社会，需要准确的法治语言和表述，否则法治效果适得其反。笔者还记得很多年前的单位普法，讲座人一字一顿一神情：公民必须守法，要做一个守法公民。他的神情给我的感觉是威慑。联想到网上说美国移民局有一道针对移民的考题：美国是法治国家，是什么意思。中国人的回答是：公民必须守法。

以上现象显然构成了一种惯性，谈到法、法律或法治，无论权力还是权利，都自觉不自觉地往公民守法这一维度上延伸，这就掩盖了法律对象上另一个更重要的维度，即政府。如果一个社会可以二元为民众与政府，或权利与权力；那么，就守法而言，准确的法律表述是，守法应当是政府而非民众的事，此正如权力必须守法，权利则无须守法，只要不违法即可。

这样的表述可以从宪法层面获得支持。现代文明框架下的宪法，无非是权利与权力签订的一份政治契约。其要义在于，从权利中诞生的权力，是获得了权利的授权，比如人大被授予立法权，国务院被授予行政权，法院被授予司法权。之所以授予，乃是为了让权力有效运作并保障民众的权利，同时也为了防止权力本身对民众权利的侵害。这里不妨看宪法第89条：“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一)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该条所含职权共18项)。这样的宪法语言已经充分说明，守法的责任在政府，政府必须守法，即国务院在此一方向上的权力运作，必须限制在这18条以内，不可越雷池一步，否则即违法。此即“法无授权即禁止”。同样的例子是人大的立法权不得染指行政，国务院的行政权不得插足司法。权力运作，各司其界，这就是守法。这个法当然是授予权力又控制权力的宪法。

那么，在宪法层面上，民众是否需要守法？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宪法本身是保障民众的各种自由，如我国宪法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样的法条，如果转换为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语言，即权力不得立法，侵害国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等。可见，这里守法的对象还是政府而非民众。就民众而言，我不需要遵守保护我的东西，否则逻辑上说不通。当然，如果实在要说守法，那是我们必须守护宪法，以防权力对权利的侵害，毕竟在理论上宪法是权利的保证书。如果说权利防止权力侵害，靠的是宪法，那么权利本身也可以彼此侵害同时危害社会，这就要靠宪法之下的法律如民法和刑法了。它们是用来平衡权利之间的各种关系，同时惩罚一种权利对另一种权利的侵害，包括对社会的侵害。就这些法律而言，民众需要做到的依然不是守法，而是不得违法。比如，守法上网，其对应的行政法规是国务院的《电信管理条例》，这是第57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络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下列内容的信息”。该法规一共9项，这“不得”的9项，正如法规自己所言，是网民不得违反，而非遵守。换言之，在这限制性的9条之外，都是网民的自由，此之谓“法无禁止即自由”。

民众守法还是不违法，其句式一肯定，一否定，也许有人认为小题大做，结果都一样。非也，不同的法律表述必然导致不同的法律结果。守法的游戏规则是“法无授权即禁止”，你必须照着授予你的法律条例去做，在条例之外，没有自由可言。相反，不违法的游戏规则是“法无禁止即自由”，除了禁止的条例，你有充分的自由。因此，作为自由学说的法律，在制度安排上，对政府和民众使用了不同的法律语言和句式。授权政府的法条所以是肯定形态的许可，正在于约束其权力；保障权利的法条之所以是否定形态的排除，正在于排除可能的侵害外，尽可能地开放自由。设若情形倒过来，对民众的权利也用肯定性的表述，让其遵守；哪怕它授予的自由再多，也远远小于条款外未加限制的自由。何况自由和权力不同，权力可以授予，自由则并非权力可以授予。

因此，就守法而言，公民守法，孰若政府守法。法治社会，权力守法尤其必须。这里我们需要警惕我们今天法制语言中的法家身影，公民守法就带有明显的法家意味。在先秦法家那里，法不是保障民众的权利，而是为了统治天下。比如韩非声称“以法为教”，直接把法律视为对民众的规训与惩罚，所以才有民众守法这一说。